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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发出响彻天涯海角的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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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跺脚宣布要实现自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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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我作证，我心中充满了何等的希望和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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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在《法国：—曲颂歌》中对1789年的回忆（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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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英国，在潘恩著作的激励下，在为伯克所激烈抨击的“通讯学会”的会员的推动下，兴起了一个类似无套裤汉的团体，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更讲求理智，见闻更广。这造成了那时诗人和批评家内部的分裂：一边是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样加入了“反动势力”的“变节者”，另一边是遭受迫害的黑兹利特、李·亨利和他们的朋友（506＞）。他们被谩骂为想造成法国式的“血洗”，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英国民众的愿望是通过议会改革来实现对政治权利的承认，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彭斯关于“人作为人的价值”这一主题的诗重复了17世纪清教徒温和派对公平和社会尊重的要求，它的目的不是要实现平等或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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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狂热的一致没能持续几个月，每一个应有的或偶然的变化都造成了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疏离。但制宪大会在一片赞颂声中真的以为它是在为全天下立法，在拯救世界免于蒙昧和专制。出奇的是，从长远来看，革命真的使世界接受了它的思想——人的权利，现在扩大为“人权”。这个原理不是自行传播的，也不是只靠法国的努力，而且它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实现；但今天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在为它大声疾呼，甚至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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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权利斗争的众人似乎对它们的内容了然于心，其实它们的内容是随着为实现它们所做出的安排而变化的。1789年写出了第一部法国宪法的人认为不能给所有人以投票权，不能信任愚昧无知、大字不识的无产者；只有几个怪人认为妇女应当有投票权。即使这样，所有拥有等于三天工资的财产的人都得到了投票权——这比英国享受投票权资格的范围宽多了；当需要建立新的制宪大会时，法国规定所有成年男子都可投票。为实行新制度，废除了32个省，把法国人分成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和达菲尼人。为了人人皆兄弟的新生活，他们的出生地必须改名，重新划界。开始是把版图划为大方块，里面再分为小方块。但“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划定了83个省，并根据其地理特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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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切重新来过的愿望，加上财政上的困难，启发了用现在的字眼可以称为教会国有化的行为。教会拥有的大片土地被宣布为国家所有，用来作为发行纸币的后盾。这些土地卖给渴望土地的农民（和投机商），可以换回现金来兑现期票。主教和牧师由堂区和主教管区投票选出，进行效忠宣誓后像公务员一样领取薪金。很快，滥发期票超过了出售土地的收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同时，对教会的攻击使民众中一大部分人起了反感。现世主义进步了，其代价却是造成了“两个法国”（＜29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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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点并没有阻止其他的改革。建立了国家教育体系，但因缺乏资金，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变化不定的旧式度量衡用“科学的办法”统一了起来。现已通行全球的新制度把“米”这个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衡量的词作为中心单位。一米等于地球的子午线或大圆周的四千万分之一。重量和容量按水或长度的相应计量确定。它们按十进位增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照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单位。货币法郎的单位也是一样。所有单位的名称都是新古典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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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日历”中也使用10这个方便的数字：每30天一个月，每月分为3旬“decades”（这个词的意思是10天，不是10年），每旬的最后一天为休息日。到了年底还需要五天来凑够365天，这五天也算作假日，很快被称为“无套裤汉日”。30天的月份的新名字借用大自然的形象（花月、牧月）或使用希腊文的词根表示季节现象：热月=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热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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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也同科学一样受到重视。已有的文学院、绘画和雕塑学院、音乐学院（歌剧另为一个学院）重新改组为5个至今尤存的专门机构。皇家图书馆重组为国家图书馆，还新建了一所音乐学院，用公共开支训练各种音乐人才。事实证明这是个模范学校，培养出了众多人才。革命者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借庆祝活动来激发群众的热情——可能应该说是表达热情，因为一些行动的成功造成的各种“日”所引发的骄傲、希望和欢欣在法国各城镇激起了从未有过的集体情感，需要有个发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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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庆祝活动包括演讲、游行、礼拜和音乐。大卫或他画室中的一员设计舞台装饰，包括（用临时材料做成的）寓言故事中人物的巨大雕像，他亲自担任活动组织人。同时，具有天赋的“巴黎乐派”（461＞）的一些成员，如格雷特里、戈塞克、梅于尔、蒙西尼，谱写歌曲、进行曲和世俗的赞美诗。这些都同样重要。从第一次暴乱开始，人民就用流行的曲调唱出反叛或喜悦的歌词或自创新曲。后来，必须提供机会使人们能够表达掩藏在世俗表象下的宗教感情，以填补情感上的空白。一曲《以心对天国》使心灵随着崇高的音乐和仪式得到升华。信仰自然神论（＜360）的革命者倾向于不信神，他们曾经想过建立一个理智教派，由一位穿着暴露的动人女演员做女神。但是理智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严厉无华的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下，无神论被认为是“贵族的奢侈”，于是建立了一种“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的崇拜”。当然这个存在不可能有人的形象的体现，但比起启蒙思想家抽象的神来，它能激起更为充沛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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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种敬神的哪个部分是由共济会精神启发。但可以确定地说，这个兄弟会在启蒙运动期间蓬勃发展，在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共济会成员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神论者，注重仪式和被他们当作历史的神话。他们崇敬宇宙的伟大造物主，遵循他们认为是从早在埃及时期的建筑者——石匠——那里继承下来的规矩。海顿和莫扎特都是共济会会员，为他们的教派谱写了美妙的音乐。