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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争我夺，互相推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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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都划着破旧的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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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淘金——却沉没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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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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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还未制定出来，已有无数公司成立起来并“上了市”。大部分这样的公司所宣称的目的都荒谬可笑，从“重建全英国的房屋”到进行毛发贸易和教授弹奏短双颈鲁特琴（一种有两套琴弦的鲁特琴），样样生意都能牟取暴利。这些公司很快像劳的公司一样成为泡沫，破碎后不知去向。不过在英国对投机商是有惩罚和一定的限制的。史学家吉本在自传中叙述了他祖父作为南海公司的董事所起的作用。他被逮捕并罚款近10万英镑。但是议会给他留下了10000英镑，他用这笔钱又重起炉灶，发了财，使他的孙子得以有余暇写成了世界上的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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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划和骗局在西方先进国家产生了双重的结果。银行、信贷、保险（劳埃德保险社生意兴隆）、国债、股票市场和投机人从此长久不衰。纸币得到流通，但在后来的100年中仍受到怀疑。19世纪早期的诗人皮科克说：“经验似已确定/纸无法与金属相争。”但早在1710年，斯威夫特就敏锐地看到了社会和文化不可逆转的变革：新要人“同（1688年）革命以前的要人大不相同，他们全部的财产在于基金和股票。因此……原来基于土地的权力现在转为基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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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人的斯威夫特和笛福不仅各自为对立的政党服务，而且他们的地位也相去甚远。主编《评论》的笛福是个“可鄙的蹩脚文人”，在新教徒和伦敦暴民中大行其道；斯威夫特则是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后来做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他同国务大臣过从甚密，他的建议和宣传影响力巨大，他甚至夸口说是他题为“盟国的行为”的小册子结束了欧洲的前一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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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显示人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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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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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传世的文学作家，这二人是平起平坐的。笛福独创了一种经典的小说体裁。他把真实的事件写得像历史小说，如《大疫年日记》《大风之年》，当然还有《鲁滨逊漂流记》。第一本书叙述了1666年伦敦大火之前发生的瘟疫灾难，后来那场大火把市中心400英亩的地方烧成白地，反而改善了城市卫生；第二本书描述了1709年发生的事；最后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孤独的水手如何生存的故事，像被困在智利海岸线外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上的亚历山大·赛尔柯克。这些作品与司各特后来发明的历史小说不同，是经常被认为是20世纪才出现的非虚构小说。笛福还写冒险的传奇故事，像《摩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等，书中描述人物的艰难生活和他们为了谋生所使用的不太光明磊落的办法，故事是虚构的，但无疑有作者观察到的事实做基础。这些故事也有些像新闻报道。笛福的天才在于他能做到呈现而不是讲述。事实就直截了当地摆在读者面前，其间的道德评论则像是邻居的指指点点。作者巧妙地隐藏起来，这种效果是通过一种平铺直叙和高超的朴实无华的文体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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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的文风则完全不同，这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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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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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清除那些常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公之说，说他憎恨世人，醉心于色情文学，心理上嫌弃女人，更有甚者，说他是个心地狭隘的偏执政客，对未能当上主教一直耿耿于怀，死的时候已经是个疯子。其实，斯威夫特不仅不仇恨人类，还应被称为最务实的慈善家。他一生都尽力帮助向他求助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有才无才。在都柏林，他全身心地投入捍卫爱尔兰人民反对英格兰经济压迫的努力之中。他对从年轻时就喜欢的女人“斯特拉”温情款款，极尽保护；他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教过她，而且两人都住在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家中。斯威夫特对他这位保护人持一种冷淡的尊敬和感激，但他喜欢坦普尔夫人的性格，和她关系亲密。坦普尔夫人即以书写活泼的信件而著名的多萝西·奥斯本。斯威夫特与世人的印象正好相反，根本不是吝于善心和善行的冷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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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威夫特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写到他从此不必再感到“狂暴的愤怒”又如何解释呢？他确实用了狂暴这个词，但关键的词是愤怒——看到不平之事的愤慨之情。愤怒可以是一种廉价的感情，随意使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其实，只有当情况明了，同情的对象确实值得同情的时候，这种感情才有道理。斯威夫特同情的对象是个人。“我所有的爱都是给个人的——约翰、彼得、托马斯，等等。”但作为群体的人——“所有的国家、行业和社团”，他都“仇恨并且憎恶”。他还说，他“不会以泰门的方式”表示他的痛恨和憎恶，意思是不会遁入深山老林做隐士。格列佛多次把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群体行为咒骂为“令人作呕”。斯威夫特创造的名叫耶胡的部落最传神地表现了人的野蛮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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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不是斯威夫特所特有的。