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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还是一个有同样信仰的积极分子的群体。当警钟在教堂的尖顶响起，鼓声打出紧急集合令的时候，他们马上冲出家门，去执行领导人——普通的管区官员——做出的决定。有的管区更加激烈一些，因此才有了那些私刑和小型屠杀，它们成了事件的标志，也造成了历史上的各种“日”。以这种方式所捍卫的原则只有几条，而且一贯不变：主权归人民、平等，以及所谓可敬的平凡。最后这条没有贬义，它指的是生活中一种普通的状态，是卢梭和杰斐逊的理想（前者的《社会契约论》在1789年之后的10年内重版32次，还不算袖珍版）。这个理想很容易流于反精英主义。无套裤汉们认为狗是贵族化的（因为它们和狩猎有关），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只能养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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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骚乱中产生了一个后来得到了发展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即通过共产主义建立美好社会（＜15）。它要由一个使用恐怖手段的独裁政权来实现。执此理论的人中有几个在后来确实发生了（但不是由他们实行）的大恐怖中丧了命。另一个叫格拉胡斯·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根据他发表的“平民宣言”策划政变，也被送上绞架。但他的朋友，米开朗琪罗的后裔波纳洛蒂活了下来，并写了一本题为“巴贝夫实现平等的阴谋”的小册子。里面的理论为19世纪各个革命小团体的领导人多次引用，其中著名的有布朗基所领导的团体，据说列宁是从布朗基那里借取了革命的方法，虽然没有采纳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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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直接遗产当然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这个遗产是民族主义，还有倡导个人权利和代议制政府的自由主义。为在全欧洲普及这两个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竞争构成了19世纪政治的主要内容。由于战争的缘故，自由革命不得不放弃自由主义；大恐怖是因为“祖国在危急中”不得已而为之。外敌已经兵临凡尔登，还有内患——旺代的保王派农民。粮食危机长期严重。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来固定价格，并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黑市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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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头号人物罗伯斯庇尔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他在故乡阿腊斯做地方法官时，因被迫判处一个人死刑而十分不安，甚至辞去了职务。在制宪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项废除死刑的法案。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他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关心却始终未变。固定价格保护了老百姓，也保证了部队的供给。他领导下的法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效率的警察国家。他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领导进行对“可疑分子”、“叛徒”以及他们妻儿的残酷清洗。在前线，他的代理人可以仅凭怀疑或因某个指挥官命令了一次撤退就撤换战场指挥官。在巴黎，革命法庭永不休庭，由于检察官富基埃-坦维尔的辛勤工作，17个月中（他自己夸耀说）就有2000来人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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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再次指出，任何文化的趋势，任何情感，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哪怕是在极端力量的压力下。极权主义（totalitarian）这个词是为人所接受的概括词，用来表达20世纪人们普遍理解的意思，但现实从来不是完全（total）的。18世纪90年代晚期，少数顽固派对革命处处反对，有人是公开的，有人则是暗地里的。有的人表面上顺从，有的人藏身于不容怀疑的人的保护之下，那些人是真诚的革命者，但愿意为亲友提供庇护。反对派中的突出人物被迫大批逃亡，因为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在权力中心或民众心中占了优势。这些流亡者聚集在莱茵河以东，计划带领他们恳求奥地利和普鲁士召集起来的军队杀回去。留在国内的有些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后来有人问西哀士神父（＜423）他在恐怖时期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答道：“我在活着。”有几个人逃到美国避难。其他人不堪追捕主动自首，或者被人告发遭到抓获。捉拿者把抓住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战利品，感到自己为了自由打击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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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尽是些著名人士。化学家拉瓦锡因为一个亲戚原来作过收税官而被送上断头台；学识渊博、富有献身精神的夏洛特·科黛专程从诺曼底赶来刺杀狂热的马拉，因而被处决；其他的还有诗人安德烈·谢尼埃，因为他写了一篇蔑视权势的社论；另一位知识分子，被称为“吉伦特派的缪斯”的罗兰夫人因为整个吉伦特派都遭到指控，受到连累而厄运临头。在断头台上，她叫道：“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遇害的当然还有路易和安托瓦内特。他们的两个孩子也丧了命，不知是由于没人照管还是别的原因。与王后同死的还有拒绝离开王后的美丽的德朗巴勒公主。在此前后的时间内，许多贵族男女只是因为他们的头衔就被处决。一位本来可以逃脱一死的侯爵夫人说：“不。不值得为活命而撒谎。”最后，从丹东到罗伯斯庇尔，主要政党领导人也相继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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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中时有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行刑比演戏还要好看，画家大卫就在行刑当场画铅笔素描。当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个情妇杜巴里夫人发现自己被带到断头台上的时候，她尖叫，嘶喊，不得不把她连拖带拉地推到刀下。