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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学，需要就这个题目写一部专论，因为它自成一体，却迄今尚未得到承认。它的重要性是双重的：既是记录文化变迁的文学作品，又由于它所记载的好与坏的事例而产生道德上的影响。讨论历史很容易导致古人和今人的争论，我们将要看到这样的论战在之前15年间爆发过2次（348＞）。对这些论战费奈隆自有定见，但他敦促史学家力求不偏不倚，自己也没有对争论的任何一方发表明确的评判。他如此克制还有一个理由，当时他正重新得到国王的青睐，被任命为研究詹森主义的一个国家理事会的主席。他长时期远离宫廷正是他的资本，因为他能做出最公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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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他多年来作为备受钦佩的作家已经为他赢得了法国文学界元老的声誉。天性温和宽厚的他小心地不再引发人们的争执，而是设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对于古今各自的长处他并不支吾搪塞，而是衡量斟酌。古人是伟大的发明者。今人应当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人中出色的为数不多，更没有（像当时的人所称的）完人，但那是因为他们被不完善的宗教和道德局限住了。即使这样，他们简单而高尚的习性也应当得到最高的赞扬。费奈隆暗示说，现代人若采纳他关于用法、风格和文体的规则的开明观点，就会超越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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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非凡的人的生平讲完了，也到了这个时代快结束的时候。詹森主义也是在这时完结。教皇和国家理事会对它进行了谴责而且不准上诉；教徒们有的去世，有的迫于压力放弃了信仰。与此同时，宫廷中又一次异变突起。路易45岁时——离去世还有32年——变了心。他听从劝说，抛弃了有魔鬼支持（＜ 291）的蒙特斯庞夫人，转而宠幸曼特农夫人；她显然有上帝的赞助，因为她十分虔诚，也没有使用魔法，而且她一生经历离奇艰难，居然可以力克众难取得成功，不由人不相信她在冥冥之中有神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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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出身于一个有地位的新教徒家庭。她的祖父是亨利四世的朋友，她是在父母被作为异教徒关押期间在监狱里出生的。她孩提时被带到马提尼克岛，还没长大又回到法国，在一家修道院读书时成为天主教徒。她容貌美丽，性情温和，但身无分文。她17岁时嫁给保罗·斯卡龙，一个长她25岁的又驼又瘸的滑稽诗人。作为他的夫人，她主持的沙龙成了巴黎最风趣的人士的荟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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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守寡后帮忙秘密抚养蒙特斯庞夫人的孩子们。国王承认了这些孩子并把他们封为贵族后，斯卡龙夫人也跟随进宫，不久就被赐予曼特农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因她还被封为侯爵领地。从此以后她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她的第一个目标是改造国王的道德品质，使他和王后重归于好。在博舒埃主教的帮助下，蒙特斯庞夫人被斥退，由曼特农夫人取而代之。这位新晋女侯爵说：“什么也比不上无可指摘的行为更机敏。”那时她38岁（已是中年），圣眷正隆。几年后，她同丧偶的国王秘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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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宫廷改弦易辙，太阳的光芒仿佛挡上了一层暗色玻璃。规范依旧，但社交策略多了一重新的考虑——如何表现出足够的虔诚。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切标志着正直虔诚终于取得了胜利。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只是虚伪，是另一种较为严肃的演戏而已。国王的转变在曼特农夫人眼中并不总是那么真诚。他的个性可以说是刻意打造的，目的就是通过饰演一个角色来维持权威，所以他有可能不是转向宗教而是转向狂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新王后唠叨不休，总是对他不满意。后来她的侍从也参加了这基督徒的善举，一齐努力来拯救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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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努力产生了实际的结果。最具灾难性的是逼走了法国最好的工匠。他们是胡格诺教徒（新教徒），路易的祖父亨利四世近一个世纪前曾颁布南特敕令保护他们不受公然的迫害，现在为了取悦上帝和曼特农夫人，这道敕令被废除。胡格诺教徒面临三个选择：皈依天主教、流放或被处死。执行命令由官僚和爱管闲事的人负责，过程中照例充满了恐怖和不公正。地方上常有为报宿怨而诬告别人的事，枉法严重。还动用了龙骑兵，大开杀戒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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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逃到英国、荷兰和普鲁士定居下来，以他们的勤劳和正派赢得了当地人的欢迎，从而得以谋生。他们从事许多行业，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法国名字的英国人——很快在每一行中都崭露头角。逃到普鲁士的难民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对于向他们张开欢迎之手的当局表示出强烈的忠诚。所受之恩，永志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皇逊位，霍亨索伦王室神祠前唯一的花圈就是柏林的胡格诺教徒所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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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之变以后，恩惠和政策都由国王的秘密妻子或她的小集团的成员来决定。她们的决定并不都是坏的。