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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评价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同他的天才一样伟大，他对性格的刻画和剧情的安排无懈可击，他对生活和人的了解使任何其他的诗人或剧作家瞠乎其后。与他的力量相比，他的缺点不足挂齿；而且许多错误根本不应算在他的身上，而是我们的过错，或者是他那个时代的错误。在这个宣传运动接近尾声时，卡莱尔把他的精髓一言以蔽之，称莎士比亚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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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游诗人”的称号就是这样诞生的。在“莎士比亚热”的推动下，莎士比亚的作品被改写后收入学校课本，并在书店中大量出售。查尔斯·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合写了极为吸引读者的《莎士比亚的散文故事》。耐心细致的托马斯·鲍德勒博士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全部梳理一遍，删去所有可能有污清听的词句，使这些话剧适于一家人在茶余饭后大声朗读，每人扮演其中一个角色。鲍德勒的《莎士比亚全家通》在这个商业化娱乐尚未问世的时代填补了一个真空，而他这一善举为英语增添了一个源于他的姓氏的动词bowdlerize，意指删除书中不当之处，尤其是有害于青少年道德成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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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原来被称为“纯洁的自然之子”，说他的诗歌如“林中鸟啭”般自然朴素。这种印象需要改变，而且早就应该改变。此前，人们只能看见小半个莎士比亚，就像安格尔在《荷马的礼赞》中只画了莎士比亚的小半身那样。安格尔是古典派，难怪对莎士比亚如此评价。在法国和意大利，对“哥特式的野蛮人”的反击证明了艺术新潮流的胜利。英国一家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剧团刚在巴黎被人在一片嘘声中赶下台，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就问世了。5年之后的1827年，当另一个剧团抵达巴黎时，法国新青年已成了莎士比亚的狂热戏迷，许多年长者也受到了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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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终于看到，莎士比亚是首位将完整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类型搬上舞台的诗人，我们对这些人物的了解甚于对生活中的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莎士比亚把这些人物放在扣人心弦的行动和情景之中，这些行动和情景是现代的，不是古老的，是来源于国家、君主制和基督教的。此外，为了表述生活中进退维谷的境地和由此产生的感觉，莎氏创造了上百个定义性的短语；当然还有一篇篇词语优美、感人肺腑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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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演员和学校校长的努力宣传使莎士比亚的大名如日中天，神圣不可侵犯。在学术界和演出界之外围绕着莎翁兴起了一个行业，整个莎士比亚体制由此愈加坚不可摧。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好意思批评这位吟游诗人了，除了专爱唱反调的人。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趣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正统态度。生了两位小说家的弗朗西斯·特罗洛普为了重振家业，移居到辛辛那提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天晚上，她拜会城里的一位名人，她后来在生动活泼的《美国人的家庭举止》一文里将此人描述为“一位表情严肃的绅士”。他们交换了对拜伦及其他诗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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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莎士比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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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莎士比亚下流龌龊。我们聪明地及时发现了这一点，真是要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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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评价可能有点过于简练，但是此话表明他读过莎氏的剧本并理解其中很多章节，而特洛罗普夫人所表现出的鄙视和愤然则是出于她对莎士比亚的盲目崇拜。比特罗洛普夫人和那晚聚会的主人更高明的批评家一直静悄悄地在日记、信函、短文和评论文章中表达着对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都立论牢靠，认为莎剧大段的行文和双关语枯燥乏味，往往低级趣味，过于冗长；感情被有意夸大，塑造的形象荒诞可笑；句法错得不可救药；细节自相矛盾，剧情转折拙劣，应该简短或沉默的地方却长篇大论。纪德这样深谙舞台艺术的人对莎氏的整部剧本都嗤之以鼻；叶芝只看见“美丽的片断”；其他一些人，如约翰·克罗·兰塞姆，则发现莎士比亚是“诗人当中最不准确的”。歌德曾在颂扬莎士比亚的一篇评论中插入一段话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十分滑稽”，而这两个主人公“令人难以忍受”。但长期以来，诸如兰姆和托马斯·哈代这样坚定不渝的支持者一直说莎氏的话剧实际上是供人阅读的。这样一来，剧中的瑕疵就看得不那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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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氏剧作这些缺陷的一个明证是，自莎士比亚以来的演员和制作人都觉得有必要大量剪裁和掉换他的场面。他的剧作从未原封不动地上演过。37部话剧中只有一半被搬上过舞台。而且，尽管今天的制作人不用像18世纪时那样靠狗熊玩杂耍来吸引观众，但他们还是大做手脚，改变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加上现代服装和电话，对剧情也硬要加以与其简单的原意截然相反的解释。简而言之，这些16世纪的作品就像高质地的布料，供人任意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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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历代批评家所指出的缺陷并未影响19世纪30年代莎士比亚拥护者的热情。他们并不是眼瞎耳聋，而是在莎氏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要素”，即可以用来为当时的奋斗目标服务的思想、形式和名字。