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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老实人》改编的音乐剧并没有反映出此书的精神，不过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出的规劝也不是一个万念俱灰的老人的意见。他对于人类事务的看法一直未变，早在写作此书之前，在他撰写历史题材的著作时就形成了。世界已经忘记了他向那个时代的人传播知识，形成主导着整个下一个世纪历史观的丰功伟绩。他耗时多年，呕心沥血撰写《路易十四时代》、关于彼得大帝和卡尔十二世生平的著作，以及他命名为“风俗论”的巨著；他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了许多与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东西相违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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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俗的《风俗论》没有先例可循，是第一次从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书中从史前的地质背景写到近东和远东的文明，然后又写到西方的中世纪和现代时代。这里的伏尔泰是思想具体而缜密的伏尔泰。普遍的理性、单一的宗教和一致的人这些观念不再提起，对历史的仔细研究证明了它们的虚妄不确。研究发现文明的阶段屈指可数，历史学家伏尔泰只发现了四个：古雅典、罗马、文艺复兴，还有包括他自己的时代一部分在内的路易十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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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衰的思想并非始于伏尔泰。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世纪之初的贾巴蒂斯塔·维柯在他被世人忽视的著作《新科学》中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述（＜ 314）。在维柯之前，史学著作一直主要记录国王的行为，原因无他，国王是史学家的赞助人。国家史和文化史到了维柯和伏尔泰才开始。不过，在撰写皇家历史之余，一些宗教社团，如博朗德带领的耶稣会会士和圣莫尔的本笃教派，兴起了历史研究。他们研究并辑定了早年留下的成吨的记录。伏尔泰的研究就大大得益于在德意志和瑞士收集的资料，他从这些资料和蔼可亲的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伏尔泰的历史观影响了同代的吉本、休谟和罗伯逊；赫尔德不同意他的观点，因而提出启发了19世纪各国历史学家的原则（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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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老实人》和类似的作品称为故事而非小说是为了说明其历史背景。前文介绍过流浪汉小说（＜111）。这样的小说通过描述主角在往上爬的时候遇到的种种不幸来点评社会众生。17世纪初期，勒萨日使用的是同样的描写手法，但扩大了题材范围，拉法耶特夫人则转向了对激情的描写（＜352）。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要等到18世纪才真正羽翼丰满。菲雷蒂埃在《中产阶级小说》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描述了阶级的背景，但手法稚拙。剧作家马里沃在《暴发户农民》和《玛丽安娜的生活》中加入了细腻的心理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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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社会背景这两个构成真正小说的要素一点点逐渐成为作家注意的重点，二者各有占上风成为主导因素的阶段。英国小说家树立了权威性的模范：理查逊的《帕米拉》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帕米拉》描写了内心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在作者的其他两部小说中，这类的描写到了饱和的程度，使作者获得了心理小说之父的美誉。这类小说分析深刻，但范围狭窄。《汤姆·琼斯》则比较平衡，如若把理查逊比作传记作家的话，菲尔丁就是历史学家。他在《汤姆·琼斯》各部分的序中作的精彩解释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称该书为史诗，意即用诗写成的历史。他在书中为汤姆不是英雄而道歉，这也是对该书性质的一个侧面说明。他滑稽地模仿了《帕米拉》的手法，但他忠于生活，没有把汤姆写得像帕米拉那样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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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逊的小说在法国大受欢迎，特别是在狄德罗写了一篇长文赞扬他之后。帕米拉的高洁，她通过一个迟钝的女仆来抵抗权贵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她惊人的自省自尊使许多读者为她的苦难和胜利而流泪。时代在向着感伤主义发展（410＞）。坚韧顽强的伏尔泰说过，最好的戏剧是最催人泪下的。狄德罗在他的两部剧作中，偶尔也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出对传奇故事的大团圆结局的偏好。邪恶必被制服，对头必然言归于好，误会必然澄清，家人必定团圆。菲尔丁也未能免俗：《汤姆·琼斯》中的奥尔沃西先生品格端正，人如其名[5]。