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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生物学领域，除了关于进化论的继续研究以外（＜455），李比希和巴斯德在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步；施万找到了细胞；其他科学家在神经和大脑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切都证实了拉瓦锡的理论，即生物的生命如同蜡烛一样燃烧，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生命也可以适用机械学的法则。亥姆霍兹对这所有的转换和学说加以综合，提出了全面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由众多的原子所组成，被几股中心的力量联系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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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一些浪漫派作曲家把歌曲和历史情节及舞台上的真道具结合起来，创造出了该时期最受欢迎的音乐娱乐形式——大歌剧。与此同时，其他的浪漫派艺术家创造了大型管弦乐队，将大约100件乐器加以均衡组织，按一定比例配备不同的乐器，以确保演奏时无论音量大小，都不会盖住各种乐器不同的音色。这种组合产生了全新的效果，就像风琴因许多音栓和音管的组合获得它特有的音色一样。这种大型管弦乐队和所谓的浪漫式风琴都是新工业的产物。18世纪末，图尔特发明的琴弓（＜389）大大改善了弦乐器的清晰度和音量，木管乐器的管子也有所改进。不过，直到使用了按键和发明了栓塞，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才变得发音准确，音质独特，从而使管弦乐队真正丰富多彩，各部分都具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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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音调正确，有些发音孔本应排列在远处，但那样演奏者的手指就够不到。现在有了按键，就可以把发音孔排在一起，演奏者只需把它们打开或关闭就可以了。这样一来，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和英国管就发声完美，可以演奏过去无法演奏的乐章了。同样，栓塞使法国管、小号和其他铜管乐器的音调变得确切，音域加宽。在所有管乐乐器中，金属都取代了木头（“木管乐器”中的“木”字现指一个几乎完全过时的事实）；新的铜管乐器是从原来虽不够完善但仍然可取的旧铜管乐器发展而来的。大号来自于一种造型类似大蛇的号——奥菲克莱德号。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萨克斯管和萨克斯号（一种小号），他既是像爱迪生一样的改进家，又是像麦考密克一样的制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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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几十年里，钢琴在法国的埃拉尔、英国的布罗德伍德、（最终是）德意志的斯坦威的手中实现了机械化，加上了钢丝弦和弦轴，装上了经改进的脚踏板，结果整部乐器变得灵活敏捷多了。于是，钢琴开始了作为第一种广泛传播音乐的机器的生涯。所有音乐都可以改编为钢琴曲。接着创造出钢琴丑陋的养子——立式钢琴，降低了钢琴的价格并使之能在较小的住所使用，美国西部的木屋里就使用了立式钢琴。钢琴的普及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钢琴是一种家庭式乐队，用它可以演奏任何改编的音乐，效果会与原作一样。大人纷纷逼着孩子学钢琴而不学其他乐器，家境破落的上层贵妇变成钢琴教师，调音师定期到各家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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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管弦乐作曲家往往不是从一开头就按管弦乐器的组合来构思，而是用键盘作为各种想法的孵化器和试验场。钢琴是一种打击乐器，音质单一，难以延长一个音符的发音，这本应警示作曲家注意。但是那时谱写一首作品然后再将它调整适应于“管弦乐队演奏”的做法已普遍流行。正确的字眼应该是“适应于乐器演奏”，因为乐章任何一处的特点和音色都来自乐器的选择。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量精美音乐都在改编成管弦乐时由于粗劣笨拙或者千篇一律的配器处理而被糟蹋了。在这方面，李斯特是一个出色的榜样。他先是在钢琴上作曲，然后请别人将他的曲子谱成管弦乐，直到他通过孜孜自学，掌握了一种自己的管弦乐创作风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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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良的风琴之所以能获得进步，尤其要归功于一位十分年轻的小伙子阿里斯蒂德·卡瓦耶-科勒。19世纪还出现了其他几位发明者兼建造师，不过他是最早的一位革新家，而且是少年奇才，年方11岁就已成为他父亲风琴制造厂里的能工巧匠。年少的他解决了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两个与管压和音栓顺畅更换有关的机械难题。他22岁那年离开家乡蒙彼利埃市来到巴黎，寻找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刚巧，他才抵达巴黎就遇上一个通过（两天的）考试来竞争为巴黎附近的圣德尼大教堂建造一部有84个音栓的新型教堂风琴的机会。这位年轻人赢得了这项工程，从而开始了他长期的革新生涯，因为他坚信必须对每一种乐器进行调整修改，使之适合于特定的地点和用途。音乐权威告诉我们，卡瓦耶-科勒的风琴在影响法国两个风琴音乐流派的作品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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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垂直滚轴须用铁制，曲轴须经车床加工，轴承须用黄铜制作；每一部件都要仔细打磨、抛光。所有木管内外须涂上清漆，以改善音质，保持经久耐用。