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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创新者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无礼、吵闹、桀骜不驯，如李尔本、塞尔维特、罗杰·培根、乔治·福克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们中间有圣徒、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技巧和情理，忠诚和公平不是他们的擅长，难怪迫害他们的人感到双重的气愤，一是对他们鼓吹的异端邪说，二是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本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倡导宽容，自己也身体力行的人士的性格和生涯特别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他也是个忠诚的清教徒，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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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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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平和思想使人想到尤里乌斯·恺撒——不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个使共和主义者恐惧憎恨的恺撒，而是中年从军，战功卓著，大展军事权威还国人以安定的恺撒。他们两人都被劝进为君王，两人都予以拒绝，而他们治下的人民也拒绝团结一致，因而使他们发明的政体无法成功运作；只是靠着领导人的军事力量和统治技巧才维持了社会安定。领导人一死——恺撒死于暗杀，克伦威尔死于自然原因——改善了的新制度随即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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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军人政治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仁慈——人们常常对此感到意外。这种化敌为友，为我所用的襟怀正是政治家最突出的标志：他明白他要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不是他自己的同志和好友。仅是政客的话就会在口头上空谈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维护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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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教徒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政治目的以及这些反叛分子的激进所引起的保王党人和圣公会教会的仇恨，任何愿意并能够统治英国的人必须有非凡的才能。这些才能在克伦威尔身上孕育开花了。他本是个家境小康的乡绅，不希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老师碰巧是清教徒，他在剑桥就读的学院以其清教徒倾向而著称。年轻的克伦威尔在学业上并不特别出色，不过据说数学较好，酷爱历史，最喜欢罗利的《世界史》。他要儿子理查德学好这两门学问，因为“它们适用于公共服务这一我们注定要献身于斯的事业”（即使理查德听从了他的劝告，这个劝告在他接手父亲的权位后也没有多大帮助。他被推翻了。后来小酒馆用他做招牌，称他为“滚跌下来的迪克”，于是他因此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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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并未起始即缜密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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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目标之崇高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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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在自己的田地里勤恳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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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强壮的筋骨，健全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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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马韦尔《奥列弗·克伦威尔颂》（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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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同伊丽莎白·布希耶的婚姻非常幸福。她写给他的信中说：“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一半。”他在信中写道：“你比什么都可爱。”他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他继承的土地上务农。尽管经营有方，收入却很微薄，然而邻居们还是推举他做他们的议会代表。那时议会刚开始因未经法律授权的“船税”和其他滥用王权的行为与国王争执不下。虽然查理一世批准了议会的权利请愿书，放弃了一部分权力，但他接下来撇开议会独断统治达11年之久，议会争取来的权利也因此而作废。那10年间克伦威尔的生活不得而知，大概在务农，直到他卖出了田地，租借了附近的一片放牧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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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十年战争”正处于瑞典时期（＜177）。克伦威尔同别人一样，为欧洲的新教因此而遭受的打击而焦虑不安。他一定研读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兵法，因为他后来带兵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但在打仗的念头出现之前，他就以一些小姿态表示了对王权的抵抗。他拒绝参加被授爵的仪式，因此被罚款10英镑；在他的地方同僚想干涉穷人使用公用地的权利时，他挺身而出予以抵制。克伦威尔因此被捕，经审判后获释，后来与打击他的市长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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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信的传言说，克伦威尔一度打算移民新英格兰。祖国在国王上一任首相的治理下似乎在向着永远镇压良知的方向发展。除了外困，还有内忧；他完全皈依了加尔文教派，接着像后来的班扬一样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他被这样一个念头折磨着：我有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使我信仰得当，走上救赎之路（＜6）。克伦威尔和班扬同自路德以来的许多人一样，都自认是“罪孽深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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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这种道德自我意识的困扰因感到获得了上帝的恩典而得到纾解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把事态的发展看成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清教徒可以认为国王和贵族被推翻是上帝的意志。神意和宿命一样，解除了个人的责任。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科学和心理决定论解除了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包括犯罪，所负的责任。不过，20世纪的人没有经历克伦威尔和班扬那个时代的痛苦，除了仍然折磨着许多人的无来由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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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曾生活在蒙昧之中，喜欢黑暗，憎恨光明。我曾仇恨敬神，然而神却降我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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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给表亲圣约翰夫人（1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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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国家选用人才时不在乎他们的意见；他们只要愿意为国服务就已足够。我曾劝告您要容忍想法与您不同的人。对与您只是宗教意见不合，但别无不是的人切勿过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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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给克劳福德少将（16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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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的士兵心怀虔诚，坚信上帝在他们一边。但克伦威尔并非一般的信徒，他虽然相信“信仰会克服一切困难”，但也深知“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把仅仅是肉体的想象和肉体的推理认作信仰”。肉体一词在当时指人性的、容易犯错的。人们都记得他当时如何恳请对手考虑他们可能犯了错误（＜134）。克伦威尔意识到人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更加强了他的政治包容感。他发现手下有些军官以宗教标准来指导军事，结果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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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希望——我祈祷——我期盼着——敬神的人们之间团结互谅——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基督教徒、长老会教徒、再洗礼教徒和所有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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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苏格兰宗教战争后（16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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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无论在军队之内还是之外，都无法消除。克伦威尔的容忍当然并不完全。从来没有也不应有完全的容忍，最宽容的胸怀也不能容忍残酷；最自由的国家也要惩治煽动暴乱和叛国的行为。在英国，除少数天主教徒外，大多数人都认为罗马教会不可容忍。罗马天主教不仅是迷信，还是一个对英格兰和它的信仰怀有敌意的世界的权力所在。天主教国家——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常常在教皇的怂恿下不断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阴谋策划，企图入侵英格兰或引诱斯图亚特王室的国王皈依天主教。英国反天主教的情绪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本质上和20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无多大区别。两者的戒惧都是半有道理，半为夸大。克伦威尔残酷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也是部分出于对外政策，部分出于英格兰人一贯对爱尔兰人的蔑视，不过这并未影响到他提倡宽容的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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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统治下，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的处境比之前稍有好转。1654年，他本想赦免一位因热情传教而被处死的天主教神父。克伦威尔不是个残忍的暴君，也不是传说中气量狭小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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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策给英国带来了繁荣：他颁布“航海法令”，增加了英国的航运贸易；他赞同建立殖民地，推动殖民活动，因此可以称为大英帝国的创始人。这些行动引起了与荷兰人的一场贸易战。荷兰人的舰队虽然指挥得力，还是败在当时英国的海军英雄罗伯特·布莱克手下。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留下的传统，英国海军在加的斯附近抢夺西班牙的运宝船，把地中海的海盗扫荡干净（劳埃德保险社报告说今天这些海盗的徒子徒孙在远东的海域很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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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上，克伦威尔促成新教国家联盟的努力像其他的大联盟一样以失败告终（299＞）。各民族国家很少认为它们的利益始终一致，然而克伦威尔的观点是放眼全球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眷顾广于这三国所有人。”三国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当时它们由共同立法连为一体。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这个联合也随之瓦解。那年，克伦威尔59岁，在爱尔兰感染了疟疾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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