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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逃到英国、荷兰和普鲁士定居下来，以他们的勤劳和正派赢得了当地人的欢迎，从而得以谋生。他们从事许多行业，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法国名字的英国人——很快在每一行中都崭露头角。逃到普鲁士的难民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对于向他们张开欢迎之手的当局表示出强烈的忠诚。所受之恩，永志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皇逊位，霍亨索伦王室神祠前唯一的花圈就是柏林的胡格诺教徒所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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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之变以后，恩惠和政策都由国王的秘密妻子或她的小集团的成员来决定。她们的决定并不都是坏的。她劝说拉辛给她为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的女孩子办的学校写了两部剧本。但策划反对费奈隆的也是她。起初，国王和她商量各种问题是当着他所信任的其他谋士的面，她表现得十分谦逊，国王不问决不开口；到了后来，她采取主动，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主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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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弄臣的建议、忠告和预测拯救了多少王公、国王和共和国，打了多少次胜仗，解决了多少麻烦。不必举什么例子来提醒。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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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巨人传》（15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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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板：“我需要一个人能在我胡言乱语的时候说‘不’。你能吗？”求职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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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常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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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令人联想到行政长官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保证能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统治者都需要从随员那里听取建议，但很少能听到绝对诚恳的意见。提建议的人几乎都别有用心，思想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左右。这方面只有一个例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弄臣。国王的弄臣这个职位——应该说是制度——作为政治手段，其基础既有古老的宗教信仰，也有扎实的心理学。从莎士比亚的剧中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弄臣不是正常人；他的头脑充其量像个孩子，天真，因而真实，时有灵光一闪。他说出来的妙语匪夷所思，令人发笑。这种气质，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假装的，对于弄臣几世纪以来在国王身边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大部分时间为国王提供娱乐，是头戴软帽身佩铃铛的小丑；但有的时候他能道人所不愿闻，言人所不敢言。明智的统治者听取这样的批评可从中受益。但是，到了君主制时代，理性主义的前进驱除了人们对依靠直觉的傻瓜的信心；他与别的表面装傻，内里聪明的弄臣一起消逝在历史之中。当时还有女弄臣。16世纪英国的玛丽女王就有珍妮·库柏，她俸金优厚，备受礼遇，最后还给她一笔津贴供她体面地退休。但路易十四最不想要的就是身边有一个小丑时常针砭时弊，语中要害。他统治的力量在于严肃，在于以他为唯一的智慧来源。因此，他居然保护莫里哀，这是需要特别解释的（344＞）。柯尔贝尔去世后，路易十四少了一位真正一心为公的大臣，只依靠他的妻子和告解神父出谋划策。他忘记了他对王储的谆谆教诲。身体的不适也使他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顾民间疾苦。最后，在他发动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中，法国的骁将多次败在马尔孛罗手下，这使路易苦思起他同上天的主的关系。在法方的一次惨败后，他叹道：“上帝为何如此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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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猜测路易在多大程度上对他战争政策背后的真正动机有所意识。他的动机一定包括许多因素，不完全是自我表现，好大喜功。马萨林嘱咐他一定要警惕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他解决西班牙问题的办法是把他的孙子立为西班牙国王。这个联盟由路易的最后一场战争巩固下来，到现在西班牙国王还是波旁王室的一脉。同其他国家的斗争则由于附近有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地区这两个非国家而永远没有终结。它们的虚弱招致别国垂涎，使它们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只要控制一个地区就会改变力量的平衡，而各国都力求保持这种平衡。