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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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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岁末发生的一件大事让伦敦人额手称庆：路易十四死了。头年签订的一份冗长的和约结束了无休止的战争，现在主要的发起人已故，冲突一定不会重起。战争共持续了46年，中间有3次中断，可谓旷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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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的起因无疑是企图建立王朝的野心，但在双方各自宣示的表面下，它们，包括所有参与者，都怀有同样的目的，即防止查理五世帝国的重现。法国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和德意志作战固然是为了夺取尽可能多的土地，但也是为了抢在企图染指这四个地方的哈布斯堡王室前面。刚刚摆脱西班牙帝国取得了独立的荷兰人不愿意再次失去独立，被法国兼并；但单枪匹马又与法国的力量悬殊太大，于是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荷兰、勃兰登堡、葡萄牙和萨瓦的大联盟，最终成为反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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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易十四的行为促成了这个联盟，也因此埋下了后来遍及三个大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签署的和约使他的孙子登上了西班牙国王的宝座，但两国后来却没有联合起来。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走了加拿大，并拿走了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作为战争赔偿，还有一纸向南美输送非洲奴隶的30年合同。其他在战争中赢得或丧失的土地大部分都物归原主。对整个欧洲来说，永久性的成果是主权的民族国家和与其相随的“欧洲体制”，或称力量均衡。自此以后的帝国意味着在别的大陆上霸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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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两国，这渴望已久的和平还带来了政府和社会态度的改变。在法国，路易十四的曾孙因年幼无法治国，有8年的时间受他的叔祖奥尔良伯爵的监护。摄政王权像英国的王政复辟时代一样（355＞），扭转了为宫廷和城镇所厌倦的政策和宗教虔诚的作风。摄政王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释放巴士底狱的所有囚犯，这既是慈悲的表现，也具有象征意义。新风气不仅取代了旧风气，还对它进行完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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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纵情声色成为一时风气。摄政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才华出众，并不疏忽国事，但他生性懒惰放荡，恬不知耻。那个时期公然的伤风败俗使人联想到投石党的时代（＜286）。路易十四晚期宫廷中的男女是一群伪君子，摄政时期的人则通奸、赌博、酗酒、受贿、巧取豪夺，无所不为。两伙人其实是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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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放纵的时代，发明了在歌剧院举行的假面舞会。这要归功于一个修士，他建议在剧院安装活动地板供狂欢者享受。面具为幽会提供了方便，群体效果瓦解了自制。其他的庆祝活动，比如当摄政王有了新的情妇时所举行的公共表演和宴会，把性放纵变成了时髦，而不仅仅是享乐。人人尽知新宠得到了多少物品和现金的赏赐，连情妇的丈夫也参加或企图参加向摄政王讨赏。即使摄政王的情妇时常轮换，他仍受到各个阶层妇女的喜欢。不过反对者始终存在，只有他们用小品文、短诗和短文来表示愤怒或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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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这更糟糕的是礼仪的退化。摄政王从一个风度优雅的廷臣变成了满口脏话的流氓，开了风气之先。随着礼貌的粗疏，情感也没有了节制；也就是说，情感和起因之间失去了比例。对己对人的尊重、友谊、公平，全都消失了，更暴烈的情感——嫉妒、怨恨和报复——得到淡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暂时的、微不足道的，这种观点得到普遍接受。只有社会榜样的力量仍然有效。有记录表明一些原本正派的男女一旦被任命到某个职位，也学会了行为不端，以保持与特权集团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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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出现了一桩后来前途无量的新事物。有一个行伍出身，名叫卡图什的年轻人是出名大胆的妙手神偷。他被捕后又逃脱，然后发明了犯罪策划者这个行当。他把男女同行组织起来成为犯罪团伙，甚至拉拢有这方面才能和倾向的年轻贵族。在一次晚宴上，一个在赴宴路上遭到抢劫的人认出来宾中就有几个劫犯。卡图什很快成了老百姓的英雄。他善于乔装打扮，在上层社会的人群中也应付自如。他曾率领一个代表团迎接土耳其大使，偷走了他本来要献给宫廷的礼物。当一个犯罪集团在巴黎谋划抢劫那些准备对密西西比计划（321＞）投资的外国人的时候，另一个集团抢劫了从里昂来的载有珍宝的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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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栽在一个叛变了的同伙手中，再次被捕。官方动用了40个人抓他，而他却几乎再次逃遁。在对他的审判中，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身材居然如此矮小。他先是经受了好几个小时的酷刑都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伙们来。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全部招认了，但还是没能逃脱在轮式刑车上被活活撕裂的命运。他的追随者们——几百个男男女女和青少年——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处决或者死于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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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也有一个和卡图什一样的人物，叫乔纳森·怀尔德（菲尔丁和笛福的小说都对他进行过赞颂），这并不奇怪，因为伦敦的警察体制很不发达。然而因为柯尔贝尔的缘故，巴黎的治安应该好得多（338＞）。那里40年后犯罪滋生是因为城市的规模和人口都大大增加，而松懈的礼仪和道德又造成当局执法不严。在巴黎流亡的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写信给他的朋友斯威夫特、蒲柏和阿巴思诺特，赞扬“小玩意儿这非凡的科学”。这个词的意思是琐事，但引申意很广，可以指一餐便饭或一次所费不多的娱乐，或丢失的一小笔钱；也可以指一部昙花一现的作品，或男女的一次交欢。博林布鲁克的意思是应轻松对待生活，充分享受每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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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1715年的伦敦人担心由法国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大军可能会入侵英格兰。20年前，查理二世的兄弟詹姆士二世被推翻，现在他的支持者们正在策划卷土重来。