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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石匠行会在中世纪才开始出现，它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性质，对所有自然神论者开放的兄弟会始于18世纪早期在英国建立的一个分会。它从那里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并吸引了思想和行动各个领域的领导人。为此，有些历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动乱归咎于共济会的阴谋活动。反过来倒是更有可能：脱离了教会的人和争取建立共和的人愿意加入共济会。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世俗的宗教，信奉自由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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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7月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日的活动是政治、国家崇拜和音乐的奇怪混合。各省的城市派遣大规模的国民卫队代表团前来参加节日庆祝，全然不顾中央政府的禁令。在前线作战频频失利的时候，首都却挤满了喧闹作乐的人群。其中，从马赛来的600人走了27天，他们一路上唱歌打发时间。其中一首最新的歌是从斯特拉斯堡传来，由一位年轻中尉鲁日·德·李尔谱写的“莱茵军战歌”。这600人在巴黎再次唱出这支振奋人心的歌曲，使它被定为国歌，并被命名为“马赛曲”——幸好没有叫它“斯特拉斯堡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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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革命期间，行为举止自动发生变化。1789年，产生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倾向引导着这样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贵族头衔被废除，“德”从签字和称呼中消失了；每个人都叫作某某公民，人们彼此也如此称呼（这是另一个世纪的另一场革命中“同志”一词的前身）；不能说“您”，“你”才合乎时宜。路易十六受审判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卡佩公民，这是800年前他的家族创始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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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的服饰开始了民主化的简化。衣服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颜色，但颜色转为暗淡，并逐渐丢弃了各种无用的装饰，像假发、头发中扑粉、缎带、齐膝短裤（无套裤汉一词即由此而来）、吊袜带和长筒丝袜、鞋上的银搭扣和毡帽。取代它们的是使革命歌舞因之得名的蓝色罩衣卡曼纽拉服，和从古代被解放的奴隶戴的“弗里吉亚软帽”发展而来的新古典式的红帽子。喜欢一切东西整洁的罗伯斯庇尔仍然穿着过去的服饰，但式样低调。不过最为安全的办法是尽量穿得像个工人。因此长裤成了男子的服装，现在已几乎成为全球的制服，西方的妇女穿长裤的也很多。路易十四和廷臣们引以为美的露腿时尚现在成了大胆的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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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1792年开始，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除了要击退逐渐逼近的德意志军队以外，法国西北地区的叛乱也十分顽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布列塔尼和旺代的农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保王派，在贵族和农民战术家的指挥下能攻善战。叛乱最终被平息了，东线作战的军队也很快取得了胜利。正如17世纪的英国一样，有信念激励的一方打败了经验老到的职业军人。当然，法国军队中也不乏来自皇家军队的训练有素的军官——波拿巴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像20出头的奥什和马尔索或30出头的儒尔当和克莱贝尔（445＞）这样的年轻人在作战中得到迅速擢升，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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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直到把敌人赶出国土之前，所有年轻男子都要参战。已婚男子锻造武器，运输军需，妇女缝制帐篷，在医院里帮忙。不准雇用替身。公务员留在岗位上。18至25岁，未婚无子女的男公民先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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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8月23日颁布的法令，由卡诺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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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罗伯斯庇尔有卡诺辅佐。卡诺是卓越的战略家，人称“胜利的组织者”。他招募了75万兵丁，为他们提供给养，保证所有军需品的生产，发电报传递命令，用气球侦察敌情。他不卷入制宪大会及其委员会中你死我活的政治倾轧，因此得以自保。他的儿子是物理学家，孙子曾任第三共和国的总统，他们使卡诺这个名字在法国家喻户晓，特别是因为他的孙子遭到了暗杀（695＞）。其实，卡诺家族的创始人应得到与他的政治同事们一样的显赫名声。他的任务异常艰巨，因为法国共有14支革命军，实际上等于全民皆兵，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征兵成为20世纪世界大战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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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用法把民族和人民作为同义词，但它们并不总是指同一个实体。旧制度可以叫作民族国家，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民族和人民两者的分别。民族国家是一个把人民当作统一的民族来管理的国家，依法治国，在广袤的领土上努力实现规范和一致。