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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怎么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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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觉得他，难过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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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最愚蠢的莫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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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己高贵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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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安菲特律翁》开场白中，墨丘利说朱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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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和他的剧团首次成功的剧目是《可笑的女才子》，里面的两个侯爵和两位贵夫人都荒唐可笑。在后来的15年中，莫里哀在从闹剧到高雅喜剧的各种形式的戏剧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讽刺天才。他讥讽的目标是人们所熟悉的：愚蠢的年轻人、嫉妒的和怕老婆的丈夫、吝啬鬼、医生（多次受到讽刺）、贵族男女、卖弄学问的女子、卖弄风情的女人、店主人、极端主义者和伪君子。他也并不只写讽刺喜剧，还写过像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一类的轻喜剧。他的讽刺作品寓有对现状的批判。在《唐璜》一剧中，他发表了对宗教的怀疑，因而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在他担任主角的两部戏中他阐述了他的喜剧理论，驳斥了对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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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不是唯一表现仆从和女佣比他们的主人更有见识的剧作家。这是自古以来喜剧的一贯主题。但是他给了各个角色以生命和个性，他们的台词内容几乎是大逆不道。他关于等级的夸张的讥讽在《暴发户》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这部戏表面上是嘲笑一个想和贵族结交的富商。汝尔丹先生确实在放纵的仿土耳其式的仪式中受尽戏弄，但在所有其他方面，他才是直截了当和明白事理的人。比起写成诗歌的矫揉造作的胡言乱语来，他更喜欢简单动人的民歌；他一眼就能看透哲学家的连篇废话；他看得出教学中实际知识和理论的套话之间的分别。每次遇到清规戒律和装腔作势的时候他都能抓住真相，实话实说。至于他想往上爬，虽然滑稽可笑，却是世人都有的愿望。笑话他的贵族观众中有一大半人私下里一定想到了不久以前他们的资产阶级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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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疯狂地爱上了剧团里的一位女演员，但与她结婚后生活很不幸福。她举止轻浮，而且对他不忠实。莫里哀为婚姻中陷于尴尬困境的双方各写了一部“婚姻学校”，里面发表了他对丈夫和妻子的看法，表明他认为婚姻这个制度虽不合理但不可避免。爱情和社交是互不相容的。这个观点在《愤世嫉俗》中更为明显，里面聪明贤淑的女子魅力十足，明白事理的朋友无懈可击，而“愤世嫉俗者”对拘泥于习俗的社会的批判也言之有理。谁都有理，这是部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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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王，莫里哀只有感激；他遭到强敌攻击时，路易总是站在他的一边。他写出《达尔杜弗》（伪君子）一剧后，他的敌人以为这下终于抓住他的把柄了，他们说这部戏侮辱宗教，但他们有意无视戏的真正主题：虚伪。（顺便提一句，20世纪晚期法国重演此剧时把达尔杜弗描绘成真心地爱上了奥尔贡的妻子，她却责骂他竟然怀有这种罪恶的感情，因此应当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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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使他的朋友，批评家布瓦洛震惊不已。一位现代的传记作家把莫里哀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像布瓦洛一样，费奈隆也强烈谴责莫里哀喜剧中的“低级趣味”，特别是剧中社会地位相当高的角色也口出粗言。指控还可以更进一步：莫里哀的词汇丰富多彩，全然不管那些神经敏感的人定下的清规戒律，而是运用老百姓日常用语中的生动词汇和成语。莫里哀在各省巡回演出的12年间掌握了大量这类用语，他在写作时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才能准确达意；没有理由不使用这样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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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文体写作的拉封丹体现了同样对正统的抵抗。他写动物寓言，使用俗语中最简单最具体的词汇来描写每一种社会类型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包括大臣和国王。拉封丹笔下的动物世界重现了人类等级分明的社会中盛行的所有的野心和卑鄙，所有的虚荣、谄媚和屈从。寓言隐晦地显示了当时的堕落和恶习，头脑迟钝的人是看不出其中真谛的。偶尔也有对美德的描写，但美德总是遇到重重困难。由于这些寓言语言节奏快，口语化，寓讽刺于动物故事之中，结果后来成了要求法国儿童背诵的必读物。这样一来，它们的意义就被淡化了，正如《格列佛游记》和《鲁宾逊漂流记》一样，把一部杰作变为儿童读物等于卸除了炸弹的引信。［这些寓言的译文要读由诺尔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翻译的，不要读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译文，后者虽然达意，但不似原文简练。］在第二组系列诗中，拉封丹重讲或自创了古典和现代的爱情故事。这组诗也写得简单明了，但用了较多的比喻以掩盖其中的色情因素。如果它们寓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伊壁鸠鲁式的论点：享受是唯一的善，痛苦是唯一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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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辛不同的是，拉封丹不是大臣，从来没进过国王的宫廷。他做林务官，这是个俸金优厚的闲职，但他得福不知，经常不去上班。他在服装、举止和语言上仍然保留了乡村本色，甚至可以说是土里土气。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朋友们苦劝他去把他的书献给国王，他勉强地去了，却忘了带书。