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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在18世纪末撰写文章论述道德问题的是个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法国军队中任少尉，名叫波拿巴。他虽然出身低级贵族，但他是科西嘉人，仍然感觉与法国社会格格不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讲法语有口音，在军事学校中因此而受到嘲笑和冷遇。他可以引以自慰的是自己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在数学方面。不过，他16岁时写的第一篇题为“论军事学校中的奢侈”的文章吐露了他的心声。自那以后，他在12年间写出了大约40篇东西，有几篇是因时事或自身处境有感而发的政治和军事论述，其余的包括从小说到道德到社会理论的各种题材。比如《兔子、猎狗和猎人，一个寓言》《论自杀》《预言家的面具，一个阿拉伯故事》《新科西嘉，一个科西嘉的故事》《关于爱情的对话》（涉及爱情和友谊）《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以及应里昂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写的一篇论幸福的起因的文章；还有一部小说《克利松和欧仁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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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这部作品只剩下了一些笔记，但它们显示了他的叙述技巧和对人物的把握。据说它的起因是他对与他订了婚的德西蕾-欧仁妮·克拉里的全心全意的爱。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虽然有的学者认为此书写作的时间更早，在他订婚之前。如果晚些的时间属实的话——书中女主角的名字是这方面的强力证明，那么以卢梭《新爱洛绮丝》的风格写成的这部爱情小说正与这位年轻军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吻合，也对其中的一些情况作了反映。身为雅各宾派的他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遭到软禁，不久后获释，奉命指挥一个旅，同旺代的农民作战；他认为这是可耻的事，拒绝去领兵。于是，他因为抗拒陆军大臣的命令被开除军籍。他无所事事，天天在国家图书馆或剧院消磨时间，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甚至想到自杀。1795年10月巴黎暴乱这一紧急情况把他召回了军中。事业使得他无法维持与克拉里小姐的婚约。6个月后，他成为出征意大利的法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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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的成功使波拿巴成为法国将领的个中翘楚，屡建战功之后，他进行了另一次冒险，可以把它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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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人才库进军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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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一次在规模和文化影响方面都堪称空前的壮举在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却鲜为人知，这并不令人惊奇，但这是可耻的。大部分历史和传记文学如果对它有所提及的话，也只是寥寥数行，把它算作波拿巴军事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文化成功。这件被历史忽视的事件是1798年法国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去埃及的远征。那真的是一支被遗忘的大军。遵照法国政府的命令，从学校、画室和实验室抽出了167位出色的人才由波拿巴将军率领前往埃及。这是塔列朗最先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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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波拿巴和4者们（这是随行的东方军对他们的称呼）各有自己的目的。政府（短命的督政府）想把这位因在意大利获胜而颇得人心的年轻将军支走，派到遥远的地方去。波拿巴认为光荣在向他招手，他会成为东方一个帝国的创建人。如果他打下印度，英国就会被削弱，他将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大帝；埃及则是必经之路。至于学者，他们想要的是新的知识，可能还有探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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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平均年龄25岁。最年长的是同波拿巴成了朋友的数学家蒙日，他的年龄是平均年龄的两倍。他和他的朋友、化学家贝托莱，在大部分行动中共同担任领导。最年轻的还不满15岁，是从理工专科学校来的6名学生之一，同行的还有6名该校的教师和它的33名校友。