但《汤姆·琼斯》的其他部分描述的是事实和感情，而非感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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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严肃，结局皆大欢喜的情节剧既非悲剧又非喜剧，称为资产阶级戏剧，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类戏剧同启蒙运动情绪的联系。资产阶级坦率老实，行为举止和道德观念简单淳朴，是完完全全正直可敬的；而贵族虽然号称正人君子（＜351），其实是身穿华丽盛装的阴谋家，道貌岸然的表面下内心奸诈腐败。在这个信奉人人生而平等，认为国王只是战争中的侥幸取胜者，教士全是骗子的时代，资产阶级自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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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和生平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矛盾态度当然在别人身上和别人的奋斗中也同样存在。难以想象启蒙运动怎么可以把对国王和征服者的猛烈抨击与对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的热情拥戴调和起来——他们二人虽然各自在奥地利和俄罗斯施行独裁者的铁腕统治，但是都被冠以“伟大”的称号。一些宫廷大臣，如葡萄牙的庞巴尔和西班牙的阿兰达，还有后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被公众推选为这个“开明的暴君”俱乐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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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对伏尔泰和狄德罗，还有在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其他一些学者恩宠有加。在一些德意志公国的宫廷中，君主实行专制统治，但通晓法文，崇尚理性，也和学者有着这样互敬互重的关系（390＞）。学者期望君王能按先锋派希望的那样进行改革。这并非异想天开：除了君王，谁还能改变政府结构呢？正因为这方面不存在任何机制，所以君王越是专制，实现改革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他把《百科全书》作为案头必读书的话。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并不是要推动民主或煽动革命。伏尔泰在号召大家帮他一道砸烂无耻者即教会的同时，甚至提出需要用宗教来管束大众，不让他们去杀害或抢劫有产阶级。这不是说民众愚蠢或邪恶，他们只是未经教化、野蛮无礼而已。最终，教育和改革的计划在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失败使得开明的专制统治的光芒趋于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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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群经济学家在争取另外一种改革，一种专制君王恐怕不会喜欢的改革：自由贸易。17世纪时，一位名叫布阿吉尔贝尔的人对重商主义的原则提出了反驳，说通过刺激出口，限制进口来储存黄金是短视的做法。国王高兴了，但国家却吃了亏。只有尽量扩大生产和物资交流才能实现繁荣，对生产商只应收一次税。在英国，一位叫曼德维尔的荷兰裔医生也写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故事《蜜蜂寓言》。在故事中，他提出消费，甚至奢侈的浪费都对国家有益。他的格言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在百科全书派的一代人中，魁奈、杜尔哥和杜邦·德内穆尔（后来他建立了美国的杜邦公司，成为杜邦王朝的创始人）受到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的启发，在它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理论，在言辞和实质方面都与哈维的理论类似。自由流动的货物和资金会给政体的每一部分带来生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工业只是对一种产品做了改变，并未增添什么东西，故此只应收一次税。当时各镇、县、省和公路都征收各种过路税和关税，这些都必须废除。所有可耕地都要用最新方法进行耕种。在机器工业开花结果之前，这种农业至上的观念看来是合理的。这些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自然法则论者（以自然为准），的确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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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杰思罗·塔尔发明了一种条播机，可以准确播种，避免浪费。汤森伯爵发现有些根茎作物可以补给土壤的肥力，于是大力宣传种植这类作物，被称为“萝卜汤森”而名扬四方。犁铧得到了改善，对牲畜的繁殖也更加用心。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一句老话：最富有最快乐的国家是农民最多的国家；多子多福，可以耕种土地，赡养老人。这幅美好生活的图景恰是狄德罗信仰原始主义时所思慕的。狄德罗的一位密友也倾心于这样的生活，他为《百科全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却被先锋派视为理性和真理最大的敌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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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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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论述政府、道德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著作的确使思想发展的轨道拐了一个弯。