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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我知道主的意志，我一直规规矩矩；我不欠谁的钱；我祈祷，斋戒，缴纳什一税，还救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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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但是你不是从便门进来的，你也是沿着那条同样的弯曲小路走来的，因此我恐怕你进不了天朝，而是会被指控是小偷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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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扬《天路历程》（16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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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这个人物代表着寓于新教徒同上帝的直接关系中的个人主义，不可能通过“做好事”积德来避免下地狱。他一心只顾自己，才不管什么“家庭观念”，径自把妻儿抛在后面，只为了他自己不堕地狱。不过这本书一举成功之后，班扬又写了一部同样篇幅但远不如前的续集，在里面基督徒的太太和儿子们在好心先生的帮助下得了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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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二世宫廷的优雅的作乐者当中，或在伦敦的文学圈子里，班扬和他的书恐怕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清教徒精神已不再受到仇视，只是嘲笑的对象。促成这种从仇恨到嘲笑的转变的作品是塞缪尔·勃特勒的《休迪布拉斯》。农民的儿子勃特勒在不同贵族的府第里做“家佣”，以他粗鲁的幽默受到人们的喜欢。使他成名的这首诗是照《堂·吉诃德》的体裁写的一首仿叙事史诗。休迪布拉斯和他的侍从拉尔弗是清教徒，他俩经历的一些荒唐可笑的冒险显示出克伦威尔时代的虔诚和社会理想只不过是虚伪和追逐私利。诗中还散布着一看即知是对勃特勒时代一些显要人物的肖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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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能使所有的信条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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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2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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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原来正确的道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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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呢？再花200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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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巴特勒《休迪布拉斯》（1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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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令人捧腹的地方应当是这对骑士主仆和一群斗熊的人打架的情节和八音节句子之间的巧妙步韵，这是拜伦的《唐璜》和W·S·吉尔伯特的喜歌剧里面常用的手法。勃特勒的韵体诗相当粗糙，也很少诙谐。但查理国王喜欢他的作品，赐给他一笔津贴。到17世纪结束时，这位作家和给他以启发的题材都被遗忘了。王政复辟时期的氛围开始让位于严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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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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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教导的圈子”——可以作为18世纪的象征。这个时期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坚信它掌握了新的知识，掌握得充分完全，坚信这是实现解放的手段。这种信心来自科学思想的明显进步。科学意味着不管传统观念如何定论，对所有问题都应运用理智来进行分析。最终一切都会被了解和“被圈住”。对自然和思想进行探索并把结果广为传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各地的人都达到理智而且仁爱的境界。语言、民族、习惯和宗教将不再造成分歧，众所周知这样的分歧是致命的。有一个单一的宗教和它的普遍性道德，有法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国际交流工具，这样的世界将由启蒙思想家组成，或至少由他们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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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不求助奇迹的情况下，因为奇迹应当尽量留到最需要的时候，撒拉的强健体质和她免于生产和哺乳可能会使她的美丽维持到90岁。普罗科皮尼斯说，她一旦能够受孕就恢复了原来失去的美丽。这种说法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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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尔论亚伯拉罕的妹妹和妻子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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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之前，需要扫除许多东西，首当其冲的是基督教——不是它所宣扬的博爱和四海皆兄弟的道德，而是它超自然的历史、神学，还有教会。必须对世人讲明，《圣经》只不过是一群无知或诡诈的人编造出来的一些寓言。这种观点的形成可并不是理查德·西门神父的初衷，他是上个世纪一位奥拉托利会的僧侣，写了题为《〈旧约〉的历史之述评》一书，对摩西是否确是五经的作者提出异议。是他开了对《圣经》经文高等考证的先河，即对经文的意思和真实性进行分析，而不只是考证经文的准确性。大约与此同时，荷兰一位安静的思想家，被逐出教会的犹太人斯宾诺莎，提出了对《圣经》更进一步的解释。他的哲学带有自然科学的深深印记，与拘泥于《圣经》经文的信仰完全不同。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无处不在，世间万物莫不充满着他的力量。上帝高不可仰，深不可测，人对他应有“出自理智的爱”。斯宾诺莎用几个定义和原理按严格的次序推断出100多个论点，他这个信念就是用这些论点以几何方法演示而成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圣经》，会发现它像是由一些无名的抄写员堆积在一起的汇编，内容充满了矛盾。其中道德的训诫值得钦佩，历史部分的准确性难以确定，故事则只是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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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与17世纪的几位哲学家和科学家有通信来往，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他出版的著作很少。