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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回忆录》（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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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柯尔贝尔决心造福大众，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关心贫穷的工匠和农民，指示手下的官员收集统计数字以采取扶助的行动。在他的指示下，修整了道路，排干了沼泽地的积水，修建了运河并采取了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如削减路税和其他赋税。若非因为国王不仅要做家长式的君主，还想通过征战来扬威天下，那一段的历史很可能会成为全世界传诵的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凡尔赛宫的奢靡和赞助艺术的花销都不至于使国家破产，但是另一个人的野心打乱了柯尔贝尔的和平的计划：陆军大臣卢瓦在和他争取最高权力。卢瓦极力助长国王对光荣的梦想，运用他的影响把柯尔贝尔的努力成果抵消了一半，怂恿国王发动了四次耗费巨大的战争，使法国成为一个半世纪期间的头号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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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级贵族和其他人继续占据着原来的职位，却没有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形造成了摩擦，更加重了由僵硬烦琐的条例所引起的混乱。另外，公文表格造成办事迟缓，而且总有些官员独断专行，傲慢无礼。柯尔贝尔的制度已经实行了五六年，政府官员都还弄不明白出口关税条例，老实的商人只能按吩咐乖乖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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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当局并非不顾民间疾苦，实际上它一旦察觉有问题便采取补救办法。但从一开始，抗议就不只针对柯尔贝尔的计划，而是针对君主制的思想。抗议的声浪和激烈程度逐年加大，表达方式则各种各样，从历数冤苦不平到阐述关于政府和经济的理论。围绕着对失势的富凯的长时间审判掀起了一场公众争议，各种小册子、书籍、诗作和讽刺短诗使这场争议愈演愈烈。文人们支持不同的争议方，据权威人士说就像20世纪初在德雷福斯一案上知识分子之间那样立场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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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一些资产阶级和贵族走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应当指出，他们痛苦或愤怒的呐喊没有受到压制，当时的言论界和出版界反映了真正的公众舆论。其中有些意见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商人反对高关税，贵族反对失去“自由”。当柯尔贝尔迫使富商对国家的贸易公司投资的时候，引起了更多的抗议；但有钱的贵族却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这种投资不算违反贵族经商即“堕落”——丧失贵族身份——的规定。按贵族的传统，只有土地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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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还对贵族的头衔进行了调查，以确定谁真正可以免税，这一行动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恼怒。有些调查员收受贿赂，这是调查活动不可避免的并生现象。调查后发现许多贵族的头衔是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可以花钱买一个带头衔的职位。构成“法律界的贵族”的所有地方法官都是用这个办法得到爵位的，而且他们买到的爵位后代可以继承；孟德斯鸠男爵的头衔就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市场上出售的一些土地名称里虽有德这个字，但并不说明拥有者是贵族，比如比利牛斯地区的德巴曾庄园到了本世纪还再次转手出售。此外，历代国王和大臣都曾为奖赏特殊效劳，或为换取现金，或为给皇家私生子以贵族地位而分发过头衔。柯尔贝尔的儿子就因功劳卓著被封为德塞涅莱侯爵。圣西门的父亲是他家族里第一个公爵，所以他的贵族身份也出炉不久。最后，著名人士，特别是作家，也通过德这个字装出有头衔的样子，如让·德·拉辛，弗朗索瓦·德·伏尔泰，卡龙·德·博马舍。他们在名字中加上这个点缀是为了方便，因为他们有些贵族朋友，拜访贵族时客人必须自报姓名，若没有德这个字，势利的门房就可能把客人拒之门外或对客人傲慢无礼。总而言之，在17世纪，一个人名字中有德字，哪怕有明白的贵族头衔，都不能确实证明他的祖先曾和查理曼并肩作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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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到双头的君主制度——指凡尔赛宫的路易和无处不在的柯尔贝尔——的压迫的人中，有些人认为整个制度无一是处。圣西门关于“卑下的资产阶级”的愤怒（＜245）只存于他的秘密回忆录中（355＞）；但是亨利·德布兰维利耶伯爵却公开发表种族优越论，它后来在民族主义政治，最终在国家社会主义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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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一词当时指家族。通常说卡佩家的国王是法国王室的“第三种族”。大贵族家族各为一个种族，他们合为贵族种族，“血统”上有别于资产阶级和农民。