她劝说拉辛给她为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的女孩子办的学校写了两部剧本。但策划反对费奈隆的也是她。起初，国王和她商量各种问题是当着他所信任的其他谋士的面，她表现得十分谦逊，国王不问决不开口；到了后来，她采取主动，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主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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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弄臣的建议、忠告和预测拯救了多少王公、国王和共和国，打了多少次胜仗，解决了多少麻烦。不必举什么例子来提醒。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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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巨人传》（15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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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板：“我需要一个人能在我胡言乱语的时候说‘不’。你能吗？”求职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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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常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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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令人联想到行政长官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保证能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统治者都需要从随员那里听取建议，但很少能听到绝对诚恳的意见。提建议的人几乎都别有用心，思想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左右。这方面只有一个例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弄臣。国王的弄臣这个职位——应该说是制度——作为政治手段，其基础既有古老的宗教信仰，也有扎实的心理学。从莎士比亚的剧中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弄臣不是正常人；他的头脑充其量像个孩子，天真，因而真实，时有灵光一闪。他说出来的妙语匪夷所思，令人发笑。这种气质，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假装的，对于弄臣几世纪以来在国王身边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大部分时间为国王提供娱乐，是头戴软帽身佩铃铛的小丑；但有的时候他能道人所不愿闻，言人所不敢言。明智的统治者听取这样的批评可从中受益。但是，到了君主制时代，理性主义的前进驱除了人们对依靠直觉的傻瓜的信心；他与别的表面装傻，内里聪明的弄臣一起消逝在历史之中。当时还有女弄臣。16世纪英国的玛丽女王就有珍妮·库柏，她俸金优厚，备受礼遇，最后还给她一笔津贴供她体面地退休。但路易十四最不想要的就是身边有一个小丑时常针砭时弊，语中要害。他统治的力量在于严肃，在于以他为唯一的智慧来源。因此，他居然保护莫里哀，这是需要特别解释的（344＞）。柯尔贝尔去世后，路易十四少了一位真正一心为公的大臣，只依靠他的妻子和告解神父出谋划策。他忘记了他对王储的谆谆教诲。身体的不适也使他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顾民间疾苦。最后，在他发动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中，法国的骁将多次败在马尔孛罗手下，这使路易苦思起他同上天的主的关系。在法方的一次惨败后，他叹道：“上帝为何如此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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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猜测路易在多大程度上对他战争政策背后的真正动机有所意识。他的动机一定包括许多因素，不完全是自我表现，好大喜功。马萨林嘱咐他一定要警惕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他解决西班牙问题的办法是把他的孙子立为西班牙国王。这个联盟由路易的最后一场战争巩固下来，到现在西班牙国王还是波旁王室的一脉。同其他国家的斗争则由于附近有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地区这两个非国家而永远没有终结。它们的虚弱招致别国垂涎，使它们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只要控制一个地区就会改变力量的平衡，而各国都力求保持这种平衡。若某国为增加自己的安全攻下了一块地方，因而打破了力量平衡，战事就会重起以图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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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战争还有重要的国内原因。要使贵族心存敬畏，就需要使他们相信国王在各个方面都高于他们。贵族过去是战士，喜欢冒险，轻掷生命。那时他们必须是冲在侍从前面的身披铠甲的骑士。君主能指挥慢步舞和音乐会固然很好，但在流连欢宴的贵族过去所操的行当中也必须出类拔萃。可路易不是军人，更不是军事天才；他做征服者只能由人代劳。因此他组织作战就像建凡尔赛宫一样。他亲临战场，在一群事先挑选好，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贵族男女面前，在距炮火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坐镇，由那些贵族的儿子和兄弟带领雇佣军与敌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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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战争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它使全国有了共同的目标，若战争胜利则可加大这样的效果。因为民族国家的思想同连绵的领土密不可分，若能吞并法国东面、北面和东南面的省份会使法国的版图更加完美，使她富庶、强大、无与伦比，谁也无法威胁她。这就是称为普遍君主制的梦想。其理论可追溯到但丁，在他的《帝制论》中就曾得到阐述。这一梦想的重复出现表明了西方对于统一的狂热。