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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始介绍浪漫主义运动时，指出卢梭的《爱弥儿》通过阐明宗教信念而震撼了19世纪许多人的心灵。该书的其他部分对教育也具有同等影响力。卢梭认为，培养好一个孩子可以造就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所需要的“人和公民”。这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自由人，他们享受的不是没有文明艺术和科学的自由，而是没有旧制度那种虚伪做作和不平等的自由。后来，旧制度被摧毁，于是制定完美的教育计划对从事重建工作的人来说更加成为燃眉之急。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加上了新时代所特有的爱的冲动——对个人的同情和慷慨。而当所涉及的个人是孩子的时候，帮助他们的愿望就倍加坚决。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三位思想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新型教育的主张。其中热情最高的是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他信奉卢梭所倡导，今已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真正的教育是个人的充分发展，通过从事自由但又有人引导的活动来发展天赋才能。他自己不幸福的童年与这一理想恰恰相反，这反而令他更加勇于创新，发愤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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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培尔的继母歹毒刻薄，父亲不闻不问，身边又没有玩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情绪多变，适应不良，做事没有长性，叛逆而且霸道，人见人厌。他识字很吃力，被认为愚笨不可造就，遂被送去当伐木工学徒。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成了他躲避羞辱的庇护所。一个兄弟为他打开了智慧乐园的大门，把他从自杀性的绝望中拯救出来。他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之后，成为浪漫主义教育学的另一位理论家裴斯泰洛齐的助手。福禄培尔先为他五个失去双亲的侄子建立了一所学校，其纲领是要“教育人成为自由人”。他否认原罪的存在，坚称所有社会邪恶都源于教育不得法，并认为，除了母亲的哺育之外，孩子成长中的最大需要是自我表达。福禄培尔在著述中掺杂了一些完全无关的奇思异想，加上他性格孤僻古怪，对他的所有努力造成了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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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年已55岁仍一事无成的时候，他发明了幼儿园。幼儿园起初是为穷苦孩子开办的，他感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给这个新办的机构起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Kleinkinderbeschftigungsanstalt[2]。直到3年以后才偶然想出了幼儿园（Kindergarten）这个名字。爱好大自然的福禄培尔认为，儿童如同一棵植物，应让其自由成长。福禄培尔这个发明很快得到效仿。母亲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编写了很多儿歌，“表现世界大同”的玩具作为礼物赠送给孩子们。福禄培尔把剪纸、橡皮泥、编织和“玩手指”游戏编进教程。这些教学内容看来无伤大雅，但是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学校只好关门。福禄培尔设法找到冯·马连霍尔兹-布洛夫男爵夫人做他的赞助人。她在国内外四处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发明，并到伦敦将狄更斯争取了过来，成为一名支持者。到了世纪中叶福禄培尔与世长辞的时候，尽管幼儿园在俄国被视为具有颠覆性而禁止开设，但是在美国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先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沃特敦开设，然后发展到波士顿，这完全是伊丽莎白·皮博迪积极活动的功劳。20年之后，幼儿园发展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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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培尔曾在裴斯泰洛齐手下当过一段时间助手，把他视为恩师。裴斯泰洛齐也是卢梭的狂热信徒，因此，他们两人其实是受同一来源的启发，而不是其中一个启发了另一个。裴斯泰洛齐先出版发表了他的理论，在整个西方久负盛名。他的实践工作始于1798年，当时法国军队摧毁了瑞士卢塞恩湖畔的一个村镇，弃下大批孤儿无人照料，人数远远超过了福禄培尔的五个侄子。裴斯泰洛齐为他们提供食宿，在他们身上试验他的学说。他的学说古来有之（＜181）——教事物，而不是词语；用大师的话说，要教的是“活着的生灵而不是死去的人物，信念与爱的行为而不是深奥玄妙的信条，实质而不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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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国人又回来了，赶走了裴斯泰洛齐。于是他去别处开了一所学校。开始也遭到了通常的反对，但是，在短短不到6年内，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人们的惊异和赞许。他的方法是任学生自然发展，心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随年龄增长而发育；顺应自然，直接用感官进行观察，老师只加以引导而不是填鸭式地强灌知识。