贵族显然更为优越：他们来自日耳曼的森林，征服了居住在法兰西的“高卢-罗马人”；他们世世代代是战士、主人、圣战的领袖，并一直掌握着权力，直到国王背叛他自己的种族，把王国变成了君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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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自由消失于无形。地方大会没有了，三级会议不再开会，上一次开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246）。同样，按等级给予个人的特权和依特许给予省和城镇的特权都被取消。简言之，法国的体制完全被打乱。每一项所谓的改革，每一条规则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法国在专制统治的路上越走越远。上一个世纪一位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弗朗索瓦·奥特芒在《法兰克-高卢》一书中已经发出了警告（＜247）。虽然书中的详细内容讲的是别的东西，也没有强调种族的思想，但该书内容中得以流传下来的却只有法国的日耳曼人是自由的捍卫者这一教条（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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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的神话居然没有和它那名不见经传的发明者一起湮没，这可能会使人感到惊讶。它之所以留存下来并传播到愤激的贵族那不断缩小的圈子以外的地方，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影响巨大的《论法的精神》这本阐述宪法原理的书中，孟德斯鸠在结尾的地方花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谈论它。孟德斯鸠这部著作出版于18世纪中期，欧美的博学之士人手一册。在此之前，皮埃尔·培尔在他所著《辞典》中给了奥特芒以好评（360＞）。另外，支持“日耳曼种族等于自由”这一信条的还有不可磨灭的塔西佗和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9）。最后，应注意圣西门所谓“卑下”（vile）的资产阶级只是说他们地位低下，没有邪恶的意思。住在villa（居住点）的高卢-罗马人以他们的行径给“villain”一词赋予了“恶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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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70年代中期，在愤怒、野心和时世艰难这众多因素的促使下，诺曼底的一位罗昂爵士组织了一次起义，想要脱离法国，另建一个独立的贵族共和国。起义的组织者分两个阶级：贵族和平民。他们共同宣誓：若得不到颁布新法律，特别是颁布税法的权力，决不放下武器。他们的纲领并不排外，新教徒可以当选为大会议员，也可以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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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们（指柯尔贝尔及其助手）对内以其残酷和贪婪造成民不聊生，对外以其邪恶或鲁莽的建议四处树敌。鉴于此，诺曼底的贵族和人民彼此立下誓约，利益决不分开，为共同的福利不惜牺牲财物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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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策划人的布告（1672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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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被镇压了下去，领头人也受到审判，被处决。当时粮食歉收，价格低迷，赋税沉重，百姓难以承受，而国王正在进行第二场兼并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赋税不只是引起了诺曼底的骚乱，还引起了一场对现行所有经济思想表示怀疑的辩论，比如，在一个合理的经济中为什么要保留贵族祖辈留下来的免税特权？有些作家提出统计数字，其他人试图找出财富的来源和贸易条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探索开了先是称为政治经济学后来改叫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先河。现在这一学科的原用名满可以重新起用，因为国家又成了商业的伙伴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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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一方没有料到持有强烈宗教意见的人也参加了辩论，而且还站在对立面一边。但是，虔诚的道德主义者反对日益增强的现世主义，反对用讲究宽容的耶稣会会士做告解神父的宫廷的种种作为，这原本是很自然的。此外，反对派中的一些思想家在论辩中又举起了理性和自然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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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满于腐朽现状的教徒是一群叫作詹森主义者的遁世者。他们所追随的荷兰神学家詹森是伊普尔的主教，著有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这些教徒隐退于巴黎附近的波尔罗亚尔，那里有一个供贵族妇女所用的修道院，院长是一位卓越的妇女昂热里修女。她劝她的儿子安托万·阿尔诺在附近住下来静修。其他的詹森派教徒也和他一道来到这个地方。这些人的朋友，包括帕斯卡、费奈隆和拉辛，常常来访，于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政治和宗教正统的小团体。