剩下的人中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医生和药学家、建筑师、画家、诗人、音乐家（其中一位是音乐学家），辅助人员中还有一位印刷大师。在受到邀请的人当中，只有2位科学家和4位艺术家因为年龄和家庭的原因拒绝了。许多人想跟着去，虽然那167人（和随行的军队）中没人知道他们要去“东方”的什么地方。必须在登陆前保守机密，因为纳尔逊正带领英国的舰队在地中海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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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才华横溢的数学家苏菲·热尔曼岁数够大的话，她会加入这一群人吗？原则上，远行不准妇女参加，但有人装扮成男人偷偷上了船。军队带有女厨师和女护士，但在船上帮助水手做零活的通常都是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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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除了足以建造一座城镇的给养和设备之外，船队还带有每一门机械艺术和科学所用的科学设备，配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其他文字字型的印刷机，写字、绘图和画画的材料，还有500部参考书。1798年5月，土伦港桅杆林立。15艘军舰、6艘快速帆船，加上双桅横帆船、侦察船、单桅帆船等等，一共300艘船只，到科西嘉又加上了3支船队。这些船上共载有38000名军人和10000名平民。军队中的军官比平常配备得多，特别是将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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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被定为“将军”级的是权威人士，包括多洛米厄［后来白云石山（Dolomite）因之命名的地质学家］、傅立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龚戴（化学家）、杰弗里·圣伊莱尔（动物学家）、凯诺（天文学家）、拉雷和德热内特（医生）、朗克雷（外科医生）、勒佩尔（工程师）、勒杜特（花卉画家）、维约托（音乐家）。学者中有两对兄弟和一对父子。去时没人了解埃及，回来后许多人都成了埃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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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的众多艰难困苦无法细表。对学者们来说，这次旅行期间过的是苦日子。士兵对他们心怀嫉恨，公开表示轻蔑，将军们倒是很友好。船队躲过了纳尔逊舰队的注意，不费力气地拿下了马耳他。波拿巴在那里显示出了统治和改革的才能。他废除了奴隶制，彻底改革了行政、财政和教育制度。在埃及登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目的地——可就没那么顺利了。纳尔逊潜入法国船队下碇的安全港，击沉了几艘船，造成了一些士兵和水手的死亡，所幸学者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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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岸以后，这支学者军多次遇到激烈的战斗和当地人暴乱。可能比这更糟的是要多次穿越沙漠，向着不同方向进行艰难的长途跋涉。其间，学者们饱受疲惫、干渴、中暑、沙盲的折磨，还要忍受士兵的讥笑。这是他们为进行科学研究，做出惊人的发现所付的代价。如果研究一下当时的历史就会发现，同样惊人的是这些刚从实验室、画室和教室中走出来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火线上的战士、建造碉堡的工人、管理被占领村庄的官员、废墟的发掘者和利用不熟悉的材料制造机器的技工。这些学者勇气无伦，一身多能。身为化学家和画家的龚德发明了一种新水泵，造出了不用石墨的铅笔，改进了水车的齿轮，并找到了一种复制彩色绘图的办法，这可是在平版印刷术问世的10年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在埃及遇到的困难。植物学家内克图研究当地的农业和叫作“fellahin”（农夫）的当地农民的习惯。数学家蒙日解开了摩西喷泉独特的流体力学原理。军事工程师勒佩尔为波拿巴征用做司令部的宫殿建造了一座阶梯和阳台。傅立叶研究微分方程之余还在一座临时建立起来的法庭主持审判。阿拉伯学家马塞负责出版一本旬刊，主要内容是为军队提供新闻，间或也有关于学者们的消息报道。拉雷医生对当地各族人口，包括埃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贝都因人，进行人类学研究，并记下笔记。发现了木乃伊之后，他又对尸体防腐处理法作了研究。在鼠疫和伤寒爆发的时候，天文学家变成了气象学家，为医生预测风向和天气。科学攻无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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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这样进行着。这次远征的官方计划是：（1）研究了解整个埃及；（2）传播启蒙的思想和习惯；（3）向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任何信息。这个计划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充分实现了，第二点成绩平平。当地人并不觉得机器和技术有什么了不起。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么多外国人学习阿拉伯语，为了不可理喻的原因在沙漠里跑来跑去。