若要明白个中原委，需要从脑海中抹去关于他和他的思想的所有评论或典故。无论是在学术论述还是在新闻作品中，用他的名字和卢梭式的这个形容词所修饰的意见都是他从未有过的意见。每当提到某些题目时，这些违背事实的评论就像背书一样被重复一遍，正如作家一想到变化就套用莎士比亚的短语“沧海桑田”一样。为了以正视听，需要说明卢梭没有发明或崇拜高尚的野蛮人，也没有呼吁过“回归自然”。他没有说过既然人生而自由，现在却戴上了锁链，所以我们必须打碎锁链这样的话。他政治观点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说；他确实说过戏剧有害，艺术和科学并未改善人类，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伟大思想家。最后，他暮年时感到自己遭受迫害并不是他的偏执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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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说了些什么？上面一连串的否定句式似乎使人觉得他没有什么创造性和重要性可言。请让我从头道来。他生于日内瓦一个工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教他温和向“善”，与周围的加尔文主义大相径庭。然而清教徒主义对他的影响还是十分深刻。年轻的卢梭去法国谋求发展，成为一位自命高雅的乡下贵夫人瓦朗夫人府中的仆人。他成了这位夫人的干儿子和实际的情人，学会了上流社会的礼仪，并皈依了天主教。后来他在修道院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巴黎，在那里和狄德罗交上了朋友，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当时，第戎学院就这样一个问题举行有奖征答：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的举止和道德。这激起了这两个朋友的雄心，他们讨论后，卢梭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否定意见，一举夺魁。他一夜之间声名大振，因为否定时代精英引以为豪并努力扩大的东西的价值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需要记住，在18世纪，“艺术”一词指所有的艺术，既有美艺术也有机械艺术，包括文明生活的所有技艺，如同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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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可能建议过对第戎学院的问题响亮地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但请注意提出这方面疑问的是第戎学院的一大群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卢梭后来一直坚持了他这一立场；它是与他受清教徒教育培养出来的脾性相符合的，也是他所真心相信的；这种立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的形成。但那些自那以后把他拥为文学名士和百科全书派潜在成员的人对这一点却始料未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撰写了一些关于音乐的伟大文章；因为他精通这一门美艺术，在赞助人收回了对他的赞助，他不得不自己谋生的期间，他就靠誊抄乐谱赚钱养家。他的太太娘家寒微，还要养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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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卢梭无论处境如何，都一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进行敏锐的观察，以此充实完善自己。他一生中的起伏坎坷使他成为一位独特的社会人物。他在饭馆端过盘子，也做过法国驻威尼斯使馆的随员；他曾在巴黎的小巷内同家人简朴度日，也做过贵族府邸中尊贵的座上宾；他最后隐姓埋名居住在一个小村子的茅屋里。因此卢梭除了是一个受宠的天才外，还是唯一的一位身历每一个社会层次，从每一个层次的角度观察过社会的社会批评家。现在成群的博士借助问题单收集材料，而卢梭当时都是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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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后来又转回新教。在他的文章获奖后，43岁那年他又写了一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关于他观点的神话即因此而起。伏尔泰对卢梭的第一篇文章已经感到不满，这第二篇文章更使他勃然大怒，他指称卢梭想要我们像动物一样“四脚爬地”，行为学习野蛮人，因为他认为野蛮人是完美无缺的。这样的解释尽管可信但不确切，高尚的野蛮人和回归自然这样的套语即由此而来。我们看到，塔西佗之后经过16个世纪，高尚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一次又一次被用来帮助新教徒阐述教义。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证实了高尚的野蛮人确实存在，他们的部落社会不久之后成为乌托邦的灵感来源。这一类型在格列佛的第四次旅行中重现于慧骃这种有理智的马身上。简而言之，这个神话体现着一种永恒的理想，这理想在现代时代得到重生，满足了人们对原始主义的渴望。当社会风气过于繁复时，这个理想就会出现，把社会风气斥为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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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确实猛烈抨击过高级文明的特征，但他并未呼吁回到野蛮的状态中去。他认为野蛮的状态有许多欠缺的地方，如缺少道德，不假思考只凭本能行动，在一个阶段甚至没有语言，而且缺吃少穿。当社会和财产的地位已经确定，才能的高下已经表明的时候，最好能按才行赏，以有益于社区。按卢梭的意见，这个阶段是人类历史中最为快乐也最为持久的阶段。