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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本对民众的演讲（1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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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使他声名大振，成了民众拥戴的人物。在狱中的两年，他撰文抨击时局，还给下议院写了多份内容详细的请愿书。有一次，下议院接到他的请愿书时正值克伦威尔做第一次有记录的讲话，讲话中对李尔本的要求表示支持。结果李尔本获释，并得到3000英镑的赔偿。受到星室法庭的迫害成了他意见正确的证明。后来李尔本参军入伍，被保王党军队俘虏，作为叛乱分子受到审判，若非议会威胁报复，差一点儿被保王党处决。通过交换战俘，他又回到战场上，升至中校官阶。他仍不满意，因为军队里温和的长老会教徒太多，不合他这个激进清教徒的口味。于是，他辞职退伍，又向议会提交请愿，要求归还他的欠饷。这件事很难做到。其间，他对议长和议员大加谩骂，结果再次入狱，3个月后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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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成了平等派，对个人对机构都一律提出要求，进行指控。1647年，李尔本攻击克伦威尔，被关入伦敦塔，但又再次释放。他属于那种罕见的幸运儿，一次又一次地把头伸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居然每次都能全身而退，最终得以寿终正寝。他坐牢越坐越勇。他写的《一部分人民对共和国的忧虑》这类小册子人身攻击的色彩越来越浓。他的《英格兰新锁链的发现》（分两部分）把自己和四个追随者比作“五条小猎犬围猎狐狸，把它们从纽马克特和特里普洛赶到威斯敏斯特”，那是议会所在地。他说克伦威尔和他的助手是狐狸，说他们的胡作非为危及军队和共和国，英国在国务委员会的统治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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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谩骂使李尔本再次被关入伦敦塔，对他以煽动罪和诽谤罪进行审判后却又宣告他无罪。然后，他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种自由：垄断财团和特许公司享受的特权太多；贸易必须自由。这里的推理又是以《圣经》为据的——按才行赏的寓言必须实行。《圣经》的话不可辩驳，所以他没有因此而坐牢。但是李尔本接下来攻击了一个强大的行会，因为他认为它对他的叔父乔治不公平。此举招来了大祸，比他对克伦威尔和议会的所有攻击产生的后果都更严重。他被罚款7000英镑，并被逐出共和国，若敢回来即以死罪论处。这是1652年的事。1653年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荷兰，当时那里是政治难民和其他难民的庇护所，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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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并没有选择很多富人或聪明人，他选择的是傻子、笨伯和为世界所鄙视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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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本（1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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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的李尔本再次坐上被告席，经过特别漫长的审判之后被无罪开释。他成了伦敦百姓心目中的圣徒和英雄。同时政府决定“为了国家的安宁”继续监禁他，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抬举吧。他在英吉利海峡南部的群岛间被押来送去，辗转一段后定监在多佛尔，慢慢平静下来，最后获得了自由。他转而成为贵格教这一最温和的教派的牧师，直到43岁那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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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本应给予李尔本更大的光荣。他早在17世纪中期就撰文宣扬人的权利，并为这种权利的实现而大声疾呼。他的理念使18世纪的理论家因之流芳百世，他的行为已成为直至今日革命者的一贯政策。他为之所累的是虽然他有时提到自然法则，但是他的论述通篇都是《圣经》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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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清教徒撰写的小册子也宣传李尔本思想的不同的部分。许多人呼吁建立人民共和，实现全民投票，废除等级和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自由贸易，更好地分配财产，但没什么人提倡宽容。也正因为所提出的目标都以《圣经》为据，结果清教徒政治思想的实质反而被掩盖了。后来不笃信宗教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认为是亚当·斯密的著作提出了自由贸易的思想，而不是李尔本的理论和《圣经》论才行赏的譬喻。通常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思想归功于约翰·洛克，其实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再洗礼派牧师提出的。这个牧师引用圣徒保罗的话说，“神不偏待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分别。”还有人坚持说上帝的降福是慷慨的，一切人都可得到恩典，正如一切人都有一份亚当的原罪。因此上等的地位是没有道理的，唯一上等的是精神。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对自由的吁求似乎也不真诚，因为许多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包括克伦威尔在内，都相信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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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谅解和同情的缺乏标志着近代的一个分水岭。时间恰恰是在这500年的中间，1750年前后。当然，宗教并未随着清教徒一起消失，但是科学的进步使得自然日益取代神的启示成为令人信服的真理之源。上帝光荣退休了，他的著作（如果谁还记得它们的作者的话）成了人们关于社会和国家进行理性辩论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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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传道，粗工祈祷，魔鬼在地狱里欢呼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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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164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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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不仅内部争吵不休，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那些捍卫整套旧制度的人，其中著名的是圣公会的发言人。