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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应勤读史书，多作思索；历史是唯一实在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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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政治声明》（18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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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这种对历史的热切和由此产生的大量史料，20世纪的历史学家G·M·特里威廉引用卡莱尔的话，说“司各特教欧洲学会了历史”，这话的意思是，司各特关于苏格兰和中世纪的小说使公众习惯于把过去看作一幅巨大无比、色彩斑斓并且在不断运动的全景画面，里面充满了忙于平凡工作的男男女女。签署条约或在御座上发表演讲的国王和女王固然也是历史，但远非历史之全部。司各特以一种自我解嘲的语气，将他第一本“经调查研究写成”的小说《艾凡赫》献给了神父大人德里亚斯达斯特博士。他更早的苏格兰小说是全靠他的丰富记忆写成的，根本没有参考过任何书籍。法国史学家阿尔贝·索列尔认为，必须“阅读并吸收”巴尔扎克的小说之后，方能动手写史。若想了解“情况”，则需假定人及其习惯、言谈和衣着都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历史上发生的变化被认为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加之偶然和巧合的因素，会产生出的奇特结果。历史读起来就像一本小说，而小说几乎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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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离开欧洲的前一年，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丛书以匿名方式问世。这套书广受欢迎，历时久远。在德意志有5种译本出版，舒曼的父亲就是凭其中一个版本发达起来的。实际上，司各特的普遍历史观早在10年前就由德意志的赫尔德提出过，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描述了由于不同的历史而变得多种多样的各民族所组成的整体，表明每一个民族（Volk）都是自己群体文化的创作者和捍卫者，它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而意识到自己的特征。这种理论得以产生是因为革命军和拿破仑的军队在人们的脑海中重画了欧洲版图。西方不再是18世纪由多个王朝和没有国界的上层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横向世界，其构成已改为不同的纵向单位——民族国家，虽未完全分开但是却互不相同。至此，国家间尚未产生敌意；欧洲是由五彩缤纷的花朵组成的花束；浪漫主义者因国家而感到的自豪是文化民族主义。这方面有一件事意义重大：司各特关于他的国家的小说使英格兰人一改对苏格兰的态度，从蔑视变为带有同情的好奇。乔治四世甚至御驾北巡，穿上当地男人的裙子以示对（苏格兰）那个国家以及描绘那个国家的文学巨匠的敬意，并将司各特封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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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这种新体裁带来了历史英雄。看看这些英雄人物在司各特的心中酝酿成长的过程很有意思。他在青年时期就因读珀西主教收集的边境区民谣激起了好奇心，遍览关于部落仇斗和同英格兰人战争的书籍，还大量阅读法国的浪漫小说和德意志小说，并翻译了歌德的《葛兹·冯·贝利欣根》（＜14）。经过这些准备后，他写出了6篇故事诗，使他诗名远扬。《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和其他诗作的情节想象力丰富、充满动作的描写带有浓厚准确的地方色彩。这些故事诗既非诗歌又非小说，但是里面的有些诗句美妙无穷，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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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两类小说之余，司各特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地方民间故事和英格兰作家的著作，并撰写历史和传记。他在他非凡的晚年撰写的《日记》也不应忽略。今天，他的小说鲜有人问津，这是一大损失，因为其中所载的人物和场面感染力非常之大，一经阅读，终生难忘。当时，这样的场面的描写被比作莎士比亚剧中最有戏剧性的片断，这一判断非常恰当。不过，必须知道在书中何处去寻找这些精彩部分，还须耐心读完前面的铺垫。［可参阅埃德加·约翰逊（Edgar Johnson）所著《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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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重建文化的工程浩大，浪漫主义者必须有关于英雄的理想。他们在这种理想中放入了五花八门但并不矛盾的内容。他们也许知道，hero（英雄）这个词与servant（仆人）和protector（保护者）是同源词。首先，他们崇尚天才，即能洞察一切的艺术家。歌德先在威廉·迈斯特身上刻画了英雄的模型，最后定型为浮士德：他是求索者。在关于浮士德博士最初的传奇中（＜112），他对魔鬼提出的要求中三分之二是物质上的——食物和现金，但是他的最后一项要求却是“在群星之间飞翔”，而这也正是19世纪的人所向往的。浮士德的冒险紧扣浪漫主义者的心弦，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探索，去发现；宇宙和人的意识是无限的，对它们的探索也是无穷的。莎士比亚之所以对这种性情的人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他的戏剧不提出任何命题。对生命和人物的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可以推翻的。歌德写的一篇文章就题为“莎士比亚与没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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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甘冒巨大风险的意志确定了他在艺术家和各国人民心中的位置。