但他并没有提出要回到这个阶段。他确实说过当财富和地位不再和德才相符的时候，就造成了不公平，会导致不稳定。他指出，稍作思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推理正是启蒙运动的风尚。他这个论点不会起煽动暴民的作用。自然和野蛮人如同几何图形一样都是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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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这两篇早期文章是对现状的否定性批评。他后来提出的肯定性建议表明，理想的社会要以刚才介绍的中间阶段为基础，典范是独立的农夫，没有权贵的压制，自己管理自己。光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启蒙思想家对他们这位以前的朋友的仇恨。卢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摒弃了文明生活的优雅和舒适。伏尔泰曾歌颂过“奢侈，这最有必要的东西”。卢梭要用中产的农民生活来取代资产阶级的高级生活。这是城乡的对立——这是个令人恼怒的主意。同样令人恼怒的是卢梭的每一本新著，无论是关于政治、戏剧教育、宗教题材的著作，还是关于爱情的小说都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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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治著作中最为著名的是《社会契约论》。该书开篇就出现了经常为后人引用的那句话，说人生而自由，但处处受锁链的束缚。新闻人看了这话后自然以为它的意思只能是号召“砸断锁链”。但卢梭下面的话却没有得到引用：“现在我要努力来说明它们（指锁链）为什么合理。”再往下看，书中又提到了野蛮人，说虽然他没有今人的一些缺点，但他并不是道德的生物——不是不道德，是非道德，所以他不是建设社会和管理政府的材料。由此可见，说他想要我们“四脚爬地”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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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当时和现在的批评家讥为荒谬可笑的社会契约，洛克早在卢梭出生前四分之一世纪就提出来过，然而洛克却被赞扬为明智。契约是由来已久的想法，卢梭用它作为书的标题以点出主题。在书中，他说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契约并不重要。不需要用它来达到目的，即为自由和有道德的人确定最好的政府形式。每一个问题都要经公民投票的纯民主形式（新英格兰的镇选民大会）太不现实，因为人难免糊涂犯错；这种方法只有在很小的城邦国家才能实行。下一个首选是代议制政府，他非常精确地把它称为“选举产生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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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洛克一样，认为主权在于人民；因此代表们必须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努力。但是人性固有的弱点——愚蠢和自私——经常使得“全体意志”，即多数人，无法执行“普遍意愿”，即共同的福利。大家都真心想实现这种福利，但由于见识短浅结果常常做不到。有些人说，这个理论再加上“公民宗教”开辟了通往独裁统治的道路。对这个指控不值得在这里引证卢梭的原话进行反驳。更重要的是一个为人忽视了的事实：波兰请卢梭为它推荐一部宪法，科西嘉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作答时不是像在《契约论》中那样泛泛而谈普遍的理论，而是本着具体的精神，坚持宪法要适应当地人民的传统、风俗和目前的需要。卢梭写的纯推理文章经常被用来同求实的政治家伯克比较，以显示卢梭不如伯克。很久以前，一位美国学者在她的《卢梭和伯克》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比的错误，其实这两位理论家在关于政府的原则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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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锤炼思想和感情的地方，所以卢梭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制国家的公民应该得到何种教育。《爱弥儿》（他学生的名字）一书讲述了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和其他冲动应如何用来发展他的智力，使他获取知识。这又是“事物，不是词语”（＜181）的要义。学习书本应晚些开始，规则若想使人心悦诚服则必须从观察和思考中产生。简而言之，要旨是：学生是孩子，不是小大人；他或她在不断发展，训练应适应于发展的每个阶段。千万不能按某个既定的模子去塑造孩子。后来的每一个“进步教育法”学校，一直到约翰·杜威在20世纪（608＞）初办的学校，实行的都是卢梭提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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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正是按照您在《爱弥儿》中提出的令人信服的原则培养我的儿子的。”卢梭严厉地看着他：“先生，那就太糟糕了，对您和您的儿子都太糟糕了。我不是要建议一种教育方法，我只想防止目前教育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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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安加尔的一席对话（年月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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