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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工业提出批评且最具影响力的是圣西门伯爵的弟子们。圣西门伯爵是17世纪的圣西门公爵的远房亲戚(<355),他在《新基督教》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工作和产品得到有序分配的社会;这个社会由银行家和科学家治理,因为他们长于计划,精于计算,在任何使用机器的社会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中心作用。后来,圣西门的学说变成了一场运动,因为他的浪漫主义者信徒认为专长和计算还不够,思想只有在受感情驱动时才能变得积极活跃,得以传播,所以必须招募艺术家来增加这种理想社会的吸引力,使新生活变得令人向往。为此,他们设计了一种半宗教的仪式,用歌声和庆祝活动为科学和金钱的精确严格披上神秘的外衣。例如,信徒穿着浅蓝色的行吟诗人服装在巴黎街头游行,为市民表演,沿着大道边走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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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期迄今为止一直被盲目地认为是过去的事,其实它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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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18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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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诉诸艺术的做法是革命中的常用手法。它可以取悦百姓,唤醒本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们心中的社会良知。19世纪30年代的热心响应者当中,有已经大名鼎鼎的青年音乐家李斯特和一位异常活跃的人物——乔治·桑。她的情事、友谊和倡导女权主义的小说使她成为许多领域中一位重要人物。李斯特参加集会,谱写宣传歌曲,还撰写了一篇雄辩流畅的文章描述资产阶级社会里艺术家艰难的境遇。李斯特和桑结成好友,但不是情人。他们一度都信奉圣西门的理想。不过,圣西门的思想也不是当时理论界独一无二的学说,因为改造社会是各种知识分子日思夜想的期盼。这可以追溯到巴贝夫和他的理论阐述人波纳洛蒂(<428),他们两人是欧洲大陆第一批有觉悟、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19世纪,人们普遍而迫切的愿望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政治革命。所以,持有此种坚定信念的拉梅内神父提出了建立基督教社会的远大理想,(再次)吸引李斯特加入他在拉夏内组织的以祈祷为主的活动圈子,并请李斯特为这项事业谱写了更多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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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乔治·桑与鼓吹靠铁与血来夺得革命胜利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德布尔热陷入热恋,同时也积极接近拉梅内神父,但神父被桑在性爱方面的开放吓得退避三舍。对于女性和爱情的低下地位愤懑不平的桑后来转到皮埃尔·勒鲁门下。皮埃尔·勒鲁是个小发明家,靠为畅销全欧的《环球》杂志撰稿而开始其公共生涯。《环球》是圣西门派的刊物,歌德是它的读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它撰文。不过,勒鲁后来另立门户,鼓吹要逐步取消财产,实现男女平等(不管婚否均有权自由恋爱),通过转世化身而保持灵魂的不朽,再加上为撒旦正名。桑是勒鲁忠实的门徒,虽然她没能完全遵从他的所有原则,但是她终生都是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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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理论家是查尔斯·傅立叶,注意不要把他和成就非凡的大数学家让·傅立叶混淆起来,他们两人的生卒年月几乎完全一样。前一个傅立叶重振社会的计划是最详细的。这个计划力图实现同工同酬,把工作、能力和动力加以分类,根据个人的性格调整工种的分配,因为情感上的满足是人民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应当补充说明,作为圣西门原来的秘书,奥古斯特·孔德思想的许多内容都来自他早期同圣西门的这种联系,包括为了社会的凝聚需要神话和宗教仪式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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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法国人提出的各种主张被笼统地归纳为一种思潮,冠之以“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称号。其实,他们的理论很快就被付诸实践,在为此目的建立的殖民地中指导着人们的生活。上天注定美国是最适合进行这种实践的地方,那里有广阔的空间和廉价的土地,最好的是那里的传统,对有特色的群体与其说是容忍,不如说是不闻不问。早在这些新来的欧洲人抵达之前,美国就有十几个奇特的社团,首先是1694年在宾夕法尼亚成立的“荒野妇女会”。两个世纪之后,社团总数超过了80个,散布在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各个地方。其中最负盛名的社团都是在傅立叶的激励之下成立的,因为他对新英格兰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爱默生、霍桑、玛格丽特·富勒和C·A·达纳都是傅立叶派的头面人物,而纽约州的艾伯特·布里斯班、霍勒斯·格里利和老亨利·詹姆斯则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宣传家。新英格兰人在布鲁克农场和福鲁特兰兹先后建立了傅立叶大师做过明确描述的法郎吉(phalanx,也称作法伦斯泰尔),但是没有遵行他规定的繁文缛节。霍桑的《福谷传奇》一书写的就是布鲁克农场这个地方,书中的故事其实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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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个其他种植园虽然做法各异,但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它们所用的名字中包含的思想——和谐。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社区特别值得一提。创办人是罗伯特·欧文。欧文在苏格兰经营纱厂,在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旁试建立了一个模范城镇,大获成功。他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学校、娱乐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在美国如法炮制的社区在他负责管理期间也十分成功。欧文还在英国和爱尔兰进行演说,发表文章,宣传他通过推理得出的理论,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不过,那些支持者没有建立社区,而是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合作社”,使入社的消费者通过以批发价买入商品和共同分成的方式从中获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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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所有力图改造社会的人都一致同意,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派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纳索·西尼尔、J·B·萨伊、巴斯夏和J·S·穆勒宣称,他们已经找到了经济生活的永恒定律。目前的条件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人只能服从现状,就像服从万有引力一样;由此产生了“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教条。