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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王有众多昂贵的娱乐活动，但仍占不满一天中的每一刻。余下的时间用来做两件事：赌博和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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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是理想的消磨时间的玩意儿，也是不必劳动肌肉即可令人兴奋的办法，自然大受欢迎。凡尔赛宫的用的赌具是纸牌和骰子（尤其是玩双陆即巴加门的时候），全然不知赌博产生的文化副产品：帕斯卡在做学问之余喜好此道，它引导他研究了概率论，后又提出信神的“赌注”（＜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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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愁温饱、不必劳作的人自然会感到一种躁动，而这躁动又不可避免地发泄为男女之间的情事。正因为此，修道士和修女为保持童贞，把“劳作”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但宫廷里的男女偷情如果只是像普通人所做的——寻找性机会和性满足，那就会变得索然无味。男女廷臣把从身体到言谈的一切都装扮修饰起来，性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做爱是一种礼仪，包括策略的手法、渐进的阶段、大功告成和事后撤退。这解释了为什么拉罗什富科有一句箴言说，如果没听说过爱就不会爱（350＞）。显然，性冲动不必事先知道即可自然产生；这种纯粹的渴望把它同爱区分开来，爱是一个时期为了粉饰性欲而想象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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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凡尔赛的男女都是聪敏而体贴的情人，把偷情升华成了艺术。不过，他们许多人确实与今天据守在酒吧等待寻找对象的“单身”人士大不相同。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那些廷臣的机会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这使得他们永远谈吐优雅，修饰得体，大家都在情欲的伊甸园里摆出优美的姿势。已婚不成其为障碍，因为婚姻几乎全是纯物质利益的结合。但在违背正式的婚姻誓约时要低调而得体。同样，在结束外遇关系时也须如此。有的婚外关系甚至成为一生的联系，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哪些男女走到了一起尽人皆知，其中细节还通过信件和回忆录流传给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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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对这种仪式不屑一顾的是国王本人。在这方面，他倒是事必躬亲，他的历任情妇都是无须用任何手段就得到的。有的是自己送上门来，而且任何人只要被召就只能服从。不像现在，公共人物的绯闻泄露出来别人才能得知，而且一旦泄露，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会大大下降。在17世纪，君王的情事反而是他的崇高地位和活力的象征——他的二体在此一并得到体现。保持秘密很难做到，可能可以保持一小段时间，然后就可能得到正式情妇（matresse en titre）的头衔并公之于众。若想知道谁是国王的情妇，一个可靠的迹象是看哪些人常常得到封赏——他们肯定是情妇的亲戚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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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受国王宠幸的女人采用了现代时期罕见的办法来赢得她的地位。从巴黎到奥尔良的途中有一座城堡，一位名叫吉堡的神父间或在那里的小教堂主持仪式。他主持的是一种奇特的宗教仪式。17世纪中期的某一天，在那个小教堂覆盖着黑布的圣坛上躺着一位20来岁的半裸体女人。神父把圣餐杯放在那女人的腹部，开始吟诵崇拜撒旦的魔鬼弥撒，诵完后他按仪式吻了那最新皈依撒旦的信徒。接下来要向邪恶之王献上活的祭品，以确保等会儿要提出的请愿得以实现。这次的活祭品非同寻常，是一个花了几法郎买来的婴儿。请愿也与众不同：“我想得到国王的宠爱，让我予取予求。我想让他抛弃拉瓦利埃，照顾我的亲戚、仆人和雇从。”婴儿的心脏被取出来放在一边，烧成灰“供国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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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坛上的那个女人是阿泰纳伊斯·德莫特马尔，蒙特斯庞侯爵夫人。她成了王后的侍臣，27岁时被承认为国王的情妇，得宠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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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内，许多人作诗赞美她，其中著名的有拉辛和拉封丹。当然，他们和国王一样，不知道她为接近国王所采用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办法。她生了8个孩子，想方设法使其中两个成为合法的王子，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统王嗣的支持者和私生子的支持者之间永远的争吵。在被难以对付的（也是虔诚信教的）曼特农夫人取代之前，蒙特斯庞被波舒哀主教劝归了天主教，或者说主教以为自己成功了。但她仍然不肯安分，还想重新赢回早已被她抛在脑后的丈夫，却没有成功。她丈夫是少数几个远离凡尔赛的喧闹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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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其他人的桃色事件完全公开，连续不断，促使观察敏锐的人思考起人的情感。它们在心中和脑中的相互作用，它们在社会中造成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了法国悲喜剧作家研究的题目，尤其成为所谓政治和道德论说文作家写作的题材。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他们发展起来的文体（342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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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他的超人的那一体，开始主持国事之日也是他敕令修建凡尔赛宫之时。那是在17世纪的第六个十年期间。主持国事和修建宫殿都大为不易。宫殿的选址是一片多沙的低洼沼泽地，没有活水（337＞）。路易每天同大臣和侍仆的会见恐怕也是同样乏味和缠人，但他还是耐心严肃地倾听他们的报告和建议。他坚持亲自阅读所有的文件，决不在他不明白的文件上签字。他喜欢阅读，虽然他的拼写和所有人一样不太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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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事不久就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财务大臣尼古拉·富凯失势被捕，并将以贪污罪受到审判。