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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世界上只剩下约翰·李尔本一个人，约翰也会同李尔本争吵，李尔本也会同约翰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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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马滕，平等派教徒，弑君者（年月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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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道德的自我意识，谈到它即引起容忍这个问题。良知寓意着个人主义，而行使个人主义就总有可能产生异见。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清教徒留下的自由思想的遗产帮我们加深了对迫害的理解，甚至几乎对它产生了同情，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对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表示同情一样（769＞）。清教徒作为个人，作为不同的教派，彼此恨不得一口吞掉而后快。李尔本代表的正是这种普遍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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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和迫害的内在理由是什么呢？个人的良知愈强烈，对人的，包括自己的，信仰和行为的评判就愈尖刻。对他人的信仰和道德的怀疑与“热爱真理，痛恨罪孽”的强烈程度是成正比的。稍稍偏离绝对正统便是大逆不道，距必须讨伐的异教徒只有一步之遥。对那些信仰出于理智又发自肺腑的人来说，异教徒威胁着他人的灵魂。如果犯错的羊不肯悔改，他或她就成为造成别人犯错的根源（20世纪的科学家就是以此为理由迫使出版商停止出版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并解雇其编辑的，因为作者把天体演化学中的重大谬误作为科学发表出来。后来有些谬误证明是事实）。过去的异教徒还算是受了魔鬼的引诱，因而必须予以拯救。今天，为保全公司的利益，对揭发工作场所中弄虚作假的所谓吹哨子的人同样进行迫害，干脆连归咎于魔鬼这道手续也免了。换言之，宗教迫害是一种卫生措施，可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因为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实行这种卫生措施就愈加必要。既然上帝要他的信徒捍卫他启示的每一个细节，迫害就成了一种责任，也是抵抗精神入侵的自我防御，它是宗教战争的国内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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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一旦得到积极推行，就成为圣战式的运动，正如我们这个世纪宗教和政治的极端主义。若因原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压制思想自由就说他们反理性则大错特错。其实正相反，像所有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一样，他们理性得太过分了，他们解释文字就像法官解释法规一样严格。在苏维埃时代的苏联，偏离主义分子（西方也学会了这个词）只因与马克思或列宁某句话的意思稍有偏差便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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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今的圣书是政治性的，不是宗教性的。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来自由和科学思想流传甚广的国家的政府会采取超自然的宗教才解释得通的方法。极端的意见多样性使一些人不安，因为这和他们的思想相抵触。持这种不满的人以道德或国家统一这种绝对观念为名来反对多元化。按照思想自由的原则，对思想自由的反对也必须容忍，因而造成方向不明，只有独裁者才可提供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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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独裁者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有如此强大的镇压手段，却连一点点不同的意见也害怕。无心的一句话、不合时宜的一个笑话都足以用来证明大逆不道。当今的“政治正确性”也是同一个道理，不过迄今为止惩罚还算轻，包括羞辱、解雇和再不能重操旧业。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意味着迫害者对思想的力量深信不疑，哪怕只是随口说出的话。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事情的真正原因都是物质的这一信条如何协调并不清楚。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反而更知道什么是有害的，为什么有害。无论如何，今天世界各地的政府仍然为了维持一致性而保留着死刑和流放的刑罚。社会集团的热情曾帮助君主组成最终是多元化的民族国家，在经过反殖民主义战争后获得解放的200来个新生国家中，这种热情却丝毫没有得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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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给我们，剑与火、流放和迫害不仅解决不了我们的弊病，反而会使其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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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塞勒·德·图《世界历史》（16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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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宽容的权利在我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用语。国家必须确定某种标准，否则就会被迫接受任何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骇人听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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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的宽容唯一真正的理由是用迫害的办法禁止不了异端邪说，除非直接宣战或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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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桌边谈》（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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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国成功，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必须把地方的爱国热情转变为民族自豪感，变为一种归属于一个人数众多、特征鲜明的群体的满足感。