基督教由于宗教革命而分裂，结果民族国家成了这种狂热的发泄口。查理五世也曾努力争取统一，但即使他成功了，他四散的土地也仅能成立一个帝国。亨利四世在去世前不久制订了一个“大计划”，到底是为扩张国家还是建立帝国则语焉不详。到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的想法更为明确，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是一样。200年后德国追求的也是同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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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路易能兼并现在的比利时，把国界推至莱茵河畔，并把现在已属法国的尼斯和萨瓦也纳入版图，他的成功能否持久也值得怀疑。当时，支持国家扩张的公众感情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人们不知道一国之内的人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法律，必须对共同的过去有足够的了解，并为之感到自豪，而且对社会必须有主人翁意识而不是叛逆。不可能指望光是把领土连成一片就会激发人们热忱的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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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的治下连法国本身都没有统一。他统管着五种叫作国的地区，它们的地位和特权各不相同。有一种甚至叫作“被认为是外国的国”，普罗旺斯就是其中之一。叫这种名称是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关税和其他规定。地区内部又各有不同，有的有成文法，有的只有惯例法；有的得付盐税，有的付过一笔钱后从此免盐税。柯尔贝尔的指示只能从这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制度的夹缝中穿过。若国王真如普遍认为的那样众望所归，他早就一道命令把这些障碍扫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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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述构成一体感的各种因素，它们在17世纪的法国（和其他国家）都尚付阙如。御用诗人，宫廷史官拉辛去南方的于兹时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当地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据一位观察家说，1789年时马赛人不会讲法语。位于阿尔卑斯山区，首府为格勒诺布尔的达菲内地方是14世纪被兼并入法国的。但几世纪以来它一直自认为是独立的，像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一样。那里的人越过地方边界时说是“去法国”（我直到1920年还听见有人这样说）。同样，在英国，留存下来的地方方言造成了一种准民族。今天，几乎在所有地方，过去的差异都在重新抬头。在法国，地方方言享受政府补贴，公立学校还开设这方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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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已经存在，却还没有“民族主义国家”。这个矛盾的一个成因是通讯方面的障碍。但应当指出，君主是具体的人，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比起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来凝聚力更强，因为国家首脑经选举产生，没有永久性。所以，国旗作为国家的一个具体象征意义十分重大。当公民为表达意见而焚毁国旗而法律却听之任之的时候，那个民族国家一定出了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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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活人比实体占优势，但是路易随着在战争中连连失利，最终也失去了民心。他明白了耀武扬威光靠蛮力是不行的，还得大大破费。他说：“胜利属于握有最后一枚金币的一方。”临终之际，他也认识到了自己其他的奢靡恶行。当他凶悍的妻子指责他“没有做出补偿”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欠治下臣民任何个人的赔偿，至于所欠全体人民的，他“相信上帝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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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日落时没有留下任何灿烂的光芒。在较小的程度上，他统治的结束正如它的开始：有权有势的人争吵不休，平民百姓愤愤不平。路易的逝世没有引起悲痛或崇敬的感情。五六个廷臣参加了在圣但尼举行的葬礼，虽然在送葬行列所经途中，路旁的人们没有表示出敌意，但反应十分漠然。只有讽刺文人用短诗和四行诗来对他进行嘲讽：“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哭得太多，到他死时我们已经没有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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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的曾孙，未来的路易十五，当时尚且年幼，只能由别人摄政。摄政政府采取了通常的办法——在过度紧张之后进行放松。圣西门和朋友们对摄政王奥尔良伯爵寄予高度期望，可是，他虽然才干非凡，但无可救药的懒惰。道德和礼仪沦丧，代之以纵情声色，贪污腐化，治国不善，以及普遍的懒散邋遢（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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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艺术在君主的赞助下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未放松；形式或许有变但精湛依旧，而且不仅表现在凡尔赛宫。路易没能实现普遍君主制，却在不经意间为法国文化和语言征服了国外的大片领土。如前所述，政治对智力的压力似乎无法抵挡；法国的情况表明即使在敌国之间也是如此。要看这种特殊形式的帝国的成果，需回到后来被称为旧制度的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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