这是每一代人都孜孜以求的东西。《浮士德》具体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向往和信念，而莎士比亚的话剧，无论哪一部，则认可了浪漫主义艺术的基调和因素。莎士比亚的戏剧无所不有，从一般散文和粗言秽语到高雅飘逸的抒情诗，从逆来顺受的绝望到不可一世的暴力，因而满足了浪漫主义者拥抱一切，表达一切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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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议会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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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但是，必须称其为自由革命。诚然，自由一词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含义之时，那5年的狂热时期早已结束，不过，正如前面多次指出的，革命的思想会留存下来。而这场革命的思想问世不到两年，它的中心意思就落实为实际的法律。法律阐明“只存在个人的具体利益和全民的总体利益，别无其他利益可言。任何人皆不准用中间利益来召集公民，以此通过结社精神把他们与公共利益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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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确反对行会或其他集团及其特别需要，因此规定国家须致力于为个人主义服务，人人均可自由地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爱好行事，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管他人指的是单独的个人还是整个国家。整个19世纪就为这个主张唇枪舌剑，兵戎相见；20世纪的一部分时间也花在这上面（777＞）。人们之所以要求获得选举权，要求有宪章和宪法，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就是想要实现这个简单的计划。它将由民选的代表来执行，它会使大家能有机会公平竞争，去争取各种各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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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获得新权力的呼声响彻整个欧洲，使1815年胜利复辟的君主们如坐针毡，导致了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组织的共同封杀政策。在整整一代人时间里，形势十分艰难。愤怒的诉求不断，武装起义烽火连连。学生、教授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资产阶级成员大肆鼓动争取选举权，提出宪章或高喊建立共和。他们在斗争中有时得到艺术家的支持，偶尔还有银行家和制造商相助。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首次使用自由派一词来称呼反对君主制，要求保留拿破仑规定的《1812年宪章》的“自由斗士”。稍后，在这典型的“西班牙内战”又一次爆发之时，尚未成名的年轻的艾尔弗雷德·丁尼生毅然从军，不过他到了法国南部之后又改变主意而退出。在邻近的葡萄牙，同样的要求也导致了武装冲突，君主制也是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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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大学和学生联谊会是抵制梅特涅制度的中心。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300周年的纪念日成了以“自由”的名义鼓动人们起来反对“反动”的大好机会。两年之后，耶拿的一位名叫卡尔·桑的学生刺杀了非自由派的剧作家科策布，以此种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反抗精神。这也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同第一个“三十年战争”一样，它也是时断时续，但不同的是，它波及的地域更为宽广，遍及法国、希腊、波兰、俄罗斯、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罗马教会辖地和比利时，搞得俄国沙皇和欧洲的皇帝国王们寝食难安，鸡犬不宁。这场战争之后，除了比利时获得了独立，建立了国家之外，其余几乎全部依然如故。在英国，1831～1832年间发生了暴乱，人们支持当时尚未通过的改革议会的法令，差一点酿成全国性起义；在美国，杰克逊当选总统是“人民”打败当初国父们建立的“贵族”的一场决定性胜利；在加拿大，八年的动乱和武装冲突以统一了各省和牢固确定了政治权利而告终；在南美洲，为摆脱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始于18世纪，在19世纪初全面铺开，最后在十几个国家获得胜利。巴西也同样摆脱了葡萄牙的桎梏。实现解放的愿望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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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是，尽管英国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坚决镇压国内的反叛运动，但是却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叛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不过那些叛乱者没有成功。英国还支持美国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事务的门罗主义，从而确保了南美各殖民地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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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人把英国的政府形式看作自由的保障。或者应该说，他们认为是平民院起了保障自由的作用。卢梭本人就曾说过，对大国而言，纯粹的民主是行不通的，应以代议制政府来取代。19世纪所有的反叛者都希望在自己国家建立这种制度。当时的每一种语言里，议会这个词都包含了人们在这方面所有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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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民主制度普遍建立起来，但不应因此而认定梅特涅的镇压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或者认为君主主义者全都罪大恶极。若要问谁想再打25年的仗，闹25年的革命，恐怕没人愿意。稳定与和平是人们普遍的需要；而要达到稳定和平，除了靠合法性，似乎别无他法，而建立已久的制度和长期在位的统治者正是合法性的体现。这是常识的看法。