冷血的观众惊呆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就要被杀死了。所有其他的都是贵族、叛徒、人民公敌——一个类别里的抽象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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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制宪大会成员中间，恐惧感和仇恨在不断加强扩大。他们听到罗伯斯庇尔宣扬说，一个纯净的社会将要从一场净化的革命中产生，也就是说还要进一步进行清洗。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政策使得人人自危。长达两天的激烈辩论引发了街头有组织的暴乱。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一班人被逮捕并宣布为非法，在一次混乱打斗中，罗伯斯庇尔可能企图自杀，打裂了自己的下颚。然后又有22位爱国者步了他们的前人的后尘——坐着死刑押送车去了革命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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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变相对轻而易举和迅速的成功表明，反叛后新建立的政治领导，哪怕是最强有力的领导，也是脆弱的：推翻路易十六比解决罗伯斯庇尔花的时间长得多。［若要了解那时的事件和参与者的命运，请读查尔斯·唐纳·黑曾（Charles Downer Hazen）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本书写得十分生动，两卷读起来比许多一卷的书似乎还要短。要了解现代的观点，有阿尔伯特·古德温（Albert Goodwin）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卡莱尔（Carlyle）以他特有的风格把有关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他的书也是第一本用英文写的对法国大革命同情但没有偏向的叙述，故此有其重要性。最后，西蒙·沙马（Simon Schama）的不朽巨著《公民》（Citizens）是一部充满了新鲜而发人深省的详细材料的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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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了上述的总结后不应以为革命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东西。它做了许多事情——有些方面做得过分，大大超过了它改造整个政府的初衷。它之所以过火是因为它的思想、百科全书派对普遍理性的信念，还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所体现的精神在国内外得到了一致的热情拥护。各行各业的人，不分老少，特别是知识分子，莫不为法国人民从他们认为是几世纪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华兹华斯回忆说，那是一种无比美好的感觉（＜8；43）。德意志哲学家康德把它看作“理性在公共事务中登上王位”。人们载歌载舞为它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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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40岁的歌德虽未喜极而泣，但也分享到了他称之为遍及德意志的普遍欣喜。英国议会的议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宣布攻破巴士底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说这场革命是“以最少的流血所实现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英国那些十几年来一直想改革议会的人热切希望，法国的事件能帮助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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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愤怒的法国举起她巨大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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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发出响彻天涯海角的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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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跺脚宣布要实现自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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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我作证，我心中充满了何等的希望和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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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在《法国：—曲颂歌》中对1789年的回忆（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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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英国，在潘恩著作的激励下，在为伯克所激烈抨击的“通讯学会”的会员的推动下，兴起了一个类似无套裤汉的团体，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更讲求理智，见闻更广。这造成了那时诗人和批评家内部的分裂：一边是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样加入了“反动势力”的“变节者”，另一边是遭受迫害的黑兹利特、李·亨利和他们的朋友（506＞）。他们被谩骂为想造成法国式的“血洗”，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英国民众的愿望是通过议会改革来实现对政治权利的承认，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彭斯关于“人作为人的价值”这一主题的诗重复了17世纪清教徒温和派对公平和社会尊重的要求，它的目的不是要实现平等或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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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狂热的一致没能持续几个月，每一个应有的或偶然的变化都造成了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疏离。