在大家谈话的启发下，帕斯卡写出了尖锐犀利的论著《致外省人书》，总结了詹森教派对为耶稣会所容忍的卑鄙行为的抨击（＜219），阿尔诺则对索邦大学进行痛斥。这还只是开头而已。阿尔诺的宏伟著作洋洋135卷，在神学、道德、语法和文体、逻辑、几何学等各个方面力纠现行的谬误。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乐此不疲，直到寿终于当时罕见的82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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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罗亚尔因此在法国历史上意义重大。19世纪的批评家圣伯夫花费数年对其进行研究，撰著8册论述其特点和成就。福楼拜嘲笑他们那班人，说一群在一起住了30年的人至死还互称先生真是奇哉怪也。但是那个时期的风气是与他们信条的特征相符合的。像他们的宗师詹森一样，他们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像路德一样坚信得救预定论，也确信上帝的恩惠会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尽管持有这些新教的观念并像新教徒一样严格律己，却宣称忠于天主教的教义。不过教皇还是把他们定为异教徒。一些现代学者在他们的倾向中看到了政治异见的开端，它把法国永远地分成“两个法国”，这是远在1789年大革命造成根本性分裂之前的事（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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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一家书店，问有没有蒙田的《随笔集》，店主说没有。过了一会儿旁边的一位年轻人说：“我家里有。”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蒙田的《随笔集》，因为它很像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吻了他的手，结束了这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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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坦普尔爵士（16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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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主义思想与18世纪哲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对理性的崇拜。詹森派教徒认为理性来源于神，高于祈祷。而且他们以用途作为验证价值的标准。他们认为通过自然科学可以发现重要的真理，因为自然法则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研究几何学可以训练头脑去达到终极的真理。这种把信仰和科学合为一体的观点是阿尔诺、拉米和（据有些詹森派教徒称）圣奥古斯丁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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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詹森派持非主流意见的一支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已经知道，帕斯卡深受蒙田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智左右摇摆，不可靠；他呼吁绝对信赖上帝，而上帝的法则是高深莫测的。几何学固然有用，但它的方法只限于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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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人的理性之可靠性的怀疑所依据的就是人的意见多种多样、千差万别这一事实。这明显是另一种诉诸理性和自然的方式。詹森主义这两派完美地表明了西方在辩论中对理性和自然这一对终极价值的运用是多么具有弹性。在所有的宗教信徒对君主主义进行的攻击中，最直接的（也是最不起作用的）是下面这个人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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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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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担任圣职，登台讲道口若悬河，撰著行文下笔千言。他是路易十四的皇孙兼继承人勃艮第伯爵的私人教师。费奈隆为教诲皇孙写了一些寓言和一套《死人对话》，还为一家女子学校写过关于女子教育的专著。中年时，他遇到一位神秘主义者居伊昂夫人，她劝人皈依寂静主义，那是宗教改革时期伯麦在德意志发起的一个教派，它没有仪式和教职人员，全凭一片诚心，当时称为虔诚派（＜33）。热诚的费奈隆为其教义所吸引，因而为它的创始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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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仗义之举给他带来了厄运。他的朋友，同样著名的传教士和作家博舒埃与他反目成仇，在宫廷内和罗马四处活动以图把他搞垮搞臭。博舒埃没能立即成功，因为费奈隆也有朋友，而且国王觉得他是“国中最敏锐、最有灵感的思想家”。费奈隆自己对路易崇敬有加，却对他公开和私下的行为都予以谴责。就在博舒埃力图使他这位异教徒朋友改悔的时候，费奈隆正在撰写《致路易十四的信》，痛斥他的人格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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