黑兹利特记载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革命的象征；司各特也写了他，但对他只勉强表示钦佩；在从俄国大撤退时曾参加过拿破仑的军队的司汤达专门著书论述他的性格；拜伦在时而称赞他，时而谴责他之后，最终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歌德说他无法仇恨这个敌人；贝多芬将自己的第三部交响曲献给了波拿巴，只是在他从军人突然变成皇帝之后，贝多芬才收回给他的颂辞，但“英雄交响曲”的名字一直流传至今；拉马丁、曼佐尼、雨果和许多文人写了颂扬他或对他的行为表示忧心的诗篇；柏辽兹受波拿巴率领大军跨越阿尔卑斯山壮举的激发，创作了一首音乐作品，其中一些部分载于现存的《凯旋交响曲》和《感恩赞》中；无数画家描绘了他，靠发挥想象力在一幅幅画布上展现了他的许多决定性战役的辉煌场面。拿破仑的丰功伟绩遍及全欧，这个征服一切的英雄是进军中的人类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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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斗胆写下拿破仑生平历史的第一句时，一种神圣的感情油然而生。这部史书谈的是自恺撒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超人之处完全在于他能以令人不可置信的速度找到新思想，完全理智地对它们进行判断并以无与伦比的意志力加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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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论拿破仑（18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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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这种角色称为“世界历史人物”，指一个在某一特定时刻体现了他的时代的广泛意志并神秘地被授权执行这种意志的人。一种来自群众，逐渐积聚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本来是普通的人会变得如同超人，他能改变社会的面貌，尽管原先所有这方面的努力都遇到了坚如磐石的抵抗。由黑格尔来描绘这幅肖像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有亲身经历为凭。拿破仑在地上向胜利进军时，他正躲在耶拿的地窖里。尽管拿破仑最终被拉下台时，整个欧洲都像他曾经预言过的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人们放心宽慰之余，并未抹去对他的记忆。对大多数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说，他依然是一位天才，他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并为之欢呼，但他们所欢呼的不是作为个人的他们，而是他们争取成就的驱动力。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位英雄的黑暗面——他的弱点、一些被人称为罪行的错误和他的毁坏力——深感痛心。可是，他的另一面依旧是光明的。他绝不是只顾发战争财的一般征服者，而是建立了新欧洲的人。他的广泛影响、他的高效率管理、他颁布的法典、他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他残忍但崇高的野心，都显示了他的英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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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褒贬不一、零零碎碎的印象在拿破仑垮台后所做的反思中得到了证实，他的回忆是由流放地圣赫勒拿岛上的同伴收集发表的。一些敌人对他的仇恨因此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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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他建立了良好的道路网，改善了港口，尤其是把多如牛毛的国家从300个减至36个（＜390）。人们对这些好处心怀感激，因为此举彻底铲除了封建残余。他对君主王公的睥睨使人永远把他视为人民的捍卫者。今天，全世界似乎仍站在他一边，而不是站在威灵顿一边，因为无论在哪里，滑铁卢都代表着失败而不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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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奖赏6000法郎以鼓励增加我们对电的了解。我要敦促物理学家将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这个分支上，因为依我之见，它是通往伟大的发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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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座有几个从乳房喷水的仙女塑像的喷泉）：“把这些奶娘们拆掉。仙女是处女。”（1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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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指德·斯塔尔夫人）教从来没想到过要思想的人或者已经忘却怎样思想的人去思想（18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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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18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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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理解时代的精神。作为德国人，我一直是他的最大敌人，但是事实使我不再反对他。他懂得艺术和科学，鄙视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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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182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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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之败的意义超出了政治方面，它使拿破仑作为英雄的理想形象增加了一个层面。生活是悲剧性的，所有英雄都逃不出命运的捉弄。对这一点的事先认识反映了浪漫主义对人的观念——人既伟大，又软弱，其软弱常常是邪恶所为。