但制宪大会在一片赞颂声中真的以为它是在为全天下立法，在拯救世界免于蒙昧和专制。出奇的是，从长远来看，革命真的使世界接受了它的思想——人的权利，现在扩大为“人权”。这个原理不是自行传播的，也不是只靠法国的努力，而且它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实现；但今天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在为它大声疾呼，甚至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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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权利斗争的众人似乎对它们的内容了然于心，其实它们的内容是随着为实现它们所做出的安排而变化的。1789年写出了第一部法国宪法的人认为不能给所有人以投票权，不能信任愚昧无知、大字不识的无产者；只有几个怪人认为妇女应当有投票权。即使这样，所有拥有等于三天工资的财产的人都得到了投票权——这比英国享受投票权资格的范围宽多了；当需要建立新的制宪大会时，法国规定所有成年男子都可投票。为实行新制度，废除了32个省，把法国人分成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和达菲尼人。为了人人皆兄弟的新生活，他们的出生地必须改名，重新划界。开始是把版图划为大方块，里面再分为小方块。但“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划定了83个省，并根据其地理特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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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切重新来过的愿望，加上财政上的困难，启发了用现在的字眼可以称为教会国有化的行为。教会拥有的大片土地被宣布为国家所有，用来作为发行纸币的后盾。这些土地卖给渴望土地的农民（和投机商），可以换回现金来兑现期票。主教和牧师由堂区和主教管区投票选出，进行效忠宣誓后像公务员一样领取薪金。很快，滥发期票超过了出售土地的收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同时，对教会的攻击使民众中一大部分人起了反感。现世主义进步了，其代价却是造成了“两个法国”（＜29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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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点并没有阻止其他的改革。建立了国家教育体系，但因缺乏资金，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变化不定的旧式度量衡用“科学的办法”统一了起来。现已通行全球的新制度把“米”这个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衡量的词作为中心单位。一米等于地球的子午线或大圆周的四千万分之一。重量和容量按水或长度的相应计量确定。它们按十进位增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照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单位。货币法郎的单位也是一样。所有单位的名称都是新古典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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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日历”中也使用10这个方便的数字：每30天一个月，每月分为3旬“decades”（这个词的意思是10天，不是10年），每旬的最后一天为休息日。到了年底还需要五天来凑够365天，这五天也算作假日，很快被称为“无套裤汉日”。30天的月份的新名字借用大自然的形象（花月、牧月）或使用希腊文的词根表示季节现象：热月=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热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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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也同科学一样受到重视。已有的文学院、绘画和雕塑学院、音乐学院（歌剧另为一个学院）重新改组为5个至今尤存的专门机构。皇家图书馆重组为国家图书馆，还新建了一所音乐学院，用公共开支训练各种音乐人才。事实证明这是个模范学校，培养出了众多人才。革命者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借庆祝活动来激发群众的热情——可能应该说是表达热情，因为一些行动的成功造成的各种“日”所引发的骄傲、希望和欢欣在法国各城镇激起了从未有过的集体情感，需要有个发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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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庆祝活动包括演讲、游行、礼拜和音乐。大卫或他画室中的一员设计舞台装饰，包括（用临时材料做成的）寓言故事中人物的巨大雕像，他亲自担任活动组织人。同时，具有天赋的“巴黎乐派”（461＞）的一些成员，如格雷特里、戈塞克、梅于尔、蒙西尼，谱写歌曲、进行曲和世俗的赞美诗。这些都同样重要。从第一次暴乱开始，人民就用流行的曲调唱出反叛或喜悦的歌词或自创新曲。后来，必须提供机会使人们能够表达掩藏在世俗表象下的宗教感情，以填补情感上的空白。一曲《以心对天国》使心灵随着崇高的音乐和仪式得到升华。信仰自然神论（＜360）的革命者倾向于不信神，他们曾经想过建立一个理智教派，由一位穿着暴露的动人女演员做女神。但是理智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严厉无华的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下，无神论被认为是“贵族的奢侈”，于是建立了一种“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的崇拜”。当然这个存在不可能有人的形象的体现，但比起启蒙思想家抽象的神来，它能激起更为充沛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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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种敬神的哪个部分是由共济会精神启发。但可以确定地说，这个兄弟会在启蒙运动期间蓬勃发展，在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共济会成员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神论者，注重仪式和被他们当作历史的神话。他们崇敬宇宙的伟大造物主，遵循他们认为是从早在埃及时期的建筑者——石匠——那里继承下来的规矩。海顿和莫扎特都是共济会会员，为他们的教派谱写了美妙的音乐。美国国父当中有许多人也是共济会成员，如前所说，现行一美元钞票上仍然有金字塔的形象，那是石匠最早也是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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