若某国为增加自己的安全攻下了一块地方，因而打破了力量平衡，战事就会重起以图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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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战争还有重要的国内原因。要使贵族心存敬畏，就需要使他们相信国王在各个方面都高于他们。贵族过去是战士，喜欢冒险，轻掷生命。那时他们必须是冲在侍从前面的身披铠甲的骑士。君主能指挥慢步舞和音乐会固然很好，但在流连欢宴的贵族过去所操的行当中也必须出类拔萃。可路易不是军人，更不是军事天才；他做征服者只能由人代劳。因此他组织作战就像建凡尔赛宫一样。他亲临战场，在一群事先挑选好，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贵族男女面前，在距炮火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坐镇，由那些贵族的儿子和兄弟带领雇佣军与敌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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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战争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它使全国有了共同的目标，若战争胜利则可加大这样的效果。因为民族国家的思想同连绵的领土密不可分，若能吞并法国东面、北面和东南面的省份会使法国的版图更加完美，使她富庶、强大、无与伦比，谁也无法威胁她。这就是称为普遍君主制的梦想。其理论可追溯到但丁，在他的《帝制论》中就曾得到阐述。这一梦想的重复出现表明了西方对于统一的狂热。基督教由于宗教革命而分裂，结果民族国家成了这种狂热的发泄口。查理五世也曾努力争取统一，但即使他成功了，他四散的土地也仅能成立一个帝国。亨利四世在去世前不久制订了一个“大计划”，到底是为扩张国家还是建立帝国则语焉不详。到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的想法更为明确，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是一样。200年后德国追求的也是同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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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路易能兼并现在的比利时，把国界推至莱茵河畔，并把现在已属法国的尼斯和萨瓦也纳入版图，他的成功能否持久也值得怀疑。当时，支持国家扩张的公众感情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人们不知道一国之内的人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法律，必须对共同的过去有足够的了解，并为之感到自豪，而且对社会必须有主人翁意识而不是叛逆。不可能指望光是把领土连成一片就会激发人们热忱的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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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的治下连法国本身都没有统一。他统管着五种叫作国的地区，它们的地位和特权各不相同。有一种甚至叫作“被认为是外国的国”，普罗旺斯就是其中之一。叫这种名称是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关税和其他规定。地区内部又各有不同，有的有成文法，有的只有惯例法；有的得付盐税，有的付过一笔钱后从此免盐税。柯尔贝尔的指示只能从这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制度的夹缝中穿过。若国王真如普遍认为的那样众望所归，他早就一道命令把这些障碍扫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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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述构成一体感的各种因素，它们在17世纪的法国（和其他国家）都尚付阙如。御用诗人，宫廷史官拉辛去南方的于兹时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当地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据一位观察家说，1789年时马赛人不会讲法语。位于阿尔卑斯山区，首府为格勒诺布尔的达菲内地方是14世纪被兼并入法国的。但几世纪以来它一直自认为是独立的，像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一样。那里的人越过地方边界时说是“去法国”（我直到1920年还听见有人这样说）。同样，在英国，留存下来的地方方言造成了一种准民族。今天，几乎在所有地方，过去的差异都在重新抬头。在法国，地方方言享受政府补贴，公立学校还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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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已经存在，却还没有“民族主义国家”。这个矛盾的一个成因是通讯方面的障碍。但应当指出，君主是具体的人，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比起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来凝聚力更强，因为国家首脑经选举产生，没有永久性。所以，国旗作为国家的一个具体象征意义十分重大。当公民为表达意见而焚毁国旗而法律却听之任之的时候，那个民族国家一定出了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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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活人比实体占优势，但是路易随着在战争中连连失利，最终也失去了民心。他明白了耀武扬威光靠蛮力是不行的，还得大大破费。他说：“胜利属于握有最后一枚金币的一方。”临终之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其他的奢靡恶行。当他凶悍的妻子指责他“没有做出补偿”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欠治下臣民任何个人的赔偿，至于所欠全体人民的，他“相信上帝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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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日落时没有留下任何灿烂的光芒。