这是重农主义者早在18世纪就教授的一种学说,后来又由亚当·斯密以充分的历史证据为基础重新加以阐述,同时也作了适当调整,而到这时则依据经济学法则靠演绎法获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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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济学法则证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人的本性决定了他要追求自我利益。在货币经济里,他力求以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价格不是硬性规定、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起伏。例如,一块土地的地价或者地租取决于它生产的农作物的价值跟邻近土地的产值相比孰高孰低。“经济人”是要严加比较,货比三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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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资,它来自于一个“固定基金”,而该基金的多少则由资本(货币与设备)市场的条件和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来调节。倘若劳动力供应丰富,工资水平就会相对降低。制造商付出的工资不能超过上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所确定的水平。远在苏格兰的罗伯特·欧文可以为他的那帮人不切实际地胡来,但如若人人都这么做的话,整个英国的经济就会崩溃。欧文的做法罔顾了“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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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倡导者全是些伪君子,提出这种理论是为了他们的朋友——工业巨头——进行辩护,完全漠视工人疾苦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门科学同样不顾由于过量生产而时常导致一连串失败的工厂老板的痛苦。像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十分关心贫苦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激增。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不应当生育这么多孩子,因为这样一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量,结果使自己变得更穷。可以猜想,当时的劳动人民除了床第之欢以外,没有什么其他乐趣。马尔萨斯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除了建议人们清心寡欲之外,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想到战争和瘟疫会造成人的大批死亡时,他尽管也感到痛苦,但同时也觉得宽慰,因为根据他的计算,粮食供应量只能按1—2—3—4的算术级数少量增加,而人口则是以2—4—6—8的几何级数飞速蹿升。他所担心的问题至今没有消失。人口学家一直在预测,不断改进的卫生和医药条件延长了人的寿命,却完全不顾造成的后果,致使人口急剧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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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多数“反经济学”团体只持续了短短不到几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同那些顶住外来压力生存下来的震颤派教徒、严紧派教徒、摩拉维亚教徒和门诺派教徒不一样,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派别的人缺乏强有力的宗教纽带。19世纪宗教信仰的恢复(<471)不够教条化,不足以产生同等力度的约束力,而新编的神话是不太站得住脚的想象。教条化不足的原因在于第二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个人主义占了上风。只要逐个想想新英格兰的超验论者,然后再设想一下他们在布鲁克农场生活的情景,那种奇观会使人哑然失笑。这一群奇才颂扬独立思想和自力更生的性格,他们周围正在建立新国家的千百万平民百姓不在他们的思考之中。他们生活中和想象中的英雄是像梭罗那样的天才、单一的先驱、孤独的流浪者,或者像费尼莫尔·库珀的小说中描写的形单影只的林中人纳蒂·邦泊。能有什么魔法让这些人和谐地融入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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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社会批评家对进步提出怀疑,甚至常常是否定。他们指出乌托邦至少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必须建立计划有序的社会来扭转生活状况的恶化。陷入“生产过剩”(后改称为“商业周期”)重围的贫苦工人和运气不佳的制造商都是政治经济僵硬法则的受害者。真正的工作处于衰落之中,大批(“廉价粗劣的”)低质产品充斥市场,新的思维方式一味强调数量:价格、成本、产出和增长,这一切降低了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无情的数字压倒了慷慨之情,打乱了心境的平和,削弱了道德良知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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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见的主要倡导者是卡莱尔。他天生具有鼓动家的禀赋,设计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布道方式,在英国当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良知导师。其他谴责工业化、功利主义和进步的人来自教会、文学界和英国托利党的成员。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地主。他们尖锐地指出制造商制度的种种毛病,因为后者是同他们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敌人。他们在第七代沙夫兹伯里侯爵的影响下,通过法律来限制工时以及对女工与童工的剥削。这是管制机器工业的庞大法典中最早的一部分。自那以来,西方各国每时每刻都在对这部法典补充新的内容。不过,卡莱尔不大相信立法的作用。他认为,立法只能医治这种邪恶的表象;议会是空谈的场所,只要两派拉锯战式的争吵不停,就不会得出什么好结果;应由一位领袖掌控全局,率领大家奔向一个方向——正确的方向。这个他称之为英雄的领袖必须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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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个时代被女妖缠身,受到蛊惑;另一个时代,他被牧师所扰,遭到愚弄;他在任何时代都受到魔法的控制。现在,机械论的天才窒息了他,远甚于过去的任何梦魇。他在天地之间只看见机械论,它是他唯一所惧怕的,也是他唯一寄予希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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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在《成衣匠的改制》中论人(1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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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字眼在我们这个世纪会引起可怕的联想,所以卡莱尔的初衷尚需解释一番。首先,他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军事强人”。他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六篇演讲词中列举了历史上一些英雄的例子,如北欧神话中的最高之神奥丁这种异教的半神半人、宗教创始人(如穆罕默德)、伟大诗人(如但丁和莎士比亚)、“文学巨匠”(指卢梭和约翰逊博士这样的知识分子)等。简而言之,英雄就是那些出类拔萃,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当然还有军事英雄,如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但是卡莱尔却明确提出:现在需要的英雄是思想家和作家,是靠主张和语言来统率民众的领袖,而且“可以指望(他)在今后所有时代继续作为英雄主义的主要源泉”。同样,崇拜并非迷信的卑躬屈膝,而是衷心的景仰。