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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年届40还不憎恨人类的人从未爱过人类。/正直的人只是人类的一种。/公众，公众——需要多少蠢人来形成公众？/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爱只是两种幻想的交流和两层皮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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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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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要娶若作为男人你会与她交友的人。/要想让耳聋的公众听到你的意见，小点儿声说。/写作自如的人总是以为自己比实际更聪明。/如果我的一个朋友是独眼，我就只看他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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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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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进行系统研究的心理学家是德斯蒂·德特拉西，他和一位名叫卡巴尼斯的内科医生共同组织了一个称为观念学派（Idéologues）的小组。这个词并无现代的含义，指的是研究思想、头脑的专家，即心理学家。他们的创新与前文提到过的医学进步有关（＜437），他们研究病态的头脑以了解健康的人如何思想。他们研究大脑和神经的职能以及人的感官感觉和思想之间的联系，得出的成果使拿破仑大为不满。他需要教皇和教会的支持，所以必须谴责他们的“唯物主义”。他们虽未遭流放，但工作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过，他们并非孤立无援，无人注意。司汤达自认是他们的信徒，在他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476＞）应用了德斯蒂关于推动人达到其目的的动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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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学派的成员、雷蒂夫、萨德、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和那两位道德箴言作家都通过他们的行为和努力证明了自我意识范围的不断扩张。与他们同时的歌德为这种扩张感到忧虑，不知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如何影响艺术和人际关系的自然性。有意识的思想并不总是有自我意识的，苏格拉底就不得不经常发出“认识自己”的呼吁。中世纪的教会要求忏悔罪孽，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经常要自我检讨。从宗教改革以来，重新燃起的强烈的宗教感情迫使人们自问：“我的灵魂会得救吗？”路德和班扬告诉世人说，对答案的求索极为痛苦，可能历时数年之久。但这种努力还有确定的范围和目的，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是没有界限的，也很少有明确的目标；这种探索永无止境，甚至可能使人不能自拔，丧失行动的能力（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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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我们的记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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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把感觉和思想，又称脑和心，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肤浅的结论。这两种感知之间并无分别，只除了强度和生动性的程度略有不同：两者都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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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蒂·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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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实是与科学家对自然的探究相对等的，是把科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内心世界。但与科学研究不同的是，这种研究无法鉴别真伪。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可以想象出100个概念，通过实验后确定其中一个。普通人却把自己想到的100个概念全部保留并发表出来，任别人决定接受哪个。貌似有理、表达生动的被接受为真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造成人们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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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吃食，人吃饭；但只有智者知道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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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种新的菜肴对人类的意义比发现一颗新星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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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食没有乳酪就像一个漂亮姑娘只有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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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萨伐仑《沉思》（18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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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说美食哲学家布里亚-萨伐仑也推动了一种有害的自我意识呢？他关于菜肴的成分和饭菜的品尝的（他所谓的）沉思是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进行的，但10年后才由他自己出资出版。他的书100年内居然没有英文译本，这说明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这位《味觉生理学》的作者不是狂热分子。此书除了主题外还涉及了各种其他题目，使人读来轻松愉快。它们包括“关于肥胖”、“拿破仑”、“关于睡眠”，显示出这位以法学家为正业的作者的高度教养。除了烹饪以外，他的天性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在恐怖期间，他被迫去瑞士避难，还在美国呆过短短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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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生理学这种新医学的主要关注，它在书的标题中出现似乎意义重大，其实该书讨论的只是烹饪艺术，不是营养的科学。“科学”的标题常被用做他途。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即是成百部关于其他题目的书籍之一。