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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是他那个时代的发明。由斯塔米茨父子领导的多产的曼海姆乐派确立了交响乐的格式。比莫扎特年长的同时代人，他所尊敬的朋友约瑟夫·海顿，用这种形式写了104部作品供他在埃斯泰尔哈佐的东家欣赏。在海顿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中可以看到从新古典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迹象：悠长的旋律，并不总是对称，但仍然保持着平衡；乐章以一个主调开始，以另一个主调结束，却不刺耳。另外，海顿喜爱民歌，在他的清唱剧《创世记》和《四季》中特意表现出自然风景的效果。在艺术上，他与一些英国诗人十分相似，他们超越当时流行体裁的限制，以接近民歌的方式讴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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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顿的作品虽然内容自由、丰富、新颖，声音格式却仅限于悦耳，有时可以说是动人。他的104部交响乐没有一部能像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一样压缩入如此密集的情感。在那几十年中音乐艺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歌剧作品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出色和平庸的比例。有些18世纪的作曲家歌剧一写就是十几部，最高纪录是160部。海顿为技能所限，没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只有室内乐演奏者发现了他的深度，此外，他得到的只是尊重，没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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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段过渡有关的还有18世纪晚期管弦乐队的特征。它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音色，但仍受制于一些木管乐器机械性的不足，也还没有在管乐器和弦乐器之间达成标准的平衡。铜管乐器经常是可有可无的，即使用的话也只有一两件。一支配备完整的管弦乐队大约有45件乐器。除歌剧以外，音乐仍然只在家中演奏。只有富有的赞助人或宫廷才养得起有一定规模的长期乐队。在巴黎，只有一个名叫拉普佩利尼埃的包税人家中有可与埃斯泰尔哈佐相媲美的乐队。真正公开的音乐会少而又少，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决定成立一个音乐厅。他们选择布商公会（Gewandhaus）做他们的常年管弦乐队演奏的场所。门票向成员出售，只给偶尔来听音乐的非成员或外地人保留五个座位。［这方面可浏览琼·佩泽（Joan Peyser）编辑的《管弦乐队》（The Orchestr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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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的听众向来不占人口的多数，连受教育阶层的多数都不是。绘画比较易为大众接触，文学更是如此。除了这些高雅的乐趣之外，至少还有两点造成当时是处于文明巅峰的感觉。一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生活的自在感。在旧制度结束之际，这种自在当然只限于有钱人，特别是那些在西方各大都会之间来往的有钱人，因为这些大都会具备了各种礼仪和物质条件，使得生活舒适惬意。这方面一个突出的成功例子是威尼斯。虽然它已经衰落，但作为一个提供快乐的城市依然保持着它的美丽（商业上也依然兴隆）。它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交圈子是最优雅的，它的赌博是最文明的，它的交际花是最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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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卡纳莱托和瓜尔迪的作品给了它一次小小的艺术重生。这两位画家以这座城市为题材作了大量的画作。每一个做“大旅行”的青年归途中都把威尼斯作为必经之地，好为旅途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加上一笔光彩，并买上一两张卡纳莱托的画。瓜尔迪的作品有未来印象画派的影子，作为纪念品不甚流行。卢梭在《忏悔录》中记下了他对那时威尼斯的敏锐观察，而马德琳·D·埃利斯的《卢梭的威尼斯故事》则是一位现代学者关于斯人斯城所提供的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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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重要事件，其中有灾难也有成就。这些事件使文明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或一种感觉。那几十年中，重要事件连续不断。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相继逝世是众人瞩目的大事。布莱特船长由于他的船邦梯号上发生了哗变而闻名四方。有关航行的新闻还有：在美国，一个叫约翰·菲奇的人在船上安装了一部蒸汽机在特拉华河上航行。在法国，贝耶博士制造了一部可以发出元音的机器；屈尼奥造出了蒸汽汽车；蒙戈尔费埃兄弟建造了热气球，把他们勇敢的朋友皮拉特尔·德罗西耶送上了蓝天。气球的球壁是（加厚的）墙纸做的，因为他们两兄弟的生意就是制造墙纸。第二年，伊丽莎白·蒂博尔在里昂又重复了这桩壮举，她唱着歌直飞到城市上方一英里的高处。不久之后，两位旅行家乘坐这种新的旅行工具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第一个降落伞也是在巴黎发明的，但试验时造成了致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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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沃康松的法国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制造自动玩具——机器人。他做的长笛手能吹奏悦耳的曲子，做的鸭子会走路、游泳、捡吃谷粒，（谁知道？也许）还会消化。更有用的发明是阿尔冈的灯。人们对这种灯早已熟悉——泡在装满灯油的灯碗里的灯芯由一个小轮控制着，灯头的火焰扣在一个玻璃管中。曾经试过用煤气照明，但没有成功。