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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理性的孪生兄弟，因为两者都是天赋的：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动物，而人发现自然正好用来做推理的对象。自然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模式，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许多清教徒认为可以通过自然了解上帝。在争论根本问题时，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似乎是明明白白的，比如，人人有不受骚扰地生活的权利，需要政府来确保这项权利，人为的法律必须为自然权利服务而不是否定它。如果任何民法违背了自然权利，根据自然法，就可以不服从那项民法，甚至可以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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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记得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并且了解目前关于社会正义内涵的辩论情况，一定会觉得这种推理似曾相识。17世纪产生了关于政体应为何物的两部伟大著作。最著名的由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就这个永无定论的问题确定了一条推理的思路。该书文采斐然，但当时的人却不清楚霍布斯属于哪个阵营。清教徒、长老会和保王党中都有人对他高度赞扬或大加鞭挞。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是，书的头几章等于是关于心理学的专论。很明显，政府必须基于自然，即人的自然天性。但自然的定义一俟确定，政治理论家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是侵略者，人对其他人来说是狼。除非加以控制，否则人和他的同伴们只能过“孤独、贫困、险恶、残酷和短命”的生活。由此推论，政府要强大，法律要严格，执行要有力，这样才可避免人的狼性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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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看到一次次违法犯法的行为如何使英国走上了内战的不归路。内战是残酷的，而且旷日持久。拿起武器“替天行道”的人和决意拯救国王和教会，法律和秩序，传统和财产的人之间不可能妥协。战争中最残酷的不是作战，而是围城；大多数死伤是在那时发生的。围城造成饥饿和瘟疫，城破后经常进行大屠杀，妇孺亦莫能免。在莱斯特，保王党掠杀无度。清教徒在内斯比进行报复，把敌方的随军杂役——仆人、马夫和女佣——任意屠戮。内战开始不久，工匠、牲畜贩子和其他因内战而丧失生计的人就陷入了贫困，乞丐、残疾人和强盗遍地皆是。据计有20万人丧生，占全国人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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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累月目击这情景使人深思起国家和教会应如何组成这个问题。霍布斯认为，只有由一个绝对统治者和立法者领导的国家才真正可行。他的著作《利维坦》的标题和卷首插图显示了书的主题：它是个怪物，身子由国家所有公民的身体组成，上面是个巨大的头颅。大家各自的力量融为一体，和国家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是由不能修改的契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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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霍布斯像是支持君主革命的，人们不禁纳闷为什么保王党不接受他。但实际上他主张的绝对权力是一个统治集团。他并没有说是国王，更别说是等待即位的国王——斯图亚特王子了。下议院的议员因而可以在《利维坦》中找到让议会掌握绝对权力的理由。前文说过，英国现在的政府形式正是如此。它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利维坦，国王只是摆设，如同冰激凌上的一坨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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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著作的创意和远见超越了同时期别的作品，和霍布斯的著作并驾齐驱。它就是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虽然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国，但它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出身贵族的哈林顿从年轻时就赞同共和制度。尽管如此，他却赢得了查理一世的尊敬，但没有得到克伦威尔的器重。《大洋国》在共和国期间印刷了一半就被没收，后来在克伦威尔女儿的推动下才得以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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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共和国的发起人在共和国站稳脚跟后就功成身退。共和国有书面的宪法，立法机构有两院，实行轮换制，总统像后来美国宪法规定的那样，通过全体公民秘密投票间接选举产生。为确保稳定，哈林顿煞费苦心着力说明政治和经济力量必须一致。两者若有对立必出问题，很快就会爆发革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也提出了财富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今天的老生常谈，即民主若要诞生和存在，必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两头的穷人和富人则越少越好。故此才有法律上和民众心中对卡特尔、托拉斯和过于庞大的大企业的抵制。它也说明了20世纪间在中欧、东欧、南美和许多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新国家中，民主为何沦为独裁：没有中产阶级就意味着没有通过贸易培养而成的自制力和妥协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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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哈林顿有政治家的头脑，不是只空谈理论。可惜他的观点和名声大多只在专家间流传，但美国是例外；杰斐逊和其他民主党人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受益良多。1660年后，哈林顿因身为共和主义者，又有一个犯弑君罪的表亲而声名扫地。他没有沾上大赦的光，被捕入狱，最后获释时已是身心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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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清教徒政治的要旨，得遍读所有的小册子——终其一生才可能完成。退而求其次的话，可读威廉·哈勒写的《清教徒主义的兴起：通往新耶路撒冷之路》这本书。当时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奇妙的人物，包括热诚的女传道士。我们已经见过了众多参辩者的文学代表弥尔顿。至于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宣传鼓动的积极分子，明显的人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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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李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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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达勒姆一个绅士的儿子，但不知为何在12岁时去了伦敦一家制衣商那里做学徒。在那里，才十几岁的他表现出了他一生反叛现状的性格。他主意很多，并积极宣传。他（24岁时）认定英国教会是反基督的教会，同星室法庭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传播散发颠覆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有反主教教派的威廉·普林的文章——李尔本是威廉·普林的法律助理。李尔本因此被判沿着伦敦的街道边走边被当众鞭打，然后上枷两小时。之后，他被投入监狱，直到他交付罚款5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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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慈悲地赐给我的启示铭记在我的灵魂中，使我刻骨难忘。