首都开罗的20万人口听从这些外国人的要求每天把主要街道清扫两次，把垃圾运走。他们为女人不戴面纱而震惊，看到自己的面貌被用铅笔勾画出来还勉强可以接受，但看到肖像上了色却惊骇万分，因为这使得肖像成了做巫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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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这一边，他们喜欢当地的风情、生活方式和人民，几个月后，他们就把当地的人民当作了法国人。这是世界各地的法国殖民者（与英国人非常不同）的特点。除了不卫生的习惯以外，他们对埃及的一切都容忍接受。他们在当地找情妇（一位将军娶了个穆斯林妻子，皈依了伊斯兰教），对当地的道德行为进行研究，不抱任何优越感。音乐家维约托开始时对几个民族的音乐感到讨厌，但后来他学会了欣赏和甄别它们的长处，也体会到了它们所激起的情感。在调查研究当地疾病中，德热内特医生要求他的助手重视民间医药，“迷信可能会教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最后这句话以外，学者军的行为和态度可以称为启蒙运动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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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是启蒙的主要实施人。他提出建议，进行组织，发表批评，给予激励。他一出发，立即按国内各种学院的模式建立了一个（＜432）研究所；需要记住的是，他自己也是研究所科学部的成员。在埃及，蒙日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波拿巴任副所长，3个月后继任所长。各位学者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和做出的发现马上写出论文供大家讨论。得到认可的论文同大家的家信一起绕过纳尔逊的监视运送回国。哪怕是宫中闲暇的时候，波拿巴也把思想寓于娱乐之中。他把一小组人分为两边，就事先准备好的哲学、政府、宗教或道德问题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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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记述这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人才库在20个月间所取得的成就，几页纸的篇幅，甚至一整本书都远远不够。《埃及之旅见闻》这本皇皇巨著有整整20卷特大号本——大约54×28英寸。如此制版是为了在显示埃及历史遗迹，特别是其中一处遗迹（446＞）的插图中表现出最微小的细节。埃及的地图占了47幅插图。回到法国后，这部书的出版步履维艰，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版税收入是要给作者的，出书时他们大部分人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老人了，有好多人已经去世。当时远征期间只有几人伤亡，造成打击最大的是克莱贝尔将军接任波拿巴成为统帅后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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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这167人写一篇联合的墓志铭的话，可以写上以下的内容：他们收集了人迹所至的地方的所有动植物，发现了新的物种，填补了已知物种的空白。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是位不知疲倦的搜集家，他收集的各种鱼和哺乳动物的标本在他自己和他之后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455＞）。在化学、地质学、地理学和数学领域中，由于埃及的环境提供的新信息，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进步。仅举一例，贝托莱通过研究埃及天然生成的碳酸钠和碳酸镁证明了化学中亲和性概念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假设。埃及的古老文明被打开了，等待着进一步的研究。开始，习惯于希腊-罗马式艺术的探索者觉得人面狮身像和金字塔野蛮落后，但国王之谷、雕刻精美的石棺、木乃伊——其中一个手中还拿着一卷莎草纸、浮雕、庙宇天花板上的罗盘，这些赢得了他们衷心的钦佩。他们量取尺寸，勘察建筑物的规划，从遗址推想历史和宗教。维旺·德农孜孜不倦地用笔画下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件东西和每一个人，此外还临摹了雕有象形文字的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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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在罗塞塔清除土地准备建造防御工事时，发现了那里本不该有的一大块黑色花岗石，使学者们欣喜若狂。它上面刻有三篇文字，一篇是象形文字，一篇是通俗文字（埃及人平常用的字母），一篇是希腊文；人们因此得以破译古埃及文字。20年后，商博良和托马斯·扬这两位留在国内的学者把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完成了译解的工作。在《见闻》一书中，石碑的图像与实物一样大。现在这块石碑存于大英博物馆，展览说明写道“被英军缴获（1801）”，写得一点儿不错。如果在前面加上“从在埃及撤退的法军那里”这些字样的话就更符合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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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者们尽量对埃及的社会、政府、法律、宗教、经济和技术进行统计勘察。