一些天性特别敏感的人从他们的艺术生涯初始就意识到这种宿命的无奈，其中一个常常被视为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并通过作品和自己的生活实践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意识。他就是青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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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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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的言行像拿破仑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拜伦主义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阶段的名称，它的组成部分包括勇敢、反叛、忧郁、自责和对灾难的想象。拜伦的故事和话剧中的主人公与他本人一样，是伟大和失败的生动体现。1812年，他发表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个篇章，一时声名鹊起。这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10年里，英国人一直害怕外来入侵。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波拿巴驻扎着一支装备有气球的讨英大军。英格兰西部谣传四起，说波拿巴的军队在夜间已经登陆侦察。焦虑与仇恨引起各种传闻和报道。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部用流畅的诗句撰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在欧洲南部边冥想边悠闲地旅行。主人公的名字恰尔德[1]暗示了一个年轻的游侠骑士，他喜爱艺术和大自然，所到之处的描写使读者觉得自己的情感也在随他一起变化起伏。对被困的英国人来说，诗中景色的变化俨然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吹进了新鲜空气，让人看见晴朗的天空。可以把这种享受称为逃避，不过它好比战俘脱逃获得自由，而且不是遁入幻想中的仙境，诗中描写的是欧洲的一些地方，谁都知道它们的确存在，很多人都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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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拜伦式英雄的第一幅素描。此后，他很快又写出了《海盗》《异教徒》《阿比多斯的新娘》和其他三首故事诗。在这些作品中，他的英雄开始定型，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形式稍有不同。欧洲各地的读者都如饥似渴地争阅拜伦的这些诗作。这些传奇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一个令人感到可亲可爱的特征，那就是他反叛现行制度，或者正在成为叛逆者。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是天生的叛逆者，他们在波拿巴所到之处都尝到了他建立的自由制度的甜头。随着时间的推移，1815年实现和平之后掌权的镇压性政府夺走了人的权利（＜431），躁动不安的人们从拜伦笔下强壮、深沉、恩怨分明的强盗兼冒险家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代表；拜伦式的英雄对敌人残酷无情，尽管热爱女性，但是并不对她们百依百顺。女性读者同样心怀钦慕。对她们来说，作品中笼罩的邪恶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造成了阴沉惨淡的感觉，这是造就具有诱惑力的亲密的点睛之笔。各种诗歌和小说纷纷推出拜伦式的英雄，他们的魅力持久不衰。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里夫、乔吉特·海尔的摄政王时期的小说，以及通俗言情作品和电影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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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浪漫主义者关心的不只是一个问题，拜伦的作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爱情诗、政治诗、《威尼斯颂》、《塔索的悲叹》和《梦》这部令人神往的作品表现了他丰富的思想。他还有另外一个为今人所喜爱的特点：诗人拜伦一生自始至终都是讽刺家。他以抨击“英格兰的吟游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开始，以《唐璜》结束。这部杰作是与两篇类似的讽刺文同时写成的，其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表现，时而滑稽，时而悲惨，妙语连珠，挖苦嘲讽。在感情正激动或情节正紧张的时候，忽然笔锋一转，变成发表评论，针砭时事或自讥自嘲。这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手法，在《唐璜》中，由于对双音节步韵的精湛运用而增加了力度。这首史诗没有完成，因为拜伦认为帮助希腊人赢得独立（514＞）更加重要。他在迈索隆吉翁死于热病，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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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拜伦的各种传记中，他婚姻的失败与他同女人的情爱关系完全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力。关于他生平的书籍层出不穷，他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拿破仑属于同一类，是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但是，人们对拜伦的“罗曼史”过于好奇，却忽略了他与同性朋友的友谊以及他从事的活动。在这种关系中，他冷静过人，判断准确；在希腊，他表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英国议会上院，他像政治家一样口才雄辩。他大声疾呼反对严惩“卢德分子”，即由于机器的使用失业，愤而捣毁机器的工人。最后，拜伦像司汤达一样，是注重事实的批评家，还是一流的书信作者。在莎士比亚与蒲柏之间，拜伦更喜欢后者，并且说他自己的诗不值一提，不过里面的历史细节还是真实可靠的。［参阅由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编写的《拜伦书札》（The Letters of Byron），书中概述了他的生平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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