美国国父当中有许多人也是共济会成员，如前所说，现行一美元钞票上仍然有金字塔的形象，那是石匠最早也是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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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石匠行会在中世纪才开始出现，它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性质，对所有自然神论者开放的兄弟会始于18世纪早期在英国建立的一个分会。它从那里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并吸引了思想和行动各个领域的领导人。为此，有些历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动乱归咎于共济会的阴谋活动。反过来倒是更有可能：脱离了教会的人和争取建立共和的人愿意加入共济会。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世俗的宗教，信奉自由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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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7月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日的活动是政治、国家崇拜和音乐的奇怪混合。各省的城市派遣大规模的国民卫队代表团前来参加节日庆祝，全然不顾中央政府的禁令。在前线作战频频失利的时候，首都却挤满了喧闹作乐的人群。其中，从马赛来的600人走了27天，他们一路上唱歌打发时间。其中一首最新的歌是从斯特拉斯堡传来，由一位年轻中尉鲁日·德·李尔谱写的“莱茵军战歌”。这600人在巴黎再次唱出这支振奋人心的歌曲，使它被定为国歌，并被命名为“马赛曲”——幸好没有叫它“斯特拉斯堡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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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革命期间，行为举止自动发生变化。1789年，产生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倾向引导着这样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贵族头衔被废除，“德”从签字和称呼中消失了；每个人都叫作某某公民，人们彼此也如此称呼（这是另一个世纪的另一场革命中“同志”一词的前身）；不能说“您”，“你”才合乎时宜。路易十六受审判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卡佩公民，这是800年前他的家族创始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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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的服饰开始了民主化的简化。衣服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颜色，但颜色转为暗淡，并逐渐丢弃了各种无用的装饰，像假发、头发中扑粉、缎带、齐膝短裤（无套裤汉一词即由此而来）、吊袜带和长筒丝袜、鞋上的银搭扣和毡帽。取代它们的是使革命歌舞因之得名的蓝色罩衣卡曼纽拉服，和从古代被解放的奴隶戴的“弗里吉亚软帽”发展而来的新古典式的红帽子。喜欢一切东西整洁的罗伯斯庇尔仍然穿着过去的服饰，但式样低调。不过最为安全的办法是尽量穿得像个工人。因此长裤成了男子的服装，现在已几乎成为全球的制服，西方的妇女穿长裤的也很多。路易十四和廷臣们引以为美的露腿时尚现在成了大胆的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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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1792年开始，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除了要击退逐渐逼近的德意志军队以外，法国西北地区的叛乱也十分顽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布列塔尼和旺代的农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保王派，在贵族和农民战术家的指挥下能攻善战。叛乱最终被平息了，东线作战的军队也很快取得了胜利。正如17世纪的英国一样，有信念激励的一方打败了经验老到的职业军人。当然，法国军队中也不乏来自皇家军队的训练有素的军官——波拿巴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像20出头的奥什和马尔索或30出头的儒尔当和克莱贝尔（445＞）这样的年轻人在作战中得到迅速擢升，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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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直到把敌人赶出国土之前，所有年轻男子都要参战。已婚男子锻造武器，运输军需，妇女缝制帐篷，在医院里帮忙。不准雇用替身。公务员留在岗位上。18至25岁，未婚无子女的男公民先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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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8月23日颁布的法令，由卡诺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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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罗伯斯庇尔有卡诺辅佐。卡诺是卓越的战略家，人称“胜利的组织者”。他招募了75万兵丁，为他们提供给养，保证所有军需品的生产，发电报传递命令，用气球侦察敌情。他不卷入制宪大会及其委员会中你死我活的政治倾轧，因此得以自保。他的儿子是物理学家，孙子曾任第三共和国的总统，他们使卡诺这个名字在法国家喻户晓，特别是因为他的孙子遭到了暗杀（695＞）。其实，卡诺家族的创始人应得到与他的政治同事们一样的显赫名声。他的任务异常艰巨，因为法国共有14支革命军，实际上等于全民皆兵，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征兵成为20世纪世界大战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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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用法把民族和人民作为同义词，但它们并不总是指同一个实体。旧制度可以叫作民族国家，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民族和人民两者的分别。民族国家是一个把人民当作统一的民族来管理的国家，依法治国，在广袤的领土上努力实现规范和一致。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研究表明，革命后法国的政治结构与旧有的君主制十分相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固有的分歧和通讯落后给旧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掣肘。只是各省的名字就使得人民无法成为一个民族。需要打一场民族战争，使每个个人和群体都成为一场共同斗争的一部分，才能把七零八落的各个群体焊接成一个整体。更毋庸说明，只有当这种充分意义上的民族形成之后才会出现民族主义。革命军和拿破仑的军队把民族及其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欧洲各地，不仅通过他们自身的榜样，而且也通过迫使当地人民起来抵抗他们的侵略，以及使当地人民听说到平等这个新观念而促进了种子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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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中的等式是个简单的概念，一旦成立便绝对肯定。社会中的平等却是复杂而难以确定的。以自然状态为立论出发点的思想家不假思索地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362）；但那只是因为在那个想象的状态中没有标准可以用来对人进行衡量，而且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没有才能可以相比较。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一说也依靠于我们无从得知的判断。在这些抽象论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权利平等的概念，意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同类的案子要经过同样的程序。这一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确立。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就涉及人的决定，即陪审团和做出判决的法官的决定，这里，平等又成为无法测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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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观点既正确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人生而不同；他们为企图变得彼此一样而失去了他们的社会自由和个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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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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