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解剖学一词也同样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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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萨伐仑的著作之所以及时是因为它正与烹饪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吻合。当时烹调被看作一种小型艺术，值得认真的重视，甚至是深入的研究，还为此出版了大量技术书籍。作者都是厨师，在宫廷和欧洲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供职，酬劳丰厚。拿破仑加冕时，这方面理论和实践的权威是马里-安托万·卡雷姆，他能做196种法国汤和103种外国汤。他详细记录在烹调每一种菜式时所做的改动，发表了大量的笔记，以《皇家糕点师》一书达到顶点。如果名字关乎命运的话，他的名字则令人困惑不解，因为它的意思是大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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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烹调的原则不像许多人以为的，好像所有食物都只不过是高级调味酱的载体。如前所说，原则是要烹出食物的原味，有时直接通过加佐料做到，有时则通过与调味酱的味道对比来烘托。还有其他出色的烹调方法，特别是称为资产阶级烹调的简易法式烹调法和英式家常烹调法，后者因其普遍的标准低下而受到嘲笑是不公平的，那是社会的过错，不是烹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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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萨伐仑题为“美国旅居”的沉思录是其代表作。他显然同意塔列朗的话，据说这位被免职的主教和贵族、革命者、拿破仑的支持者和保王党，简言之是永远走红的人说过，没有在君主制最后的年代中生活过的人无法想象生活能够多么甜美。考虑到后来充满暴力的几年造成的结果，可以同意那段时间的确是一段美好时期（belle époque）。思想开放大胆，令人激动；恋爱和对话成了臻于完善的艺术，礼仪优雅精致；意识到政府制度陷于困境这一点本身就产生了一种依惯性滑行的感觉，只要滑行在继续，这种感觉就是使人愉快的。衰落还未导致焦虑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狄更斯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双城记》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写下了它。在三级大会召开的两年前，上层阶级有机会拯救局势却拒绝行动。贵人位高则任重这句精辟的格言直到贵族阶层成为过去才提出，岂非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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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理学在实验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为心理学指出新的方向的同时，一个类似领域中的研究者在对动物形式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进化论。18世纪中期，布丰指出了哺乳动物结构方面的相似，并通过谨慎的暗示对《圣经》中关于人和动物由上帝分别创造的说法提出了怀疑（＜376）。19世纪前夕，他的直接继承人拉马克提出了一种对物种自然出现的解释——为适应环境使用或放弃使用器官。无独有偶，在海峡的另一边，植物学家兼诗人伊拉斯谟·达尔文，著名的达尔文的祖父，发表了上下两卷本的著作，书中也阐述了进化论思想并强调生物之间永不停息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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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理论家通过各自的独立研究就进化论的基本事实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的分歧在于方法，更确切地说，在于方法的使用。拉马克认为环境条件造成动物的机能，进而是形状。他认为这些变化代代遗传，过了一定时间后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物种。老达尔文则猜想动物自己想要改变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达尔文说生活的法则就是吃掉别人或者被别人吃掉。造成新的物种特征的改变，即进化，用拉马克或达尔文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当查尔斯·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很久以后读到他祖父的书的时候，他惊叫道：“这里面好几章的内容都和我的书一样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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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达尔文之间的时期内，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发展（502＞）。首先是地质学得到了修正，查尔斯即是从赖尔对地质学新观点的总结中看到了对拉马克理论，即进化论思想的简述的（当时他仍然忽视了他祖父的著作）。这激起了他想确知进化方法的愿望（570＞）。赖尔之所以在地质学中提到动物学家拉马克，是为了用拉马克的理论支持他自己关于地球进化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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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尔和他的年轻读者达尔文是19世纪30年代的人。要对情况有充分的了解，需要回到从前的时候。地质学家赫顿抛开《圣经》的教导，向不肯相信的世人讲解地球在漫长的年代中如何发生变化，它的岩石如何在仍在活动的自然力量的作用下从海底升起。他十分确切地描述了这种周期性的过程，因而今天被誉为科学地质学的创始人。但是他的两卷本著作《地球理论》从出版到被人接受，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赖尔由于小达尔文的光荣而出名，而赫顿同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一道，仍然是大军中的普通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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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顺序，需要在此提一笔一种伪科学，因为它的后果持久而严重。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不久，一位名叫拉瓦特尔的瑞士牧师发表了一篇论相面术的文章，讲述如何根据面相来推断性格。两位颇有声望的解剖学家在医院和疯人院应用这种理论，把假设的基础从面部特征转到了颅骨的凹凸形状。他们把这称为颅相学（意思是脑科学）。它成了全世界流行的迷信，大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用它来做室内游戏。与此同时，它也给一些所谓的“教授”提供了机会，借真心相信的人前来请教的机会大把捞钱，因而丰衣足食。人们参照自我诊断的手册，互相在头上摸来摸去，为彼此的性格和前途做出不容质疑的判断（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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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从未广为流行的科学——经济学——的领域，这时出现了一位被人遗忘了的先驱——西蒙·德·西斯蒙第。他是瑞士人，家境富有，是斯塔尔夫人圈子中的一员。学术界知道他是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南欧早期文学，著述众多。但除了历史研究之外，他还写了四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独立宣言通过那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详细阐述了18世纪的放任主义，即由自由市场管理供求的原则。这就是“自由经济学”。在政治上，它要求政府放弃重商主义，不再干涉市场机制。同样相信经济自由的西斯蒙第一度大力提倡斯密的主张，并把它们与自己关于人口和宪政政府的一些意见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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