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研究表明，革命后法国的政治结构与旧有的君主制十分相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固有的分歧和通讯落后给旧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掣肘。只是各省的名字就使得人民无法成为一个民族。需要打一场民族战争，使每个个人和群体都成为一场共同斗争的一部分，才能把七零八落的各个群体焊接成一个整体。更毋庸说明，只有当这种充分意义上的民族形成之后才会出现民族主义。革命军和拿破仑的军队把民族及其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欧洲各地，不仅通过他们自身的榜样，而且也通过迫使当地人民起来抵抗他们的侵略，以及使当地人民听说到平等这个新观念而促进了种子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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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中的等式是个简单的概念，一旦成立便绝对肯定。社会中的平等却是复杂而难以确定的。以自然状态为立论出发点的思想家不假思索地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362）；但那只是因为在那个想象的状态中没有标准可以用来对人进行衡量，而且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没有才能可以相比较。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一说也依靠于我们无从得知的判断。在这些抽象论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权利平等的概念，意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同类的案子要经过同样的程序。这一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确立。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就涉及人的决定，即陪审团和做出判决的法官的决定，这里，平等又成为无法测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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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观点既正确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人生而不同；他们为企图变得彼此一样而失去了他们的社会自由和个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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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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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层次上——社会生活、商业和政治中的平等——这条原则似有还无。人的意志和文明世界方方面面，多种多样。关于平等的真实性、价值和含义争执不下的双方都有出色的思想家。法国大革命为了实现机会平等下令普及公共教育。但学校教育真能提供这样的平等吗？回答立即涉及个人能力的问题：“人与人并不平等，看了考试成绩便知。”对这个说法的反驳是，学校成绩只是一个标准，而且是个含糊的标准。在此可以列出一连串在学校是笨学生的伟人。另外，以加拿大森林中大字不识的向导来说，他在他的领域中难道不比丘吉尔或爱因斯坦高明吗？最后，如果人的价值以能力来衡量，结果是不平等的，这是不是不公平？无套裤汉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中间的激进派要求“享受方面的平等”。今天，人们抱怨说，英才教育形成的精英阶层是换了名字的贵族；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条件平等。此话按逻辑推论，应当指所有人工资平等，但几乎没有人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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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平等并确立它的条件十分困难。有的独裁政权宣布要实现平等并采取多种办法予以执行，但为了执政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又重新分出了等级；正如菲利普·圭达拉在苏维埃政权早期观察到的那样，“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这个矛盾使我们联想到国际法别无选择，只能不顾确凿的事实而假定所有主权国家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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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理论当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人是无法衡量的。因此平等是一个与事实无关的社会假想。它的成立是为了维护民众和平，尽可能地接近实现正义，并提高人的自尊。它防止奴颜婢膝，压制盛气凌人，减少嫉妒情绪，但只能算稍有成效。平等从家中开始：不需要考试或出示证书，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同样的特权，客人都受到同样的款待。商业、政府和各种专业假定同类的人彼此平等：所有的低级职员，所有的中级管理人员工资都相同。在其他情况中，比如体育或育儿，根据年龄、体重、给较强选手设置的不利条件或其他标准确定同一群人彼此相等，以此实现机会均等。平等的原则也只能实行到这个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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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上演的那场伟大戏剧第一幕各个主角的名字家喻户晓。之后的那个10年中的风云人物也是如此：皮特、纳尔逊、波拿巴、威灵顿、塔列朗、梅特涅这些人的名字在书中时有出现，也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但是，看一看所有这些人的名单就会注意到，里面几乎全是政治或军事人物。后人只记得行动者，却不知道当时同样杰出的思想家。这支被遗忘的大军中有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学者、医生和科学家。要使公众了解并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成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紧密的文化之网中很难插入新的内容，看起来是硬挤进来的东西也很难得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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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值得赞扬的人才在当时并非默默无闻之辈，著名的传记作家也并未忽视他们。