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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各方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解决谁掌握主权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对君主制革命的力量的考验。查理一世企图吓倒议会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继续像前11年那样大权独揽，结果反而使得抵抗更加顽强。按照定义，君主对赋税和战争有独断权（241＞）。而议会首先要求军队和所有要塞都应由议会任命的军官来指挥。第二个要求同样否定了国王的独有权威：新授爵的贵族可以被下议院罢免；就连皇家子女的监护人也必须由议会任命。国王不再是君主，甚至连过去的国王还不如，只是一个傀儡罢了。很明显，17世纪中期英国人民的代表向往的是250年后才出现的国家；或往回说，是300年前国王的大理事会刚改名为议会时，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方案如果得以实行本来会形成的国家。那次，人们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到了1640年，皇家统治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在内乱的6年间，给了查理9次保住王位的机会；条件只是要他接受经过一定改动的19条要求。最后一次他同意了，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修改要求，不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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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不像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界线分明。英格兰的邻邦都乱哄哄地参与其中：爱尔兰派兵支持国王；苏格兰人分为两派，两边都有他们的人参加作战，他们参战是出于部族和宗教的原因，不是宪政的原因。议会中长老会教派占大多数，克伦威尔的军队是独立派——清教徒。不时上街抗议的伦敦暴民所属教派不定。开始，国王的军队占了上风，他们最终的落败说明克伦威尔训练出了一支模范军队。但一般印象中留着长发，戴软沿帽的骑士（保王党人）和头发剪短的圆颅党人两军对垒的图景纯属虚构。议会派这边有仍然穿着惯常的“骑士”服装的王公贵族，也有按教规必须蓄长发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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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七杂八的各部分人建立了英伦三岛共和国，共和两个字彼此就可以解释说明[2]。后来共和国变得无法管理，就成立了护国政体，由克伦威尔任护国公。在此期间，查理一世受到审判后被处决，爱尔兰的一场叛乱被残酷镇压下去，苏格兰人得到一定的安抚，显示出强大韧性的议会被清洗，后又恢复，之后再清洗；英国有了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宪法。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人提出了修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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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革命的原因是英国农业落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因而和商人对立起来。若接受这种观点，就必须相信整整一代人争论、布道、出版、痛斥、谴责、坐牢，甚至上断头台，却对自己的真实动机懵然不知，他们自认为的真正动机不过是他们的错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推动他们行动的甚至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他们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是把地震的大地板块理论套用在人的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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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一切想法和态度都包装在宗教的语言中，并援引《圣经》所载的先例作为权威，这使得那个时期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过时的原因。但原因是双重的，虔诚的语言掩盖下的思想按照当今流行的荒谬说法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意思是孕育着未来。分成清教徒、长老教会、独立派的各教派及其领导人是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派。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激烈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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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我以为若不取消一切财产，则无法实现自由。若要确定规则由您颁布，则必须如此规定。否则我想请问士兵们到底在为何而战。他们作战的结果是给自己加上了桎梏，使拥有财富和地产的人更强大，使自己成为永远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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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雷恩博罗上校，议员（16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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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必须迎合一些得到接受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是普遍的福利，或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需要，或是希望增加贸易以创造就业和改善生活——总而言之，是一种物质的实效。清教徒，其中许多人又叫平等派，鼓吹的是权利和条件的平等。军队的官兵要求所有人都过上像样的生活。如果把不可避免的个人行为偏差估计在内，再用现代的措辞来形容而不是界定那时的派别倾向的话，可以说再洗礼派教徒是共产主义者，喧嚣派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掘土派成员是集体主义者，而第五王国派则是期待耶稣二次降临和圣徒绝对统治的空想主义者。还有别的派别，像拒绝对任何人脱帽的公谊会（后称贵格派）的乔治·福克斯和他的信徒也是平均主义者。千年王国的信徒努力要建立新耶路撒冷，即地球上圣徒的王国。家庭主义者效仿圣家庭，宣扬由信仰启发的爱足以维持社会安定——不需要法律或阶层。