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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真正的文学和新颖思想的普遍匮乏之中，只有少数的几个例外：一位诗人、三位小说家、两位箴言作家、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美食家。32岁时被送上断头台的安德烈·谢尼埃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作品在1819年第一次出版时预示了抒情体和挽歌体诗歌的再生，也预示了不久之后即将出现的浪漫主义的一些手法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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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中的第一位，萨德（Sade）伯爵（常被称为侯爵）在活着的时候时而被看作疯子，时而又被认为是罪犯，他生命的一大部分是在监狱和疯人院度过的。这是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自那时以来，他的名字成为为增加性快感而施虐这种精神病的名称。性虐待狂（sadist）不是以使人痛苦为乐那么简单，他是靠施虐使自己达到性高潮。萨德多次雇用妓女（或诱拐男孩和女孩）参加他设计的纵欲狂欢，事后遭到一些受虐人的揭发。结婚也没有使他停止这种作乐，反而是他的妻子也加入了狂欢。他被囚禁的时候有了闲暇进行写作。他的小说《120天的罪恶》《朱斯蒂娜》《朱丽叶》，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大肆渲染他的所作所为。这些不仅是为了推广多种多样的性经验，也是为了把人从世俗的禁忌中解放出来——他宣称他的目的是追求科学真理：被他的后代烧毁了的一部未发表的手稿题为“揭露出来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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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萨德的文学造诣，他无疑在淋漓尽致的叙述和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方面是有天赋的。他富有创意，机智风趣，平铺直叙中有一种现代的嘲弄：“恢复平静后，他们掩埋了那两具尸体。”我们这个世纪喜欢偏离常规，认为非正常才是规范，不过是原来被偏见掩盖住了，于是萨德的作为和作品当然就成了“思想和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20世纪的德国剧作家彼得·魏斯写了一部剧，英文名字叫“马拉-萨德”（也拍成了电影），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开始，忠实地表现了这两位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时代一些名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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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德同期但默默无闻的雷蒂夫·德·拉布雷东也力图把他的小说、散文和日记写成“对自然的揭露”。他是来自下诺曼底的农民，名叫雷蒂夫（没有德字和后面附加的称号）。他在一所詹森教派的小学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他一生72年中写出了240卷著作，其中16卷是他的自传。10卷写他父亲的生平，42卷描述他生活中的女人，其余各卷全是逸闻和评论，共有1500多个虚构或是部分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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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事无巨细地言无不尽，是想对卢梭的著作作补充。（按他所说）卢梭的著作表现了有思想的人，即天才的思想和行为；现在需要的是表现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照保罗·瓦莱里的意见，雷蒂夫比卢梭更出色。但是，如果没有被连续不断的社会学“研究”眩花了眼睛，就会看到他只是偶尔有天才火花的一闪。他关心的事确实是“现代”的，他卖弄学问，刨根问底，多疑焦虑，严厉批评城市，满脑子都是与性有关的事。他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记录沾沾自喜：他记下了与700个女人的关系（其中12个是他15岁之前的）以及他成年之前和别人生下的20个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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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比作卡萨诺瓦，后者叙述自己爱情奇遇的分期连载的第一期恰恰于雷蒂夫的写作高峰时期面世。但他们两人在勾引女人方面的相似只限于数字。卡萨诺瓦相貌英俊；雷蒂夫则身材短粗，面色黧黑，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锐利的黑眼睛，并且邋里邋遢，性格暴躁，言语下流，绝不是他想把自己描绘成的普通人。他爱在夜间散步，在墙上涂鸦记下日期，以便周年的时候故地重游，把自己的感觉与当时的感觉相对比。他常去舞厅和异装癖者喜欢光顾的地方；想办法搭上了一位贵族，记下了那位贵族所能想起来的各类情妇的名单；他在一次由塔列朗主持的贵族男女参加的面具晚宴上做过演讲，告诉大家女人应如何装束：腰间勒紧以突出胸部，穿高跟鞋好“使双腿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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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沿着达菲尼街前行。（接下去是三行感伤的废话。）一个人被撞倒在地，人们喊道：“快停车！”马车夫，一个没有心肝的畜生——那个撞了人的马车夫挥舞着他那可憎的鞭子驾车逃跑了。车轮碾过那可怜人的胸口。（又是三行痛骂。）血如泉涌。马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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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原来的敏捷都没有了，追不上那马车。（下面是一旁女孩的伤心故事：被撞的是她父亲。）