他们缺少的不是赞扬，而是经常重复的赞扬，即声誉。在人民心目中，军人或作战大臣的光彩盖过了所有其他的才能。因此，不可能只是花上几页的篇幅介绍其他的人才就能扭转既定的印象。我只能为有好奇心的读者简略地介绍一些重要人物。要了解相关的史实，确认这些杰出人物曾如群星一样熠熠生辉，坊间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可供查阅。这也使我们得以追溯某些文化进步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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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从1790～1815年这四分之一世纪期间创建了实验医学的那群人。他们的主要成就在生理学领域。比沙、马让迪、肖西耶、勒克莱尔、迪皮特朗、勒加卢瓦和五六个其他科学家在研究人体的正常和病态运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兴的化学、反复实验、记录生病的全过程，再加上共同努力的团队精神，这一切产生了持久的结果。迪皮特朗的名字今已成为手掌“孪缩”病的名称，还曾有很长时间被用来命名一种大受欢迎的治梅毒的软膏。但他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他就大脑的作用以及神经在其他器官运作中的职能所做的实验工作。他也是少年成才，16岁时开始学医，两年后当上了解剖教员。后来，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外科军医，这一点表明军队的需要是推动医学研究的动力之一。［参阅约翰·E·莱什（John E.Lesch）的《法国的科学和医学，1790～1855》（Science and Medicine in France1790～1855）。］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医院就已经开始从给所有的穷人和病人提供照顾的机构转变为由国家管理的研究和治疗疾病的机构。护理成了半专业，新确定的病理学内容庞大复杂，医生只能术业有专攻。本着同样的理性精神，精神病院也从囚禁不可救药的病人的监狱变成对这样的疾病进行研究和治疗的地方。皮内尔是这项改革的领导者，可说是第一位精神病医生。也不应忘记拉埃内克，是他发明了听诊器，奠定了胸腔医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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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值得注意，应当记住的英国医生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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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贝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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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诗人兼医生托马斯·洛维尔·贝多斯的父亲。父子二人都思想新颖，个性鲜明。他富有远见的各项创造发明使他的同事和病人为之震动。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克利夫顿接受过他治疗的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贝多斯医生注意研究淋巴结结核，这种淋巴腺肿大预示着病人会罹患“痨病”（肺结核）这种19世纪的重病。他给病人的医嘱是改善饮食营养，呼吸恒温的新鲜空气。他还用“新气体”——氧气、氢气和氮气——进行实验。他发现第一种气体对呼吸道系统的不适有帮助，于是设计了第一个简陋的氧气罩。他与汉弗莱·戴维一起研究了氧化亚氮，发现它有麻醉作用，于是建议外科医生用它做麻醉剂。他一生关心穷苦的农民，千方百计地寻找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法。他会叫一个农场工人把生病的孩子放在牲口棚里睡觉，牲畜的体温会均匀地温暖那个大空间里的空气，比茅舍里的污浊空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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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斯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在德意志和爱丁堡学习掌握了所有新兴的科学，尤其是化学。他认为化学将主宰医学的未来，于是翻译了一篇这方面的德文论文供同行们参考，并在26岁时就在牛津大学开大课讲授化学。他后来被迫辞职，因为他与别人发生了原则上的争执，这原则既是科学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因为贝多斯赞同法国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见过拉瓦锡，并和他谈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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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批评医学实验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扑灭目前不治之症患者的一切希望；（但）提出看起来聪明但不必经过实验证明的建议来博取夸赞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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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贝多斯医生（1807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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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斯毕生致力于实践，并出版著作，传播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他提倡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他教病人搞好卫生，因为他相信，清洁卫生、新鲜空气和营养膳食比药品更管用。他强烈赞成女孩受教育，为女子学校中的伙食所震惊：“40人两天只吃一条羊腿。”他认为，妇女的头脑和男人的一样，她们“遭到故意的忽视”。在家中，在学校，男孩和女孩应在一起受教育。他还建议用专门设计的玩具进行早期教育，但这个主意被认为太过荒谬，没有得到执行。他建议给年轻人以性教育，既包括生理部分也包括感情部分，要明确直言，不应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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