世世代代的宗教先知、诗人、哲学家和有思想的男男女女表示的不就是对可爱的东西的热爱，以及对历史所记录的人类这个整体的所作所为的失望和憎恶吗？斯威夫特比平常人更有理由对人类反感：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我本人可以证明）这种经历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斯威夫特成年后，先是政府处于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中，后来又出现了公然的政治腐败。他接近权贵，熟知日常政治中的嫉妒、背叛和不公正。他对此感到的只有厌恶。要做到热爱全人类，就需要在离得远远的地方静修，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抽象的思想上。畅所欲言的笛福在鲁滨逊·克鲁索的冒险生涯结束时清楚地描写了另几个水手登上小岛后所发生的事。那意味着乐园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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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我讲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后大为震惊，说那不过是一堆阴谋、叛乱、谋杀、屠戮、革命、放逐，是贪婪、内讧、虚伪、背信弃义、残酷、暴怒、疯狂、仇恨、妒忌、欲望、恶意、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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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所报告的关于大人国国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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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这种经历使他成为讽刺家，因为他天生擅长的文学形式就是讥讽。他写出了《一只澡盆的故事》《格列佛游记》《书本大战》《一个小小的建议》（建议说爱尔兰人应当生孩子卖给英格兰人做食物），以及关于时下题材的一系列短文。在这些短文中，包括关于爱尔兰事务的系列文章中，斯威夫特没有采用讥讽的笔法，文章中经常表现出他作为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在别的文章中，他宣讲一种真诚而又温和的宗教。他其余的作品讨论礼仪、语言和文学，在这些领域中他认为今不如昔。他写给男女作家的信件、题为“给斯特拉的日记”的日记体作品、他的讽刺短诗、民谣以及偶一为之的韵体诗使我们看到，在他的手中，时事是他永久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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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第三次去飞行浮岛勒普泰岛的旅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是对唯科学主义最早的描述，写到企图在无关的领域运用科学方法的情况。勒普泰岛有个学院，那里的“规划员”认定一个死理，花好几年做无用功。他们努力从黄瓜里提取阳光并把阳光封在瓶子里，想用蜘蛛取代蚕，还试图用数学的三角学做衣服。斯威夫特并不反对进步、科学或发明创造。他有句名言，说人类最大的造福者是能在原来只长一茎草的地方长出两茎草的人。但他对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从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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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是他的诗作和由关于西莉亚的诗所引起的色情文学的问题了。首先，用色情文学来争论社会问题并不是斯威夫特的发明，它可以上溯到阿里斯多芬。拉伯雷也是在斯威夫特之前的。并且斯威夫特也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采用这种形式的作家。西莉亚、克洛伊等代表着当时受到情郎和十四行诗诗人赞颂的美人。斯威夫特在滑稽地模仿了一般对美人身体的赞美之后，笔锋一转写到身体的自然机能，使读者猝不及防，大吃一惊。他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美人在脸上身上做的功夫，以此来揭露她原来的本相。斯威夫特既戳穿了关于人间天使的田园式幻想，也揭露了关于性吸引力取决于服饰这一文明的神话。他希望世人能把男人和女人作为人来接受，女性无须提纯或粉饰。至于文明的形式，从斯威夫特多次谈到清洁卫生这一点可以猜到，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敏感地注意到，由于当时的人不讲卫生，再加上衣着繁复，结果社交场合总是弥漫着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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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的诗作证明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他有着无尽的惊人想象力。他的文辞朴实无华，经常使用口语，立意和措辞绝无现成的陈词滥调（可读他的自辩诗《写在斯威夫特博士死亡之际》）。这位早年宣布热爱“两件最高尚的东西——美好和光明”的人不是死于精神错乱，而可能是死于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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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在诗词上没有自己的发明。他承认有一位高手，他有些作品发表之前是送交他斧正的。这位高手是亚历山大·蒲柏。他们二位着意培养的文体过去一些名气较小的诗人试过，在死于17世纪最后一年的德莱顿手中臻于完善。这种新文体的特点是它直白性的措辞。它摒弃伊丽莎白时代使人浮想联翩的豪言壮语，也拒绝在那之后玄学派作家采用的错综复杂的比喻和象征。蒲柏和18世纪的其他诗人对自己实用而不花哨的文体不仅感到满意，而且为之自豪。这种文体娓娓道来，不虚张声势，以得到读者的理解为重，不使用牵强附会的比喻。另外，在格式方面主要使用10个音节的抑扬格，两行一组，即英雄偶句诗。用这种体裁写出的哲理性偶句精妙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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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在写出了排列起来可长达几英里的音节准确的诗句后，一些诗人和批评家造反了，说那些作品不是诗词，只是切成同等长度的散文句子。品味的风水之轮就是这样进行报复的。今天，大部分称为诗词的东西不仅是不规则切分的散文句子，而且还是蹩脚的散文。如果拒绝把诗人的称号给予蒲柏和在他的体裁的全盛时期采用这一体裁的人，那简直是可耻。但是，是什么使得18世纪的文体成为诗词呢？那就是把思想和感情压缩成流利的语句，语句的流利反之又会加强意思的清晰。蒲柏建议按意用字——在描述自然的粗犷或暴烈的时候要使用响亮和严厉的词语。说某些字的发音反映它们的意思当然是谬论，但蒲柏采用这种意见说明他和他的同时期人对诗词的感官作用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另外，他们所用的发音与我们读他们作品时的发音也不完全一样。发音有了变化，结果蒲柏的押韵今天听起来莫名其妙。据专家学者说，按照18世纪的发音，那时的贵族“用奇拜（瓷杯）喝恰（茶），到禄马（罗马）城去花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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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英国诗人中，莎士比亚是受到最公平最充分的批评的一位，也是提供了最众多最醒目的各种妙语和败笔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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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蒲柏（17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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