这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在西方长存——请看1968年鼓吹爱情和平的嬉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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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基督教派发起了向着近似民主的目标的努力，后来它们接受了现状，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它们的革命性。再洗礼教派仍然热衷于政治，虽然不再像在莱顿的约翰领导下那样赞同共产主义和一夫多妻制（＜15）。马格莱顿教派和布朗派这些有着像狄更斯笔下人物名字的团体表明，一个执着的牧师或小册子作家很容易就可以召集起一群向往更美好世界的追随者。所有这些派别都确信，要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就需要对教会和国家的现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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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国家必须放在一起，因为没有人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国家中生活过，对一个方面的改革必然影响到另一个方面。毕竟，整个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福音传道士，他们的信条是要从罗马教廷所规定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后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争取更大自由的要求：为什么要有贵族和上等阶级？既然每个教区都各自独立，选举自己的牧师，那全国人民也应当享受投票这一政治权利。宗教的信条完全可以套用在国家上：如果通过取消教会中的高级教职可以实现接近福音所说的更纯洁的宗教，那么取消社会和政治的上层阶级也可以带来接近福音所描绘的更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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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自己也知道这两者间的类似。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士一世说过，没有主教，国王的位子就坐不久。僧侣阶层通过直接行使它的权威来维持皇家的权威：他们每天都从布道坛上直接向大众宣讲。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在贵族和国民大会的权力被取消后，君主主义才兴旺发达起来。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议会已经习惯于制定法律，而下议院不止一次抵抗过国王。但现在建议实行的改革使这个原来一致反对国王的机构陷于分裂，再加上军队持有激烈的政治观点，结果由多数决定的有秩序的立法方式毁于一旦。本想重建整个国家，却导致了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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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时期的议会史基本上就是上述情况。倒是浩如烟海的小册子显示了那个时期林林总总的富有创意的建设性观点。在一片宣讲经济建议和《圣经》语录的嘈杂声浪中，平民百姓一定难以确定谁是谁非。每个业余思想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专业的则采用西方文化中特有的论辩方式，诉诸各方都承认是真正和有效的东西，那就是尽人皆知的一对矛盾：理性和自然。如先前指出的那样，虽然它们听起来是得到普遍承认并有说服力的价值观（＜69），其实它们不过是看上去比别的理由更坚实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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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理性来鼓吹公民权利的清教徒指出，人的制度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它有具体的目的，由习惯来维持。当它已不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应该更换。习惯只代表某种制度实行时间的久远，是人为强制的，本身并不是理由。无论有意与否，一些清教徒像科学家一样相信经验、结果和用途。用这些测验标准可以谴责任何不合格的现状。当时的大律师爱德华·柯克爵士把“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因此法官不仅要说明他判决的理由，还必须运用理性来解决那些糟糕的案子造成的麻烦。柯克自己就出于理性做过一次手脚，在内战前议会中的一次扭打混乱中他把大宪章抢到了手，那时没人记得里面的内容，于是，他在里面悄悄地加入了13世纪的贵族们从未想过的文献权。（顺便提一句，大宪章的大是指宪章很长，并不意味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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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理性的孪生兄弟，因为两者都是天赋的：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动物，而人发现自然正好用来做推理的对象。自然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模式，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许多清教徒认为可以通过自然了解上帝。在争论根本问题时，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似乎是明明白白的，比如，人人有不受骚扰地生活的权利，需要政府来确保这项权利，人为的法律必须为自然权利服务而不是否定它。如果任何民法违背了自然权利，根据自然法，就可以不服从那项民法，甚至可以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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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记得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并且了解目前关于社会正义内涵的辩论情况，一定会觉得这种推理似曾相识。17世纪产生了关于政体应为何物的两部伟大著作。最著名的由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就这个永无定论的问题确定了一条推理的思路。该书文采斐然，但当时的人却不清楚霍布斯属于哪个阵营。清教徒、长老会和保王党中都有人对他高度赞扬或大加鞭挞。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是，书的头几章等于是关于心理学的专论。很明显，政府必须基于自然，即人的自然天性。但自然的定义一俟确定，政治理论家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是侵略者，人对其他人来说是狼。除非加以控制，否则人和他的同伴们只能过“孤独、贫困、险恶、残酷和短命”的生活。