今天,受人欢迎的演员所得的酬劳高于所有其他人才,这样的时代是没有资格对英雄崇拜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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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在后来一篇题为“过去与现在”的布道词里举例说明了他的意思。他利用12世纪的一本编年史向人们展示了在圣埃德门兹伯里的一群僧侣如何陷入了道德混乱,财务亏空的局面,他们又是怎样在院长萨姆森的领导下重返经门,实现经济自立的。萨姆森是一个态度谦虚但立场坚定的人,并不特别为周围的众僧所喜爱。在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为了重整教业,他不得不临时制定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十分严格,但毫无独裁的成分。他同手下众僧讲道理,有时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唯一必须服从的命令是工作——要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刻苦勤劳地劳动。所有的善都由此而来,这就是人活着的理由,是保护心灵不受邪恶侵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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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卡莱尔从历史中找到的榜样。相比之下,眼下是一片混乱。没有领导,因而缺乏明确的方向;努力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冲突频频出现。行为受贪婪所主宰,因为物质标准成了效用的唯一衡量尺度。自私自利优先于所有其他考虑。边沁不是说过对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人而言,“(保龄球)球柱的功用就跟诗歌一样”吗?把“最多人的幸福”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这把标准降低了一大截。这一切产生了目前被误称为“文明”的非人道状态中普遍的痛苦。关于卡莱尔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分散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十几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都敦促建立某种社会化的社会。威廉·汤姆森(女权主义者)、J·B·布雷、查尔斯·霍尔、托马斯·霍奇金、玛丽·亨内尔等人今天被视为率先提出具体纲领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纲领不是要建立小社区,而是要消除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挽狂澜,使社会朝着人人享有正义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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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曾一度追随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509),还为《环球》杂志撰写过文章,不过却中途而退,因为他预见到,在孔德的制度下,人的生活会“像在围城里一样”。穆勒通过改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与自由派分道扬镳。他指出,国家产品的分配可以任意改向,而且应当为了大众的福祉进行有秩序的重新安排。最后这句话是一条预言,被后人一再重新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设想,即先后失败的各种乌托邦、卡莱尔及其追随者的种种抱怨、英国的五位社会主义大师和国外同类人物的理论(549>),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属于少数派;他们吵吵嚷嚷,但是却未能阻止历史的进步,也没能扑灭公众对进步的热情。然而,他们的基本思想——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这胜利有两种形式的表现,一是由一个政党及其领袖实行独裁的共产主义,一是由民主议会和政府机构来统治的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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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期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自发运动。各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把改善社会的责任赋予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路德教,还是英国圣公会教;拉萨尔(为德意志倡导的)的社会主义“公司国家”可以指导企业实现经济正义;在这方面,拉萨尔门下不断壮大的激进分子队伍还决心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即在一个国家建立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流亡法国的诗人海涅看见自己的国家除了积聚已久的建国激情之外,还因这些愿望而骚动不已,遂告诫欧洲警惕对文明的双重威胁——德意志和共产主义。此时,马克思还不太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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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步同样显要的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建立议会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他们保证,这样做不会产生改变社会习惯和社会等级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只是将政治权力赋予所有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财产的个人,这样会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自由的公众舆论则会导致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英国是领路人。这种中产阶级的理想政府的观念得到了许多工匠和其他工人的拥护,他们举行示威,发动骚乱,以期实行完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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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为,对于像英国议会这样历史悠久,长期受人敬佩的政府机构,人们一定了解透彻,效仿起来也比较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个半世纪以来令世界瞩目,蜚声海外的议会之母至今也没有生出过同等美丽的孩子或真正健康的后代,她的所有后代都需要改造治疗;不止一个极不光彩地夭折;幸存者当中有一些明显患有疟疾,忽冷忽热。欧洲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令人高兴的是,美国是个例外,这是因为它直接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在非西方世界里,民选立法机构要么是装样子骗人的,要么就一再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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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会的不稳定和无效主要是由它们建立时所编写的繁杂冗长的宪法造成的。制宪者通常想力图保护立法机构不被行政权力机构凌驾于头上,因为他们想遵循(他们当时以为的)让国王统而不治的英国先例。他们没弄明白,严格地说来,英国并非由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独家管理,而是由“王在议会”,即贵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一道统治。这个短语标志着规定三方当中的任何一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一整套习惯规矩。例如,为了使上院通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要求国王给足够多的自由派封爵,以压倒在上院占多数的反对派,而国王尽管本人持反对意见,也会遵从这一要求。这种当时机成熟时在压力下让步的特点,英伦三岛之外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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