发明了钢笔，作家从此摆脱了鹅毛笔折断或写秃了的时候削笔这桩烦人的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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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还传来了很多丑闻，又一次证明理性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人的愚蠢就此结束。一个自称卡廖斯特罗伯爵的人说他可以创造奇迹，包治百病。他还可以预言未来，与死者通话。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趋之若鹜，百般讨好，竞相转告别的朋友说他是超人。其实，他是个意大利旅店店主的儿子，是个江湖骗子。他设的一次骗局因被称为王后的项链事件而远近闻名。他伙同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女冒险家拉莫特伯爵夫人，告诉爱恋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情古怪的德罗昂红衣主教说，如果他送给王后一条价值160万法郎的钻石项链的话，就会得到王后的青睐。项链交到了这两个貌似诚实的人的手中，他们却把钻石取下来在伦敦卖了。他们的阴谋和红衣主教的痴情传到了国王的耳中，于是向他们提起了诉讼。拉莫特被定罪，声名扫地，但她逃走了，卡廖斯特罗也逃脱了，最后逃到罗马。在那里，他垂老之时被作为共济会员判处死刑，但后来减刑为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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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也是新闻不断。世纪中期，这座城市发生了50000名暴民的暴乱。乔治·戈登勋爵再次提出“打倒天主教！”的老口号，带领一群暴民游行请愿，要求废除最近颁布的一项减少对天主教徒某些限制的法令。抗议发展成整整一个星期的打砸抢。精神不太正常的戈登经审判被免除叛国罪，最后皈依了犹太教。与此同时，纽盖特监狱被暴民摧毁。不久后又把它重新建起，把戈登关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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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的巨手抹去了现在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时候，当伏尔泰的名字，甚至他用来写作的语言都不复存在的时候，阿巴拉契亚山脉、俄亥俄河的两岸和塞欧塔的平原将会响彻这个蛮子（莎士比亚）的声音。他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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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斯·摩根（17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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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对这种坏消息的一种补偿，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悲剧女演员，西登斯夫人，她的表演使观众终生难忘。诗人和散文家把她誉为英国最好的女演员，自那以来，无人挑战过她的地位。她出道前后，另一件现已被人遗忘的事标志了英国戏剧批评的急剧转折。一位名叫莫利斯·摩根的作家撰写了一篇长文，阐述他广为众人嘲笑的意见。他力排众议，坚持说莎士比亚是无与伦比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预言家和思想家。摩根属于第一批偶像崇拜者，并且不像后来的崇拜者那样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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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是多事的一年，在它前后还出现了知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些出版物。就在那一年，出版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他的出版物包括：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的《美洲史》，此书立意新颖，内容全面，但由于独立战争爆发而不幸草草收场；杰里米·边沁的《立法原理》，该书按说应该属于下个世纪，因为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到那时才得以实现；还有休谟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这位苏格兰理性主义者不动声色地提出了一系列论述来驳斥对基督教和理性的信仰，这是其中的最后一部（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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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种人类特有的倾向，由于某事使人觉得好玩而引发。笑的时候，眉毛中部向上，到鼻子部分则向下聚拢；眼睛几乎闭合；嘴巴张开露出牙齿，嘴角向后拉开上扬；两颊鼓起，几乎挡住双眼；面部通常发红，鼻孔张开，眼睛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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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1768～17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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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多了两个新的信息来源：伦敦的《泰晤士报》和3卷本的《不列巅百科全书》。伦敦人无论是否爱好音乐，都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欣赏第一次亨德尔纪念音乐会。它既表达了对这位大师的怀念，也表示了人们对声乐和器乐的大型聚合的喜爱。音乐会动用了525件乐器，共举行了5次，因为首演大受欢迎，不得不加演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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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法国的国库已经罄尽。