由此推论，政府要强大，法律要严格，执行要有力，这样才可避免人的狼性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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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看到一次次违法犯法的行为如何使英国走上了内战的不归路。内战是残酷的，而且旷日持久。拿起武器“替天行道”的人和决意拯救国王和教会，法律和秩序，传统和财产的人之间不可能妥协。战争中最残酷的不是作战，而是围城；大多数死伤是在那时发生的。围城造成饥饿和瘟疫，城破后经常进行大屠杀，妇孺亦莫能免。在莱斯特，保王党掠杀无度。清教徒在内斯比进行报复，把敌方的随军杂役——仆人、马夫和女佣——任意屠戮。内战开始不久，工匠、牲畜贩子和其他因内战而丧失生计的人就陷入了贫困，乞丐、残疾人和强盗遍地皆是。据计有20万人丧生，占全国人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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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累月目击这情景使人深思起国家和教会应如何组成这个问题。霍布斯认为，只有由一个绝对统治者和立法者领导的国家才真正可行。他的著作《利维坦》的标题和卷首插图显示了书的主题：它是个怪物，身子由国家所有公民的身体组成，上面是个巨大的头颅。大家各自的力量融为一体，和国家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是由不能修改的契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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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霍布斯像是支持君主革命的，人们不禁纳闷为什么保王党不接受他。但实际上他主张的绝对权力是一个统治集团。他并没有说是国王，更别说是等待即位的国王——斯图亚特王子了。下议院的议员因而可以在《利维坦》中找到让议会掌握绝对权力的理由。前文说过，英国现在的政府形式正是如此。它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利维坦，国王只是摆设，如同冰激凌上的一坨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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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著作的创意和远见超越了同时期别的作品，和霍布斯的著作并驾齐驱。它就是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虽然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国，但它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出身贵族的哈林顿从年轻时就赞同共和制度。尽管如此，他却赢得了查理一世的尊敬，但没有得到克伦威尔的器重。《大洋国》在共和国期间印刷了一半就被没收，后来在克伦威尔女儿的推动下才得以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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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共和国的发起人在共和国站稳脚跟后就功成身退。共和国有书面的宪法，立法机构有两院，实行轮换制，总统像后来美国宪法规定的那样，通过全体公民秘密投票间接选举产生。为确保稳定，哈林顿煞费苦心着力说明政治和经济力量必须一致。两者若有对立必出问题，很快就会爆发革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提出了财富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今天的老生常谈，即民主若要诞生和存在，必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两头的穷人和富人则越少越好。故此才有法律上和民众心中对卡特尔、托拉斯和过于庞大的大企业的抵制。它也说明了20世纪间在中欧、东欧、南美和许多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新国家中，民主为何沦为独裁：没有中产阶级就意味着没有通过贸易培养而成的自制力和妥协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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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哈林顿有政治家的头脑，不是只空谈理论。可惜他的观点和名声大多只在专家间流传，但美国是例外；杰斐逊和其他民主党人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受益良多。1660年后，哈林顿因身为共和主义者，又有一个犯弑君罪的表亲而声名扫地。他没有沾上大赦的光，被捕入狱，最后获释时已是身心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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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清教徒政治的要旨，得遍读所有的小册子——终其一生才可能完成。退而求其次的话，可读威廉·哈勒写的《清教徒主义的兴起：通往新耶路撒冷之路》这本书。当时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奇妙的人物，包括热诚的女传道士。我们已经见过了众多参辩者的文学代表弥尔顿。至于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宣传鼓动的积极分子，明显的人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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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李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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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达勒姆一个绅士的儿子，但不知为何在12岁时去了伦敦一家制衣商那里做学徒。在那里，才十几岁的他表现出了他一生反叛现状的性格。他主意很多，并积极宣传。他（24岁时）认定英国教会是反基督的教会，同星室法庭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传播散发颠覆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有反主教教派的威廉·普林的文章——李尔本是威廉·普林的法律助理。李尔本因此被判沿着伦敦的街道边走边被当众鞭打，然后上枷两小时。之后，他被投入监狱，直到他交付罚款5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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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慈悲地赐给我的启示铭记在我的灵魂中，使我刻骨难忘。我一定要把这启示告诉你们，心灵才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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