这些极端保守派讥笑清教徒极尽虔诚，忧国忧民，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们特别嘲笑这群乌合之众关于《圣经》大谈大写，假充博学之士。其中最生动的讽刺家是约翰·泰勒，人称“水上诗人”，因为他曾在泰晤士河上作过船上的桨手，他最出名的一次壮举是划着一条用粗包装纸做成的小船沿河逆流而上。与他作品相似的塞缪尔·勃特勒所著喜剧史诗《休迪布拉斯》逗得复辟的查理二世的宫廷上下乐不可支（355＞），而泰勒的诗比勃特勒的作品早了整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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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世界上只剩下约翰·李尔本一个人，约翰也会同李尔本争吵，李尔本也会同约翰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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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马滕，平等派教徒，弑君者（年月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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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道德的自我意识，谈到它即引起容忍这个问题。良知寓意着个人主义，而行使个人主义就总有可能产生异见。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清教徒留下的自由思想的遗产帮我们加深了对迫害的理解，甚至几乎对它产生了同情，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对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表示同情一样（769＞）。清教徒作为个人，作为不同的教派，彼此恨不得一口吞掉而后快。李尔本代表的正是这种普遍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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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和迫害的内在理由是什么呢？个人的良知愈强烈，对人的，包括自己的，信仰和行为的评判就愈尖刻。对他人的信仰和道德的怀疑与“热爱真理，痛恨罪孽”的强烈程度是成正比的。稍稍偏离绝对正统便是大逆不道，距必须讨伐的异教徒只有一步之遥。对那些信仰出于理智又发自肺腑的人来说，异教徒威胁着他人的灵魂。如果犯错的羊不肯悔改，他或她就成为造成别人犯错的根源（20世纪的科学家就是以此为理由迫使出版商停止出版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并解雇其编辑的，因为作者把天体演化学中的重大谬误作为科学发表出来。后来有些谬误证明是事实）。过去的异教徒还算是受了魔鬼的引诱，因而必须予以拯救。今天，为保全公司的利益，对揭发工作场所中弄虚作假的所谓吹哨子的人同样进行迫害，干脆连归咎于魔鬼这道手续也免了。换言之，宗教迫害是一种卫生措施，可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因为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实行这种卫生措施就愈加必要。既然上帝要他的信徒捍卫他启示的每一个细节，迫害就成了一种责任，也是抵抗精神入侵的自我防御，它是宗教战争的国内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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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一旦得到积极推行，就成为圣战式的运动，正如我们这个世纪宗教和政治的极端主义。若因原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压制思想自由就说他们反理性则大错特错。其实正相反，像所有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一样，他们理性得太过分了，他们解释文字就像法官解释法规一样严格。在苏维埃时代的苏联，偏离主义分子（西方也学会了这个词）只因与马克思或列宁某句话的意思稍有偏差便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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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今的圣书是政治性的，不是宗教性的。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来自由和科学思想流传甚广的国家的政府会采取超自然的宗教才解释得通的方法。极端的意见多样性使一些人不安，因为这和他们的思想相抵触。持这种不满的人以道德或国家统一这种绝对观念为名来反对多元化。按照思想自由的原则，对思想自由的反对也必须容忍，因而造成方向不明，只有独裁者才可提供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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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独裁者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有如此强大的镇压手段，却连一点点不同的意见也害怕。无心的一句话、不合时宜的一个笑话都足以用来证明大逆不道。当今的“政治正确性”也是同一个道理，不过迄今为止惩罚还算轻，包括羞辱、解雇和再不能重操旧业。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意味着迫害者对思想的力量深信不疑，哪怕只是随口说出的话。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事情的真正原因都是物质的这一信条如何协调并不清楚。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反而更知道什么是有害的，为什么有害。无论如何，今天世界各地的政府仍然为了维持一致性而保留着死刑和流放的刑罚。社会集团的热情曾帮助君主组成最终是多元化的民族国家，在经过反殖民主义战争后获得解放的200来个新生国家中，这种热情却丝毫没有得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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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给我们，剑与火、流放和迫害不仅解决不了我们的弊病，反而会使其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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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塞勒·德·图《世界历史》（16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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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宽容的权利在我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用语。国家必须确定某种标准，否则就会被迫接受任何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骇人听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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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的宽容唯一真正的理由是用迫害的办法禁止不了异端邪说，除非直接宣战或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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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桌边谈》（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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