这项工作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开罗和其他地方扩大了社会服务和设施，特别是建立了19所医院和使用当地的通用交通工具——骆驼提供救护服务。学者们为自己建造了浴池、一所剧院和舞厅，还有阅读室，埃及的上层人士（只限男子）无疑也可以使用这类设施。波拿巴坚持说当地的名门望族是他的朋友，百姓是他的人民，他自称是对安拉最虔诚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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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进行并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勘测，目的是为了实现旧有的一个想法；或者应该说，重现过去的情景：在苏伊士造一条运河把红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所有的地形测量都已完成，壕沟、水闸这类设施安放的地方也指示清楚并且建好以备使用。但因缺少资金，这项工程被搁置了起来，直到一代人以后，一位法国驻开罗的领事把它重新提出，（按另一个规划建造的）运河在1869年开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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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开通70年前那个时候，在各个方面的全力以赴是史无前例的。学者们发疯一样地工作，不是为赶时限，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也是因为要尽量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样绝无仅有的是这么一大群知识分子被放到一个在艺术和科学方面落后得多，但有着高度的古代文明，“丑陋而又壮丽”的国家中去。另外一点不同寻常之处是这些平民竟然没有任何准备就被投入战争。只是当兵还不算；法军在埃及，也在叙利亚——波拿巴在那里开辟了分战场——都犯下了大规模的暴行，使被迫目击那种残忍杀戮的文弱书生触目惊心。直到电影和电视把类似的情景带入起居室之后，一般人才看到屠杀的恐怖。远在《埃及之旅见闻》出版之前，欧洲就从由学者军的一些成员写作绘图的几本书中对埃及这个国家有了一定了解。德农的书首先出版，立即被翻译为各种文字，连印40版。巴黎有些街道也以有关埃及的名词命名，有的还算准确，有的却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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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和平太没意思。所以我支持波拿巴，因为他会使后人感到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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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列王》（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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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也得了好处，虽然他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憧憬成了泡影。他把他的东方军扔在埃及，回到国内赶走了督政府，自立为第一执政官，后来又成为终身执政官，最后当上了皇帝。执政官这个头衔借用了古罗马共和国的官衔，波拿巴用它是为了安抚人们的戒惧。这样的氛围造成了衣着和礼仪方面拟古典风格的复兴。后来建立了帝国政权，这种风格就不适合了。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兴，埃及式的风格似乎成了填补空白的理想之选。它宏大、威严、易于适用。椅子脚雕成狮爪形以及埃及和近东的其他图案启发了设计师，由此而产生的帝国风格风行一时，持续的时间比执政官时代的风格长得多。各个城市都建起了方尖碑。执政官时期更持久的影响是波拿巴进行的行政改革：干脆利落、令行禁止的中央集权，外加一套杰出的法典。这套法典在国外被广泛模仿，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则把它全盘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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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波拿巴成名之前的作品不算出色，但在当时质量普遍低劣的作品中也不算最差。在大革命期间和后来20年的时间内，文学成了政治和爱国主义的牺牲品。诗歌、剧本、小说充斥着流行的态度和套话。创作基本全部围绕公民博爱的美德和为自由和民族而奋斗的英雄主义这类主题，产生的作品只是些陈词滥调和夸张的传奇。贝多芬的《菲岱里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弗洛雷斯坦为捍卫真理遭囚禁两年，监狱长担心一位高官马上要来视察，怕他会向高官告发，于是决定把他杀害埋掉。弗洛雷斯坦的妻子化装成男人打乱了监狱长的计划并用手枪顶住他，这时国务部长来到，他惩恶扬善，维护了正义。歌词作家重改了布伊的剧作《莱奥诺雷，或爱情的结合》。其他剧作如《马拉松日，或自由的胜利》《国家舰队的返航》《解放者》等等，都表现出为宣传一个思想的牵强扭曲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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