英国人把推翻詹姆士二世的行动叫作光荣（也叫不流血的）革命。这是历史上又一个不恰当的名称。那次王位的易手是政变造成的。一小群政客把荷兰的第一执政，奥伦治的威廉，迎为国王，他的妻子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这样做不是为了对政府进行改变，而是为了防止改变。詹姆士二世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图恢复天主教，还有一些迹象表示他企图摆脱议会。奇怪的是，他为此目的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颁布了一项宽容所有宗教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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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革命”其实是反动的，它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只在旧的框架内更换了人员；它也并非完全没有流血。自然不应过于迂腐，把詹姆士流鼻血的事当作重要根据，但是威廉在爱尔兰同斯图亚特王室的部队——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作过战。他的士兵在那里进行的严酷镇压不亚于克伦威尔的残暴。后来，在那个悲惨的岛上，奥伦治派成了所有支持英格兰利益的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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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尤里乌斯·恺撒来的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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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形形色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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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高卢、希腊和伦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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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加上他们的附属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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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列举了九个其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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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杂七杂八、出身不纯的一群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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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叫作英国人的虚荣乖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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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真正的英国人》（17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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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英国复辟王政的企图经过两次冲突都失败了。8年前，英格兰和苏格兰结成了联盟，尽管苏格兰的部族同法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但它们没有起来支持詹姆士。然而，英格兰人还是觉得这个新联盟不太牢靠。事实上，“1715年”后面接着的是爆发了战事的“1745年”。其间，人们一直在为天主教在国内外造成的威胁而担心。虽然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寥寥无几，但新教徒又分为圣公会教徒和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两个团体，它们至今仍代表不同的社会阵营。新教徒虽可以存在，但受到诸多限制。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有宗教政治的色彩，甚至被这种政治毒化。1715年前不久，才华横溢的新闻人笛福写了《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一文，建议把新教徒全部赶走。这下他犯了双方的众怒，新教徒没能看出他的嘲讽之意。他以煽动诽谤罪受到审判，收监，三次戴上颈手枷示众。但他在狱中写的《立枷颂》澄清了他的立场。在他公开受辱的时候，伦敦的百姓为他的健康干杯，向他投掷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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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国王是外国人，而且来自英国的宿敌荷兰，因此为他的族裔所累而受到攻击。那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有了民族感情，开始把国民的概念同族裔结合在一起，在国家和种族、血脉和土地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这一点上，笛福是为国王说话的。他题为“真正的英国人”的诗作对这个实际并不存在的概念进行了讽刺。由于他这首诗还有别的诗及小册子，特别是他一人操办，先是每周一期，后来每周三期的政治刊物《评论》，笛福被誉为现代新闻之父，更准确地说是政治新闻之父。到1715年，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有了“日报”、“时事报”或“杂志”，它们就道德和社会的题目提供新闻、杂评或短文，或集新闻报道及评论于一身。新闻作为一个形式多样的制度是在1630～1650年间出现的。新闻刊物是篇幅缩短了的小册子，定期出版，间隔时间不长，再加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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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类型。在我们在此谈到的这段时期中，伦敦著名的新闻人有笛福、艾迪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和许多名气比他们几位稍小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效忠于某一个政党。攻击政府的新闻作品自称争取自由和正义，反对腐败，争取普遍福利。支持政府的新闻作品则说它帮助忙碌或无知的公民了解一心为公的掌权者的复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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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互相竞争的宣传在一个有民选的议会、政党制度和允许公共讨论的混合型政府制度中特别有用；在绝对君主制下，新闻人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行。但是，二者都有审查制度，都使用法庭作为压制的手段，因此，新闻工作只能是意志坚强的人的冒险活动。这可能是它之所以未能变成一个职业的原因。它表达的政治意见越强烈，就越兴旺，道德的自我约束也越严格。比如，笛福和斯威夫特曾为某些国务大臣撰写过才华横溢的论辩文章，但当他们不同意那些人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就追随自己的良知，转向别的政党。因为政治意见的原因，笛福第二次入狱，斯威夫特失去了做主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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