他是法国最富有的人，在一些人中很得人心，因为他慷国家之慨，向他们大发钱财，而且他刚刚在他华美的花园别墅“子爵之谷”为国王举办了几天盛大的款待。他被判处在各城镇间放逐，在国王看来这就等于监禁。富凯偷盗国库之事是一个名叫柯尔贝尔的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揭发的。柯尔贝尔想做财政大臣，一心要整治国家的经济。国王打击富凯还有第二个原因：富凯在海岸外买了一个小岛，在上面修筑工事以防不测。路易从中嗅到了“投石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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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全国行政管理的改革。行政当局必须提高效率，增加收入。财政一团糟，高官沉溺于行贿受贿，他们负责的部门玩忽职守，没有记录——这种情形在一个资产阶级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力挽狂澜，避免国家破产，柯尔贝尔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削减开支，节约资金。只有国家繁荣，税金才会滚滚而来；因此必须促进出口，减少进口。这就是重商主义，自前一个世纪就开始风行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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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他的计划，柯尔贝尔发明了“秩序的准则”来取代他所称的“混乱的准则”。他和手下日益增多的办事人员都是资产阶级成员，他们把国家如商业的观念付诸实施。他们整个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君主同贵族的斗争。如今在路易十四的治下，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大权在握；国王亲自阅读和草签备忘录，这也是资产阶级做事的方式。在他之前，税金的征收和使用即使没有作弊也杂乱无章。柯尔贝尔毫不松懈地监督着每一个人，要求查看记录、收据、议事录、审计报告和各种数字以决定发布何种指示。他首先命令对国家的所有物产进行调查。他有意识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推动“调查治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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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书桌。聪明人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仔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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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15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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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带写字板的有抽屉的柜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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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逊所著《帕米拉》（1740年）《牛津英语大辞典》中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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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que，官僚制。局、司的职权。这个新词并不正确，但因政府对所有事情的广泛影响而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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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雷辞典》（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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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arcy，官僚机构。“集所有有组织的行动的力量于一个总管的官僚机构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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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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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由财务总监，也就是柯尔贝尔自己，和簿记员掌管。每一个部门都有一本登记簿，那是一本格式和页数都有特别规定的大型册子，前25页空白留作题目索引，剩下的按交易类别分开。订货、付款必须有柯尔贝尔的签字，而且必须立刻登记，同登记簿中其他的款项加在一起。登记簿上的数字每月一次算出总额，经核准后呈交国王。国王自己再重新核查每一页，若数字吻合他说声好，签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官僚公事程序就是一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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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局来实现中央集权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国成了欧洲的工厂。它赢得这个角色不是通过倾销，而是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包括亚麻织品、花边、丝绸、酒、陶瓷器皿、织锦、钟表以及木制品和金属制品。柯尔贝尔手下数不胜数的新老公务员一丝不苟：一匹布哪怕只差一寸也会在国境边上扣下销毁。这些人虽未取代当地管事的贵族，但已经夺了他们的权。对那些贵族、一些地主和商人来说，柯尔贝尔是个祸害；他颁布的新规定严苛过分，而且常常荒谬可笑，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的巨大好处显现的同时，它的弊病也随之出现。时至今日，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柯尔贝尔主义既可用来表示赞扬，也可作贬义词用。但像国王自己写给王储的话中所说的，地方总督常常是小型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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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总督莫不行事不公，军队莫不放荡不羁，乡绅莫不专横地对待农民，收税人、代理人、甚至军曹都莫不傲慢无礼。这些罪行以国王的名义犯下，因而更其严重。官员中即使有正直之士也因难以抗拒潮流而受到腐蚀。人民本应只有一位君王，其实却有1000个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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