18世纪后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曾经指出，稳定的政府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习惯——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对国家新老法律和治理方式的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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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靠颁布法令来用一套某个改良者想出来的形式取代另一套形式，不管新的形式如何合理明智，都会以失败而告终。以为这种做法能获得成功只是不合理的奢望，因为习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形成。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常常也是有益的。但是，若要产生良好的作用，就必须循序渐进。造成改善的是演变，不是革命。一个起码的原因是，任何时候的人民都包括几代人，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最年轻的一代也缺乏使新生事物获得成功所需的习惯，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会赞成大规模的剧烈变革。就连革命的拥护者对革命的具体内容都达不成一致，1789年之后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明证。这种既缺乏习惯上的同意，又就变革内容达不成一致的情况造成国家永无宁日。这就凸显了合法性的价值和必要，而合法性其实就是习惯性的同意。应补充说明的是，伯克晚年虽然没有接受“1789年的主张”，但他承认，出于某种原因，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不可能出现政治演变；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会冲垮大堤，把大地完全淹没，直至新的合法性建立起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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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还会恢复“欧洲的和谐”，或称力量均衡。在丹东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破坏了这种和谐，打破了这种平衡，把作为保持平衡办法的战争变成一种掠夺性的为害手段。任何得到了解放，靠国民大会投票制定政策的人民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战争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当它范围有限的时候，战争才有正当的理由。不能全民皆兵，一心要消灭各个民族国家，建立多语种帝国。［可参阅亨利·A·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所著《恢复了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A Word Restored：Europe After Napo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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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本人后来也认识到，到了1790年，历史已经渡过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难关。从旁观察的人一定会说，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崇尚古人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奉献了它的累累硕果。盛行三个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依然是批评家的评判标准和老古板贬斥敌人的利器。不过，这三个世纪创造的大批杰出作品这时都已被送进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现代派在大论战中赢得了胜利。而且，由于科学和工程所树立的榜样，现代这个字眼增添了新的力量，它不再意味着仅是对于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的新的补充，而是对一切过去的东西都不屑一顾。19世纪典型的声音是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所有事物的进化、改良和进步。讲这种话的人天生就是未来主义者。这种新的性情使合法性原则很难在政府里发挥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要通过武力来维护这项原则，尽管这样做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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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革命和浪漫主义打破的缺口如此之大，它难道没有打断本应在这500年间持续不断的主题的延续性吗？若是问这种问题就是忘却了主题不仅指内容或者结果，而且还涉及希望和诉求。愿望会改变，主题却不移。19世纪对自治议会的期盼成为解放的主题。科学不断扩大的疆界将分析普及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同时也带来了现世主义的影响。而这三者都使得抽象这个巨大的云团更加扩大。自由、平等、国家、进步和演变都是抽象的主张，可装进多种内容。同样，在这个世纪，人们越来越经常地把艺术、科学、政治作为实体，评论它们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劳方、资方和人民亦属此列。如果这些字眼所代表的东西与具体的世界紧密相连的话，使用这些抽象概念即十分便利。不然的话，对政策的讨论就会沦为文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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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自由”而战的人之间发生的正是这样一场文字战，尤其是在中欧和意大利。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自由是在于赢得政治权利，还是在于成为独立的国家？同样，在法国和英国，要求扩大选举权和支持扩大宪章涵盖面（以便改革议会）的人也认为，政治权力必然会带来经济收益。这些相互重叠的目标驱动了几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德意志的青年协会、烧炭党和青年意大利，还有法国的地下共和党人，直至1848到1851年间它们在一片嘈杂混乱中遭到致命的惨败（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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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批唱对台戏的人则在社会评论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争取选举权而鼓噪是找错了目标。改变政治制度并不能医治新工业秩序的弊病，因为机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一切。机器操纵在一小撮冷酷无情的工厂主手中，破坏了社会纽带，沉重地打击了个人，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更糟糕的是，齿轮取代了人的双手，“技工”工作因此而失去自然韵律，也不再能带来满足感。产品的大批生产并未带来广泛的繁荣。“丰足中的贫穷”这个一再出现并使西斯蒙第深感不安的事实最恰当不过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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