所有金属管须用锡制，每根管的金属厚度须精心测量，应使用仪器精确度量，不容任何估测。而且，每根金属管的厚度须与管子的长度和直径成比例，使整个键盘发出的音调统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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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卡瓦耶-科勒《圣德尼大教堂管风琴的规格》（18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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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燃起了对使用古老乐器演奏当时的音乐的兴趣，结果发现乐器不仅仅对音乐的发展，而且对音乐的含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些音色的增删影响了乐曲的力度和氛围，使人们摒弃了那种“音符就是音符，不管是用铜鼓还是奥卡里纳笛来演奏都一样”的想法。今天，人们抛弃19世纪管弦乐，转而喜欢室内乐，有经济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浪漫主义的激情过时了。爱的抒情、忧郁的伤感、反抗命运的风暴、“自然绘画”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跟我们的焦虑怨恨已经再也没有关系。正如今天不再有表达公众情感的诗篇，而只有个人心情的抒发一样。以法国大革命的集体热忱为启端，靠工业革命产生其设备的大型管弦乐团现在只能属于博物馆。更恰当地说，管弦乐团是世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量优秀音乐作品的博物馆。创作了这方面流芳百世的作品的作曲家有贝多芬、柏辽兹、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和他们的传人，直到施特劳斯、德彪西、布鲁克纳、马勒、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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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由于多种原因而成为西方国家记忆中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过后150年，法国隆重举行它的周年纪念活动，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回响。那个遥远的年代被看成是标志着自由主义取得大胜，民主机构获得新生，工人阶级团结的自发觉醒。如果人们记性好的话，还会忆及法国海外领地的奴隶制被废除，还有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出于同一目的在波士顿出版了《解放者》杂志创刊号，纽约州塞尼卡瀑布的一个妇女会议发表了《权利与情感宣言》，要求获得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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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具体事件值得记忆。1848年初，巴黎爆发了一次武装起义，推翻了路易-菲利普虽然符合宪法但却十分保守的君主政权18年的统治及其首相基佐。基佐不是反革命，他曾经为反对波旁王朝复辟而参加战斗，是个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不过，他是严肃的清教徒，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父亲是在革命党人实行内部清洗时被送上断头台的。因此，他力主稳定，而他对稳定的理解就是维持现状不变。此前五六年里，民众的不安已在明显增加。经济萧条遍及全欧：爱尔兰大饥荒、英国的“饥馑的四十年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在法国，工业时世艰难，农业连年歉收，造成民不聊生。改革团体以举办“宴会”为名组织讨论，实为反政府的示威。处于地下的共和党人团体趁机吸收力量，扩大宣传。巴黎报纸对时事的抨击图文并茂。杜米埃每周发表尖锐有力的版画，用漫画的形式嘲讽国王及其追随者，将他的头画成鸭梨状，此外还揭露中层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花哨俗气和陈词滥调的单调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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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激战之后，国王退位，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建于1792年）。诗人兼演说家拉马丁在议会里带头反对社会主义党派的领袖路易·勃朗。勃朗迫使议会承认“工作权利”，并为赈助失业者建立了“国家工场”。虽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有用，但是养活了大约10万人。可是，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开始互相敌视，一方满足于纯粹的政治变革，另一方则要求为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改革。四个月的互相挑衅导致了第二次武装冲突的爆发，在巴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残酷巷战。工人被镇压下去，胜利者为施行新宪法推出了一位强大的行政长官，从而为自己不久之后的毁灭奠定了基础（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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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法国这半年所发生的事件唤起了许多团体的热情，这些团体30多年来一直在策划推翻梅特涅的镇压制度。中欧许多地区爆发了起义，匈牙利揭竿而起反对奥地利；意大利的马志尼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爱尔兰人举起反叛的义旗；比利时人击退了边境一带的法国叛乱分子；波兰流亡者大批离开巴黎，返回国内策动起义。一时间，整个欧洲大陆战火连绵，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对开明宪法的要求和建立国家的愿望混淆了起来。