我一定要把这启示告诉你们，心灵才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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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本对民众的演讲（1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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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使他声名大振，成了民众拥戴的人物。在狱中的两年，他撰文抨击时局，还给下议院写了多份内容详细的请愿书。有一次，下议院接到他的请愿书时正值克伦威尔做第一次有记录的讲话，讲话中对李尔本的要求表示支持。结果李尔本获释，并得到3000英镑的赔偿。受到星室法庭的迫害成了他意见正确的证明。后来李尔本参军入伍，被保王党军队俘虏，作为叛乱分子受到审判，若非议会威胁报复，差一点儿被保王党处决。通过交换战俘，他又回到战场上，升至中校官阶。他仍不满意，因为军队里温和的长老会教徒太多，不合他这个激进清教徒的口味。于是，他辞职退伍，又向议会提交请愿，要求归还他的欠饷。这件事很难做到。其间，他对议长和议员大加谩骂，结果再次入狱，3个月后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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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成了平等派，对个人对机构都一律提出要求，进行指控。1647年，李尔本攻击克伦威尔，被关入伦敦塔，但又再次释放。他属于那种罕见的幸运儿，一次又一次地把头伸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居然每次都能全身而退，最终得以寿终正寝。他坐牢越坐越勇。他写的《一部分人民对共和国的忧虑》这类小册子人身攻击的色彩越来越浓。他的《英格兰新锁链的发现》（分两部分）把自己和四个追随者比作“五条小猎犬围猎狐狸，把它们从纽马克特和特里普洛赶到威斯敏斯特”，那是议会所在地。他说克伦威尔和他的助手是狐狸，说他们的胡作非为危及军队和共和国，英国在国务委员会的统治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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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谩骂使李尔本再次被关入伦敦塔，对他以煽动罪和诽谤罪进行审判后却又宣告他无罪。然后，他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种自由：垄断财团和特许公司享受的特权太多；贸易必须自由。这里的推理又是以《圣经》为据的——按才行赏的寓言必须实行。《圣经》的话不可辩驳，所以他没有因此而坐牢。但是李尔本接下来攻击了一个强大的行会，因为他认为它对他的叔父乔治不公平。此举招来了大祸，比他对克伦威尔和议会的所有攻击产生的后果都更严重。他被罚款7000英镑，并被逐出共和国，若敢回来即以死罪论处。这是1652年的事。1653年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荷兰，当时那里是政治难民和其他难民的庇护所，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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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并没有选择很多富人或聪明人，他选择的是傻子、笨伯和为世界所鄙视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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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本（1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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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的李尔本再次坐上被告席，经过特别漫长的审判之后被无罪开释。他成了伦敦百姓心目中的圣徒和英雄。同时政府决定“为了国家的安宁”继续监禁他，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抬举吧。他在英吉利海峡南部的群岛间被押来送去，辗转一段后定监在多佛尔，慢慢平静下来，最后获得了自由。他转而成为贵格教这一最温和的教派的牧师，直到43岁那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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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本应给予李尔本更大的光荣。他早在17世纪中期就撰文宣扬人的权利，并为这种权利的实现而大声疾呼。他的理念使18世纪的理论家因之流芳百世，他的行为已成为直至今日革命者的一贯政策。他为之所累的是虽然他有时提到自然法则，但是他的论述通篇都是《圣经》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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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清教徒撰写的小册子也宣传李尔本思想的不同的部分。许多人呼吁建立人民共和，实现全民投票，废除等级和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自由贸易，更好地分配财产，但没什么人提倡宽容。也正因为所提出的目标都以《圣经》为据，结果清教徒政治思想的实质反而被掩盖了。后来不笃信宗教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认为是亚当·斯密的著作提出了自由贸易的思想，而不是李尔本的理论和《圣经》论才行赏的譬喻。通常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思想归功于约翰·洛克，其实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再洗礼派牧师提出的。这个牧师引用圣徒保罗的话说，“神不偏待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分别。”还有人坚持说上帝的降福是慷慨的，一切人都可得到恩典，正如一切人都有一份亚当的原罪。因此上等的地位是没有道理的，唯一上等的是精神。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对自由的吁求似乎也不真诚，因为许多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包括克伦威尔在内，都相信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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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谅解和同情的缺乏标志着近代的一个分水岭。时间恰恰是在这500年的中间，1750年前后。当然，宗教并未随着清教徒一起消失，但是科学的进步使得自然日益取代神的启示成为令人信服的真理之源。上帝光荣退休了，他的著作（如果谁还记得它们的作者的话）成了人们关于社会和国家进行理性辩论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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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传道，粗工祈祷，魔鬼在地狱里欢呼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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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164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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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不仅内部争吵不休，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那些捍卫整套旧制度的人，其中著名的是圣公会的发言人。这些极端保守派讥笑清教徒极尽虔诚，忧国忧民，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们特别嘲笑这群乌合之众关于《圣经》大谈大写，假充博学之士。其中最生动的讽刺家是约翰·泰勒，人称“水上诗人”，因为他曾在泰晤士河上作过船上的桨手，他最出名的一次壮举是划着一条用粗包装纸做成的小船沿河逆流而上。与他作品相似的塞缪尔·勃特勒所著喜剧史诗《休迪布拉斯》逗得复辟的查理二世的宫廷上下乐不可支（355＞），而泰勒的诗比勃特勒的作品早了整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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