那人在半夜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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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蒂夫·德·拉布雷东《巴黎之夜》（17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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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蒂夫通过写作全力以赴促进道德改革。比如，在《色情作者》（据说是他发明的这个词）中，他提出了卖淫的社会学，并讲到如何减少它的危害。该书是他就大问题写的一系列“某某者”之一。他建议的许多改革得到了采纳，但不是因为他的说理如何有力。他的文学风格被誉为一种改革，但也同样不高明。雷蒂夫文笔粗疏，经常词不达意，使用短句子来表达感伤的情绪，有点儿像海明威的文体，但并不巧妙，很快就令人感到单调乏味。雷蒂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文章的形式：他把头脑中翻滚起伏的思想不加修饰地写在纸上。这种笔法更突出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怪僻的旁观者对一个时代的衰落进行观察的形象。［可读雷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所著《巴黎之夜》（Paris N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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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雷蒂夫的书就会相信，维德科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确有其人。他出书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巴尔扎克利用维德科克自叙的生平做素材，创造了伏脱冷这位小说中第一个犯罪大师。维德科克也是双面间谍的原型。他开始是罪犯，曾被罚做过苦工，把一些头脑稍差的同伙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抢劫团伙，后来他却成了警察。他做警察不是简单地为了利益或自我保全的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新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促使他成立了一支由最好的专家——先前也是罪犯——组成的保安部队。维德科克要求他们精通法式拳击，那是一种允许用腿和脚的拳击法，如今在法国又重新时兴起来。他招募的这些人在新岗位上表现得同干老本行时一样能干。［可读《回忆录》（可能是由别人代笔）的一卷本英文译文。］维德科克退休时已经是名利双收。后来他却因为他的善举败了家：他的工厂里雇用了获释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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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的著作与刚才介绍的两位小说家截然不同。她是路易十六最后一位财政大臣，瑞士人雅克·内克的女儿。她很早就与一位瑞典男爵结婚，但她作家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与丈夫分居的，不过，她写作和出版用的名字还是她的婚后名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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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曼娜·德·斯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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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早就开始写作，写关于卢梭、小说和幸福的散文。后来，她写了小说《黛尔菲娜》，里面的女主人公可以称为新女性的原型——她冰雪聪明，意志坚强，因而卓尔不群。几年后，这一主题在另一本小说《高丽娜》中再次出现，小说中的另一个因素成为斯塔尔夫人对她当代人产生的巨大影响的一部分。那些对她的其他作品敬而远之的读者读了她的第二本小说后，发现生活可以通过引起快感和美感的东西来塑造，而这正是讲求理性的18世纪所缺乏的。故事本身并不出奇，文笔也不是作者最好的，但书中清楚地显示出艺术和艺术的质量有着又一种意义：它们改造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改造社会。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宗教即在这段时期出现，斯塔尔夫人与她的同代人夏多布里昂则是首要倡导者（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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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部小说之间，斯塔尔夫人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开创性著作《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这本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写到中世纪和以后的时期；工程浩大，600页的篇幅几乎不够，所有的诗歌都只得忽略不计。“文学”等于思想和文化，“建制”指礼仪和道德。斯塔尔夫人在著作中提出了“艺术家必须和时代站在一起”的信条。高级文化的试金石是美德、自由、光荣、幸福和宗教——看它们如何兴旺发达，产生什么效果。该书最受赞扬的结论部分预言，自由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将把文学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促进所谓人类的可完善性，也就是知识和观念的不断增加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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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必须不断警惕受人拥戴的愿望。它会导致模仿最坏的行为。很快人们就会觉得，在自己想争取的大众面前明显地表现出自己比他们高明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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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论文学与社会》（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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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执政官钦佩但不喜欢斯塔尔夫人，因为她是政治家。