破产迫在眉睫。在这紧急状况中，国王听从谋士们的劝告，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包括贵族、僧侣和平民，已有175年没有开过会了。它的职能只是提供建议，不能立法，除了投票设立新税以外。这一次需要它既提供资金又就政府改革提出建议。为此目的它必须代表整个国家，所以要举行几乎是全民参加的投票来选举会议成员。与此同时，要征求关于改革的意见并收集在每个地区或行政管区的备忘录中——它相当于英国的蓝皮书。收集上来的意见和要求惊人的相似。启蒙的思想已经传遍全国，几乎所有意见都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是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两位亲英人士没有明言的礼赞。谁也不想废除国王，但谁都想结束所谓的专制政治，制止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壅塞的司法部门随意专横地为所欲为（＜420）。选举三级会议成员的过程本身就显示出政府机构的混乱状况。有的城镇同时属于两个行政区；有的行政区分成两半，彼此相隔好几英里。相关记录散失，管辖范围重叠，特别法庭和特别规则及豁免使得一般规则失去任何意义，赋税不公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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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改革彻底进行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接受，国王下令给予报刊自由。一股书籍和小册子的洪流随即如变魔术般地出现。显然，法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是政治学家。他们都了解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没有公开传播的情况下，思想在社会上流传得如此之广，实在令人惊讶。在这成千上万个声音中，有一个声音使全国为之振奋。沉默寡言的教士西哀士在一份简短的宣言中说：“第三等级（平民）即全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各地纷纷召开临时国民会议通过类似的决议。制宪成为一时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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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1788年的事。第二年，经过了关于程序的激烈争吵之后，三级会议得以召开，又接着吵下去，迫使上两个等级与第三等级合并成为国民大会。不久，吉约坦医生向大会推荐了经他改进并以他命名的断头机（guillotine）。巴士底狱被攻破，卫兵们遭到无谓的屠杀；几个城市爆发了暴乱，贵族帮助废除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作为其中一员的西哀士又写了一篇文章，详述了后来的人权宣言的内容。君主制改革似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在国王一家被从凡尔赛宫带到巴黎之后。这是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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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在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肯塔基的一位洗礼教派牧师蒸馏出了第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作为慈善基金会的坦慕尼协会建立了起来，它后来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政治性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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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听途说、电影或学校课本中，谁都大概知道1789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自由改革如何变成了新的专制统治。本书以后会写到一些需要记住的细节（428～429＞）。改革性质的脆弱在初期就显而易见，表现在感情用事与暴力倾向掺杂在一起，所有公民皆兄弟的信念中混合着对于形形色色“可疑分子”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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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命运起伏说明了当时的狂热情绪。美国勇敢的朋友博马舍受命担任巴黎市长，监督拆毁位于被重新命名为协和广场，现已人去楼空的巴士底狱。他以他一贯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是到了1790年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可疑分子之一。他受到审判，幸运的是没有被投入监狱；他若进了监狱就会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囚犯一样在两年之后被杀死。在审判期间，他高兴地看到他的歌剧《塔拉勒》重新上演，但为顺应时代作了修改。原来剧中的英雄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自己取而代之做了明主。现在加了一场，在里面人民成了英雄站在一个纪念自由的圣坛上。男高音和合唱队唱出以宪法为歌词的歌曲。改革歌剧比改革民族国家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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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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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法国大革命这几个字，大家立即会明白它们之所指，脑海中也会浮现出有关的形象。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1789年这个具体的日期可能在别的地方不像在法国那样被记得清清楚楚，但那场动乱发生的时间在“不太久以前”；它是血腥的，具有高度的戏剧性，直接关系到个人，后来又融入了拿破仑这位至今仍名扬四海的人物史诗般的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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