在较小的程度上，他统治的结束正如它的开始：有权有势的人争吵不休，平民百姓愤愤不平。路易的逝世没有引起悲痛或崇敬的感情。五六个廷臣参加了在圣但尼举行的葬礼，虽然在送葬行列所经途中，路旁的人们没有表示出敌意，但反应十分漠然。只有讽刺文人用短诗和四行诗来对他进行嘲讽：“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哭得太多，到他死时我们已经没有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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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的曾孙，未来的路易十五，当时尚且年幼，只能由别人摄政。摄政政府采取了通常的办法——在过度紧张之后进行放松。圣西门和朋友们对摄政王奥尔良伯爵寄予高度期望，可是，他虽然才干非凡，但无可救药的懒惰。道德和礼仪沦丧，代之以纵情声色，贪污腐化，治国不善，以及普遍的懒散邋遢（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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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艺术在君主的赞助下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未放松；形式或许有变但精湛依旧，而且不仅表现在凡尔赛宫。路易没能实现普遍君主制，却在不经意间为法国文化和语言征服了国外的大片领土。如前所述，政治对智力的压力似乎无法抵挡；法国的情况表明即使在敌国之间也是如此。要看这种特殊形式的帝国的成果，需回到后来被称为旧制度的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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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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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岁末发生的一件大事让伦敦人额手称庆：路易十四死了。头年签订的一份冗长的和约结束了无休止的战争，现在主要的发起人已故，冲突一定不会重起。战争共持续了46年，中间有3次中断，可谓旷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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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的起因无疑是企图建立王朝的野心，但在双方各自宣示的表面下，它们，包括所有参与者，都怀有同样的目的，即防止查理五世帝国的重现。法国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和德意志作战固然是为了夺取尽可能多的土地，但也是为了抢在企图染指这四个地方的哈布斯堡王室前面。刚刚摆脱西班牙帝国取得了独立的荷兰人不愿意再次失去独立，被法国兼并；但单枪匹马又与法国的力量悬殊太大，于是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荷兰、勃兰登堡、葡萄牙和萨瓦的大联盟，最终成为反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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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易十四的行为促成了这个联盟，也因此埋下了后来遍及三个大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签署的和约使他的孙子登上了西班牙国王的宝座，但两国后来却没有联合起来。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走了加拿大，并拿走了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作为战争赔偿，还有一纸向南美输送非洲奴隶的30年合同。其他在战争中赢得或丧失的土地大部分都物归原主。对整个欧洲来说，永久性的成果是主权的民族国家和与其相随的“欧洲体制”，或称力量均衡。自此以后的帝国意味着在别的大陆上霸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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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两国，这渴望已久的和平还带来了政府和社会态度的改变。在法国，路易十四的曾孙因年幼无法治国，有8年的时间受他的叔祖奥尔良伯爵的监护。摄政王权像英国的王政复辟时代一样（355＞），扭转了为宫廷和城镇所厌倦的政策和宗教虔诚的作风。摄政王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释放巴士底狱的所有囚犯，这既是慈悲的表现，也具有象征意义。新风气不仅取代了旧风气，还对它进行完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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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纵情声色成为一时风气。摄政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才华出众，并不疏忽国事，但他生性懒惰放荡，恬不知耻。那个时期公然的伤风败俗使人联想到投石党的时代（＜286）。路易十四晚期宫廷中的男女是一群伪君子，摄政时期的人则通奸、赌博、酗酒、受贿、巧取豪夺，无所不为。两伙人其实是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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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放纵的时代，发明了在歌剧院举行的假面舞会。这要归功于一个修士，他建议在剧院安装活动地板供狂欢者享受。面具为幽会提供了方便，群体效果瓦解了自制。其他的庆祝活动，比如当摄政王有了新的情妇时所举行的公共表演和宴会，把性放纵变成了时髦，而不仅仅是享乐。人人尽知新宠得到了多少物品和现金的赏赐，连情妇的丈夫也参加或企图参加向摄政王讨赏。即使摄政王的情妇时常轮换，他仍受到各个阶层妇女的喜欢。不过反对者始终存在，只有他们用小品文、短诗和短文来表示愤怒或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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