她孩提时期就跟着她敬爱的父亲去参加百科全书派的聚会。她曾同布丰、魁奈和杜尔哥共座交谈，后来，她自己的思想谈吐也直追这些世界导师的水平。她的情夫本杰明·贡斯当是立法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执政府时期负责就提出的法律草案进行辩论。波拿巴怀疑贡斯当作为反对派领导所做的演讲是由他的情妇撰稿。斯塔尔夫人的沙龙也是棘手人物的聚集之处。她那本在结尾时呼唤自由的巨著出版3年后，斯塔尔夫人被勒令离开巴黎，到15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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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决定去魏玛，但不久因父亲去世回到她家在瑞士的农庄科佩。在那里，她写了父亲的传记，然后去意大利，饱受艺术熏陶之后回来写了《高丽娜》。在法国呆了不久，她又被她的对头、已当上了皇帝的波拿巴再次放逐。第二次德意志之旅为她的第二部杰作提供了素材，经过两年的准备后，她写成了《论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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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与瑞士的关系对德意志的生活和文学已经略有了解；周游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以及重访魏玛后，她便熟悉了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情况。她采访了歌德和席勒、维兰德、施莱格尔兄弟和任何能为她提供情况或帮她判断的人，采访中刨根问底，必要使被采访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的书向欧洲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化。确实，她对德意志人的描述与别人并无不同，说他们行动迟缓，爱好音乐，喜欢冥想；对思想比对行动更感兴趣，宁肯看书，不愿去沙龙。但她书中提到了诗人和剧作家的名字和著作，哲学家的体系，德意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们不同程度的虔诚，以及他们道德良知的深度。这些新内容被她写得生动活泼，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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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向欧洲人灌输了两个新概念，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一是德国文化源自骑士精神的理想和这方面的文学。从这个角度看来，中世纪不仅不是野蛮的时代，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另一个新概念是“古典”和“浪漫”的鲜明对比，这不仅反映在诗歌中，也反映在感情和兴趣上。古典派来自历史上在南欧占主导地位的多神教的古罗马，浪漫派则源于盛行骑士和基督教的北方。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骑士文学的创始人是行吟诗人，这些人来自普罗旺斯，连他们的称呼也是普罗旺斯的方言（＜233）。但这并不重要。斯塔尔夫人提出了浪漫这个思想史上伟大的常用语，并通过盛赞人类先前遭到批评的两个特点——热情和想象力——为这个常用语注入了成果丰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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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意志》这本书差一点儿被禁毁。法国的审查官没有看出多少问题，本来可以允许它无需大删大改即可通过。但警务总监显然摸透了主人的心思，下令没收并销毁全部印好的10000册书，如找到手稿和清样也一并销毁。幸好有一份清样逃脱了厄运，在英国出版后大受欢迎。她赞扬莎士比亚（尽管语带保留），这使英国和德意志地区零散的几个拥护莎士比亚的人大为振奋，她说法国文学“了无生气”，也同样使他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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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本来情人一个接一个，但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中，她和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结了婚，出游奥地利、俄罗斯和瑞典，之后到了英国，那里许多接受她采访的作家被她吓得战战兢兢。后来，她又访问了意大利，滑铁卢战役后回到法国。她在去世一年前又结了一次婚，这次嫁入了名门德布罗意家族。她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之思索》一书的部分写作，尽管已经半身瘫痪，但她仍然继续主持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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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和儒贝尔这两位以箴言表达思想的道德家名气不大，因而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赞誉，甚为可惜。尚福为免上断头台在监狱中自杀，他在被捕之前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以言辞辛辣著称。尚福比斯威夫特和拉罗什富科（＜349）更坚定地认为群众行动是可恨或可鄙的。像斯威夫特一样，他憎恶群众是因为他热爱个人（＜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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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儒贝尔，他安全地度过了恐怖时期，成为后20年中最受欢迎的健谈者。他不像尚福那样言辞锋利，但与他一样观察敏锐。他的讽刺短诗不为针砭时世，而是意在劝喻。当然，这两位格言作家都是浓缩思想的艺术大师，因而相应地更加难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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