这些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观点当时被认为是翘盼已久的解放。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一再重现，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失败（793＞）。在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的努力之外，前面提到的巴伐利亚小说家，“独一无二的让-保罗”，写了厚厚的一本书，对卢梭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中关于老师的作用提出修改。他认为，卢梭式的老师过于消极，老师应该积极地超越现状，努力实现理想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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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特尔辞世30年后，在大洋的彼岸，一位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参议员的青年律师应邀出任新成立的教育局局长。虽然他从未思考过教育问题，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机会，把所有法律书籍都卖掉，并不顾朋友的劝阻，放弃了法律事务所的租约。他就是霍拉斯·曼。在从政期间，他就一贯坚守原则；他后来形成的一套教育思想综合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他关心的不是改革教育，而是倡导教育。如同杰斐逊早些时候为弗吉尼亚州立法时提出的那样，曼认为教育与共和国息息相关。这又与卢梭的理论相同，不过它可能是曼自己自发的信念。知识必须广为传播，自由开放，向全民普及，这样才能造就自尊自立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任何宪法、权利和司法制度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曼深深地意识到美国人民族裔和传统的多样性，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公立学校必须通过他所谓的“公共哲学”来培养一种共同感，这种哲学尽管尚未编写出来，但是它显然要以公民学、伦理和历史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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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仅仅是发展，因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不断发展；教育也不能局限于开发一切力量，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同时运用所有这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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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童不是为了眼前——即使没有我们的不断帮助，眼前该发生的事情也总是会发生的。教育儿童是为了遥远的未来，目的正是为了改变眼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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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里希特尔《勒旺娜》（18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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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曼写了12份报告，提出并阐述了自由教育的计划，从向学生介绍优秀著作到教授声乐，强调阅读、算术和写作三项基本功，再加上人体生理学（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卫生教育）。要实现他制定的头脑好、身体好的标准的第二点，校舍必须通风、清洁、采光好。虽然曼实现了他的各项目标，成为美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今天却有人指责他要求太低：为什么不实行免费高等教育？为什么不规定只能有公共教育？这第二条批评也许会得到重新考虑。无论如何，对曼的思想加以评判的时候，应当考虑到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当时社会上还指望孩子帮助父亲干农活，而当农民的父亲觉得读书毫无用处，立法者并不喜欢用公款来办学。曼呼吁建立免费公立学校的论点同共和国制度下的权利与义务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提醒我们，在1840年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政府都实行了共和制，很少国家制定有宪法，1789年在法国宣布的权利当时被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认为已被废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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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17065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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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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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对浪漫主义的灵与智所做的概括和说明尚属准确恰当，那么，读者应当得到这样的总体印象：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思想和感情融为一体；浪漫主义执着于探索与发现，哪怕犯错误，冒风险，甚至失败都在所不惜；宗教感情与生俱来，必须表达；神灵确实存在，但所置的地方不同，而且在哪里并不重要，通过大自然或者艺术都可接触上帝。