他靠做工匠谋生，生活简朴，却谢绝了请他去海德堡大学任教的邀请。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过是又一个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虽然并不惹是生非。像西门神父一样，他当时没有多少追随者。在那之前，高等考证还只处于地下准备阶段。但不久之后出现的一部著作引爆了地雷，攻破了堡垒。著作的作者是皮埃尔·培尔，当时也在荷兰流亡。他编纂了一部称为“历史性和批评性的”大型辞典，里面对基督教的启示中人所熟悉的部分进行了比较、并置、探究和冷嘲热讽的描述。读者会受到他对基督教怀疑的感染，要不就因为他的亵渎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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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审查机构的刁难，培尔在辞典中写的词条很短，只是写明定义而已。他的学说载于附加的注解之中，这些注解长而字号小，这样一来审查官容易略过不看。光明的世纪就这样开始了，但同时也陷入了分裂。如果以为那时的哲学家和他们的《百科全书》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观点如今得到了普遍的赞同，是他们的观点帮助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世俗世界。但是，反对他们的力量并没有被消灭，19世纪时又东山再起，到今天愈加壮大。反对的目标——“启蒙”——不是理智或知识，而是18世纪的那套思想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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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尔的《辞典》主要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杰斐逊有一套五卷对开本不足为奇。不过，是伏尔泰真正把辞典的思想传播给了普通的受过教育的读者、富有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男女和沙龙中形形色色的人。他的意思简单明了：《圣经·创世记》中有一点是对的，上帝确实创造了宇宙，但没人知道是如何创造的；上帝使宇宙按照规则——科学的法则——运转，而对这些规则他没有理由干涉。这就是自然神论，理智的人的宗教。它要求丢弃各种仪式、祈祷和蜡烛，也要丢弃恐惧，同时要认清教会对人的欺骗。这种欺骗只是为了达到牧师和僧侣、主教和教皇这些人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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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用尽各种手段和工具来宣传这个信条，在政治小册子中，在对别人对他人身攻击的反驳中，在五幕悲剧中，在偶尔的短诗中，在古典著作的再版说明中，甚至在私人信件中都广为宣传。最后，他把自然神论的论点提纲挈领，写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文章，每篇4～5页，题目为天使、无神论者、狂热、摩西、奇迹、救世主、平等、国家、容忍等，共73篇，编为《哲学辞典》。其实，他还可以在标题中加上简明和趣味这两个词。这本书等于是把培尔的著作改编为读者文摘的形式。文体明晰易懂，语带诙谐但低调含蓄；全书的主调合情合理，讲求实际，让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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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本身并没有遭到攻击，而是对它作了重新解释，把它简化了。面对伟大的造物主和他的创造，人当然会诚惶诚恐，这就够了。所有民族对造物主都怀有同样的敬畏之情，因为人如同自然一样，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好的道德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也是全球通用的。既然这些根本性的东西是基本一致的，就不应有造成冲突的原因，不应有宗教战争，不应有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皈依、宗教裁判法庭、火刑柱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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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耻的教会并不是造成人对人残暴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也必须使它合理化才行。在这里伏尔泰又是集牛虻和蜜蜂于一身，部分地是因为机缘巧合。他年少气盛的时候言语间冒犯了一位贵族，结果遭到那位贵族仆人们的痛打。伏尔泰居然胆敢向那位贵族挑战，要和他决斗。为此，他第二次被关进巴士底狱（他已经入过一次狱了），还被勒令离开法国。伏尔泰决定去英国流亡。在那里，他很快交上了朋友，学会了英语，对英国的体制进行研究。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写了《英国书简》。该书立刻引起轰动，造成巨大影响。法国开始推崇英国。一些作家决心学习英语，更多的英语作品被翻译过来，时尚和礼仪染上了英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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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简》发表之前，法国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笛卡儿的哲学（＜201）。据报道，巴黎只有两位牛顿学说的信奉者。伏尔泰发表了他对英国社会和政治的调查结果后，接着又写了《牛顿哲学要义》。不久，他和其他人开始着手介绍约翰·洛克关于政府的思想。最有吸引力的是宽容这个观念。英国人只有一种调味酱但有100种宗教这句俏皮话并非出自伏尔泰之口。他也没有写信给爱尔维修说：“我完全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句话是20世纪的一位女传记作家替他说的。不过，这两句话倒是很好地代表了他的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那句俏皮话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英国的新教各派确实都是合法的，但在权利和机会方面却不平等，天主教徒则多少是受迫害的。然而，英国的教会和政权还是允许沙夫茨伯里伯爵出版他大逆不道的观点，说宗教可以选择，无神论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的信仰。允许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争论可以出真理，在争论中应当做到真正的各抒己见，无论提出的意见是多么谬误。法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看到了言论自由的好处，他们记得伽利略的遭遇，他们也知道笛卡儿、伽桑狄、西门、培尔和其他有创见的人因害怕索邦大学的迫害而被迫修改或隐藏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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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是何许人也？他是个医生，是牛顿的朋友，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不见容于他的祖国，不得不在荷兰和法国游荡达8年之久。在这两个国家中，他结交了一些先进的思想家。詹姆士二世1688年被赶走之后，洛克回到祖国，成为推翻国王的政党的代言人。当时发表的权利宣言需要有一位理论家当作者才说得响。洛克正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外国吸收了先进的思想，又在他自己关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著作中把这些思想雄辩地阐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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