他至死都是这个脾气，一点儿不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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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拉封丹和莫里哀以外，追随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徒还包括伽桑狄和他那一派的自由思想者。这种脱离上个时期的基督教禁欲主义（＜190）的转变正和君主制的胜利相吻合。君主制需要奢侈，而奢侈和禁欲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古代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并非无神论者或酒色之徒，不过他们的神是不干涉信徒事务的，所以有节制地追求享乐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明智的。自由思想者[3]这个给予17世纪的伊壁鸠鲁信徒的称号只有思想自由的意思，指自己有自己的意见，没有纵情声色的含义。伽桑狄以享乐的方式来行使思想自由是为了反对由笛卡儿创立的正统观念。笛卡儿说人的思想与生俱来，因此是上帝赋予的。伽桑狄说头脑中的任何思想莫不是通过感觉得来，没有任何主意、感情、记忆是自来生成的。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普遍认为是洛克提出的（365＞），其实伽桑狄的主要著作比洛克的早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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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两位之间有一位作家推广了伊壁鸠鲁的享乐式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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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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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位奇人，事迹却简单明了。他因支持失势的财政大臣富凯（＜292）被年轻的路易十四逐出法国，在英国度过了余生。圣埃弗勒蒙在英国结交了许多朋友，但从未学会英语。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喜欢与他交往，他同马萨林公爵夫人以及法国和荷兰的贵族和博学之士都有书信来往，包括奥兰治的威廉国王和斯宾诺莎。他享寿90岁，一生中高谈阔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还写了不少短文，但都不是为了出版。这些短文写给不同的朋友，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抄，后来被盗用、翻译，甚至冒名伪造。一个巴黎出版商要求他雇用的文人，“再写几篇圣埃弗勒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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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论述的问题是流行的题目：古人是否高于今人，维吉尔的诗作与意大利史诗孰优孰劣，法国和英国的喜剧，话剧的优点和歌剧的荒谬。他关于这些常见题目的文章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后，就进一步开始论述其他问题：“论正确的生活方式”、“论享乐”、“论爱情”。他最长的一篇文章是讽刺文《多坎库尔元帅与卡纳耶神父的谈话》。神父告诫说不要自由思想，那必然会导致用理智来思考宗教。元帅代表圣埃弗勒蒙，争论说基于理性的宗教不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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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一个该死的哲学家大谈人类的始祖、苹果、蛇，让我越听越糊涂，干脆什么也不愿相信。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反而觉得更加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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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大人，这样最好不过了。没有道理！这才是真正的宗教。没有道理！上天给了您多大的恩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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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弗勒蒙（17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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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受到崇拜已有50年之久，甚至更长；公众对他怀着一种习惯的尊敬，他写的任何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被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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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科托伦迪谈圣埃弗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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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虽然由于作者的粗心在有些地方不够清楚，但仍然简洁易懂，因而大受欢迎。提倡享受是受人欢迎的，而且同时说应通过培养愉快的心情和温和的脾气来保持健康，感官的享受要少量、有节制；这使良心的顾虑也得到了安抚。对圣埃弗勒蒙来说，友谊这项乐趣与给人启迪的思想和愉快的谈话紧密相连。他所提倡的平衡的原则和巴洛克主义相得益彰，无论如何比禁欲主义好得多；鲁本斯或贝尔尼尼的作品或巴赫的音乐中都没有一点儿自我压抑，听天由命的影子（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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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提出这些伊壁鸠鲁式劝告的这位论说文作家不是在书斋里苦读的学究。这位被流放的作家曾出色地指挥过重要的战斗。他是位贵族，当人们劝他发表他的“著作”的时候，他对他们居然认为他那些“小玩意儿”值得一提表示惊讶。圣埃弗勒蒙显然是最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人”。在任何时期，这样的人都影响重大，因为他的思想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在历史上，他是重要人物，但慢慢地降为了三四等的人，只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如果真的身临其境地去看待过去的话，就会看到有一大批像圣埃弗勒蒙一样的人，当时的崇拜者确信他们的作品是时代的经典之作，无法相信后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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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彼特拉克开始（＜49），人们在就艺术和文学的表现方式进行辩论时就一直使用“古代”和“现代”的称号。但是，直到17世纪末，这些字眼才造成了文学界的分裂，出现了两大派别，它们之间的辩论被公开称为争吵。我们刚才看到圣埃弗勒蒙在这场辩论中直陈自己的观点。他是中间派，倾向于现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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