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采取行动，因为如同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所说，人是积极参与的。要有所作为，热情就必须战胜漠然或绝望，冲动必须遵从想象和理性。求索的目标是真理，而真理寓于具体事物当中，而不是在于泛泛之论；世界比任何一组抽象的概念都要庞大、复杂得多，而且它包括过去，因为过去是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沉思，认识到人既伟大又可怜。但是，英雄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他们来自人民，而人民的灵与智是构成高级文化的基础材料。英雄和人民历经坎坷找到了知识、宗教和艺术，人生本身就是一出壮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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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5年的斗争和怀疑之后，浪漫主义时期就是抱着上述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从事重建文化的工作的。到了1830年，基础已经整平。正如缪塞所说：“旧的都已清除，新的尚未建立。”实际上，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有独到见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的思想和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注意，直至今天成为高级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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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巴黎明显地成为国内外艺术家和作家的荟萃之地。也是在30年代期间，涌现出了第二代浪漫主义者的领袖。不过，先要来看看巴黎市本身。假使当时有人乘坐气球飞越巴黎上空的话，他根本看不到今天连从未到过那里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标志——没有埃菲尔铁塔，没有协和广场，只有一大片沟壑纵横的泥地，中间找不到一块方尖碑。香榭丽舍还只是一条很宽的泥路，末端只有一些石头墩子，那是尚未完工的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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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浊不堪的塞纳河从城市中心穿流而过，河上挤满了驳船、浆洗船，以及停泊在尚未砌上石块、高低不平的河岸边的浮动式水上浴室。14座桥横跨河面，这个数目大约为今天数目的一半。其中一些桥上还沿桥盖了一些房子或店铺。卢浮宫几近完工，里面摆设了一些艺术作品，一些艺术家在里面住宿，还有一些房间由政府用作储物室。对面的杜伊勒里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宫殿（现已被毁），里面住着复辟的波旁国王查理十世。旁边的德里沃利大街像今天一样通往皇家大道，路的尽头还看不见建筑风格像庙宇般的马德兰教堂，只有刚刚奠定的地基。不久之后，投机土地的人们（其中包括巴尔扎克）将竞相争夺周围的地皮，因为从巴黎至圣-日耳曼的第一条铁路即将开通，他们都认为将要在那里建造火车站。当时还没有设想过要建造宏大的歌剧院。至于另一座纪念碑——用战争年代缴获的大炮铸成的纪念柱，它依然耸立在旺多姆广场，但柱顶去掉了拿破仑的塑像，改为一朵硕大的鸢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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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小路十分危险。其中多为隘巷，不少是死胡同，且大都没铺路面，两边也没有人行道。相当一部分横街小巷当中都有一条古老的污水沟，供道路两旁的住家每日倾倒脏水。简言之，当时法国首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仍旧是最初时的那个杂乱无章、拥挤不堪的小镇。曾经去过干净、卫生的米兰的司汤达就总是咒骂巴黎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污泥，树木稀少。巴黎周围的城墙限制了它的向外发展，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才将城墙外移，把周围的村庄纳入都市的范畴。而在那以前，肖邦和维尼去蒙马特探访柏辽兹就算是到乡下郊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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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巴黎还是显露出一些进步的迹象。在长期遭受忽视之后，楼房开始被刷洗一新，主要街道的路面全部铺齐。开辟了新的住宅区。维克多·雨果就搬到埃图瓦勒附近的一个新区去住了。12000盏路灯改用煤气，取代了冒浓烟发怪味的灯油。两项发明开始一点点地得到实施，它们是刚由约翰·麦克亚当发明的铺路法和使用公共马车的公共交通。人口在30年内几乎增加了50%，达到78.6万人，这个城市越来越需要现代式的住房——高大的公寓楼。虽然楼里的房间布局很差，但总的来说已经是一大进步，各社会阶级在其中混居，就像在大街上或者市里的14家剧院里一样。