作为世俗的制度，民族国家追求的是团结，不是先前宗教要求的绝对一致——战争期间除外。但是君主作为被上帝选定的人需要宗教的认可并有责任弘扬宗教，因此他帮助官方教会迫害或至少歧视异见者。这样的政策加剧了他本想防止的分裂。有头脑的观察家注意到迫害反而加强了不同意见，也和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他们提倡实现一种更平顺的团结，这种团结（他们说）是无法通过镇压实现的；所以他们呼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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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迫害和宽容都不能确保达到预期的结果。宽容不能保证社会和平，迫害也许更为有效。镇压扫除了14世纪英国的罗拉德派、法国的阿尔比派，还有捷克的胡斯运动，结果它们所倡导的改革直到两个世纪后才在路德的时代得到实现。至于宽容，它是宗教信徒永久的痛。他们把它看作政府缺乏道德权威的表现。与此同时，主张政教分开的人不断地同这些“宗教偏执者”作斗争，借法律的力量把他们排除在学校之外，通过舆论的压力不准他们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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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若产生不了行动自由，那还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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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论废除基督教》（17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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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我们衷心铭感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宽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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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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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允许言论自由——没有逻辑上的限制。它适用于宗教仪式，既包括言辞也包括行为。但焚烧国旗是否也在宽容之列呢？美国的法律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台上演出大多数人认为是淫秽的动作呢？或者为了祭祀而牺牲动物？在这样的问题面前，理智退避三舍，哑口无言。这还不算，事实迫使我们把宽容这种对世俗国家有用的公共政策和容忍这种罕见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个人心态区分开来。这种心态被讥为“温吞水”（lukewarm）、“宗教自由主义”（latitudinarian）、“老底嘉人”（Laodicean）、“没有原则”（lacking in principle），似乎以1开头的词就是用来做这样的指责的。人的心智是专横的，尽管偶尔敷衍一句“我可能搞错了”，其实所有人都像狼獾保护幼仔一样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可以辩解说，一切社会进步都取决于积极地推动正确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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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创新者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无礼、吵闹、桀骜不驯，如李尔本、塞尔维特、罗杰·培根、乔治·福克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们中间有圣徒、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技巧和情理，忠诚和公平不是他们的擅长，难怪迫害他们的人感到双重的气愤，一是对他们鼓吹的异端邪说，二是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本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倡导宽容，自己也身体力行的人士的性格和生涯特别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他也是个忠诚的清教徒，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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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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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平和思想使人想到尤里乌斯·恺撒——不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个使共和主义者恐惧憎恨的恺撒，而是中年从军，战功卓著，大展军事权威还国人以安定的恺撒。他们两人都被劝进为君王，两人都予以拒绝，而他们治下的人民也拒绝团结一致，因而使他们发明的政体无法成功运作；只是靠着领导人的军事力量和统治技巧才维持了社会安定。领导人一死——恺撒死于暗杀，克伦威尔死于自然原因——改善了的新制度随即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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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军人政治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仁慈——人们常常对此感到意外。这种化敌为友，为我所用的襟怀正是政治家最突出的标志：他明白他要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不是他自己的同志和好友。仅是政客的话就会在口头上空谈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维护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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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教徒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政治目的以及这些反叛分子的激进所引起的保王党人和圣公会教会的仇恨，任何愿意并能够统治英国的人必须有非凡的才能。这些才能在克伦威尔身上孕育开花了。他本是个家境小康的乡绅，不希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老师碰巧是清教徒，他在剑桥就读的学院以其清教徒倾向而著称。年轻的克伦威尔在学业上并不特别出色，不过据说数学较好，酷爱历史，最喜欢罗利的《世界史》。他要儿子理查德学好这两门学问，因为“它们适用于公共服务这一我们注定要献身于斯的事业”（即使理查德听从了他的劝告，这个劝告在他接手父亲的权位后也没有多大帮助。他被推翻了。后来小酒馆用他做招牌，称他为“滚跌下来的迪克”，于是他因此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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