大楼的底层也许是一家店铺，店主同家人、仆人和学徒都住在里面；上面的二楼住的是有钱人；再往上一层则是“小康人家”住的，如一对退休的夫妇或是领取养老金的将军；店员或手艺人（不是工厂里的工人）住得更高；最上面的阁楼里则可能住着制帽女工和饥肠辘辘的诗人，他们俩挤在一起，相互分担彼此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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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组成所谓的全巴黎（Tout Paris，不是指所有巴黎人，而是指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们及其追随者）的巴黎人来说，三件大事使1830年成为令人难忘的一年。第一件大事发生在2月间，是由法国新青年（或称才俊青年）对卫道士发起的“《爱尔那尼》之战”。在雨果的《爱尔那尼》话剧首演那天，青年诗人泰奥菲勒·戈蒂埃身穿红色马甲作为招引大军的旌旗，指挥着他的斗士占据了剧院的重要地形，以确保演员不会被观众嘘下台。此前，人人都听说了浪漫这个字眼，这种手法到了法国新青年手里就意味着冲破诗歌的条条框框，摒弃舞台上的高雅语言。当晚的演出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句子不按意思来分行押韵，而是直接连着下一行，挤掉了当中的停顿；优雅的吟诵没有了，变为结结巴巴的念白。更糟糕的是台词不成体统，下里巴人挤掉了阳春白雪。一个角色在某处说道：“现在是半夜了。”而不是用婉转的方式加以表述。连手绢这种不检点的词居然也说了出来，听在观众的耳朵里如同炸雷一般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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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危机发生很久以前，一向稳重的观众就已经对这种新戏剧喝倒彩（在法国是吹口哨）、顿足、高喊“谋杀”。与此相对应的是年轻的文人学士的阵阵掌声，加以高声回骂。剧院二楼前排坐着一大批备有带线鱼钩的人，随时准备把下面坐着的资产阶级观众的假发钩掉。法文中假发（perruque）一词的词义因此而引申为“知识或艺术方面的死硬派”。青年军首战告捷，次日的演出又获全胜。顺便提一下，爱尔那尼是一个强盗，他赢得了一位同时被一个贵族公子和一个国王追求的侯门淑女的芳心。在观众中的青年艺术反叛者眼里，这个最终做出了高尚牺牲的拜伦式英雄就是他们的手足，而这出话剧就像活生生的寓言故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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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使人感到解放的大事发生在同年7月底。由于连续两任波旁国王尽力恢复旧制度的形式与权力，结果发展成对新闻出版实行检查，以压制各种抗议之声。这种压制最终引发了火山爆发。经过三天的搏斗，推翻了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立其堂弟路易-菲力普为法国新国王，以此来暗示一国之君须为其行为负责。这次起义有一位银行家和其他受人尊敬的公民撑腰，有记者从旁助威，由学生和工匠参加战斗。起义的信号是高唱（在此之前一直被禁的）革命歌曲《马赛曲》和高举鲜艳的三色旗，取代原来的白色旗。在德拉克洛瓦绘制的《自由领导人民》中，飘扬的三色旗处于中心的位置。那幅画并不完全是宣传作品。画中，象征自由的女子昂首挺胸，大步向前，身旁一个栩栩如生的街童手持着枪，站在被战火摧毁的颓墙断壁之中。在这场战斗中，2212人丧生，5451人受伤。起义军筑起了4054座街垒，共用了812.5万块石头，都是从路上撬起来的。原本不结实的路面和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天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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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爆发之日，一位年轻的积极分子正和其他一些竞争对手被关在法兰西学院里进行角逐罗马奖的作曲比赛。当他正午时分走出来的时候，恰好看见一群人在街头交谈，遂上前跟他们打招呼，率领他们唱起《马赛曲》来。他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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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辽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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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造成了那一年第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那是当年12月，也就是4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他年方26岁，6年前从老家，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个村庄，来巴黎学医。他的父亲就是医生，家庭经济富裕，备受尊重。家里希望柏辽兹这个孩子早年显露出来的弹奏和作曲的才华只作为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到了巴黎之后，只顾着上歌剧院听格鲁克的曲子（＜416），没有时间学医。音乐界的耆宿勒絮尔收下了这位20岁的弟子。当柏辽兹因疏于学业而引起家人极力反对时，这位原来皇帝的宫廷作曲家向他们苦苦恳求千万不要耽误了柏辽兹的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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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柏辽兹进入音乐学院就读，一边忍受着同父母的紧张关系——生活费时寄时停——一边跟着教程刻苦学习，每年都得参加争夺罗马大奖的比赛。今天，柏辽兹一些当年三次都未能获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广为演奏，可以想见，他采用的独到创新的手法曾使当时的评委大惑不解。1830年，他终于赢得了大奖。与此同时，他又谱写了三首前奏曲、两首大合唱、一首安魂曲、一部歌剧的若干乐章，外加一部由五个乐章组成的交响曲，他希望在赴罗马长住两年之前，这部交响曲能得到演奏。他把这首交响曲命名为“幻想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