［请读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所著《1848年的故事》（1848：The Story of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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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残酷野蛮，胜利不能持久，在意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几个反叛政权的命运皆为如此。屠杀、处决、流放、背叛、从未打算兑现的口头让步、文化活动的终止，这一切造成大批难民涌向伦敦，包括乘洗衣车逃离维也纳的梅特涅。镇压时期已经结束，但是国王和王公们还在为维护他们的特权而战。在德累斯顿，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差一点儿被子弹击中，而他的一些音乐同行就不幸中弹身亡。在巴黎，贸易和艺术完全停顿，报纸被严加管制。柏辽兹和许多人一样无计可施，只好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另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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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贸易往往是伪装行骗？法律是诡辩？医学是试验性的屠杀？文学是口沫？政治是谎言？而社会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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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勒德洛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周刊《人民的政治》里发表的文章（184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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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早春的伦敦，宪章主义者（扛着有数千人签名的宪章的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朝着议会进军。他们请愿的主要诉求是：全体男子获得选举权，实行无记名投票，财产拥有不应成为选民资格，以及议员领取薪酬。政府征募了特别警察来防止出现骚乱，其中一人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之后他就会蜚声全球。示威和请愿毫无结果，宪章主义就此销声匿迹。同样，在德意志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要为所有德意志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制定一项自由派宪法。与会者为达成一致做出了艰苦努力，但是却劳而无功。代表们有能力但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起草的宪法顾及过多，照顾面太广，与其说是一项行动纲领，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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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意志的一名青年哲学家正流亡伦敦。海涅在巴黎曾与他邂逅，认为他才华横溢，聪慧过人。此人也在为将来的社会制定蓝图。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博士。马克思是黑格尔的门徒，他的革命主张在德意志和法国都上了黑名单。他同曼彻斯特一个制造商的儿子恩格斯一道，为共产主义联盟起草了一部宣言。宣言在回顾欧洲历史的基础上，对工业社会进行了分析，然后列出了10项（所得税、继承税等）立法改革措施，并号召世界各地的工人团结起来，推翻现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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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劳动阶级当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吧。难道你们看不见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变成社会激情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他们当中散布的思想不仅会推翻若干法律，而且会推翻社会本身，将它从今天的基础上推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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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议会的讲话（1848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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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1848～1850年的骚动和流血（在法国延续至1852年）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自由派的要求，即政治和议会方面的要求，失败了。这些要求未能推翻君主制，也没有使被唤起的人民感到满意。原因还是缺乏经验而不是缺乏智慧。很早以前，拉马丁在论及诗歌时说过：“它应是哲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就像人类即将经历的阶段一样。”维克多·雨果在1848年一次共和党人的大会上大声疾呼：“政治政策须以社会政策取而代之。”换句话说，就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福祉，因为平等已成为普遍的要求。浪漫主义的几代文学才子都是坚决支持自由事业和社会正义的，他们的大多数代表都曾为此赋诗撰文。所有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缔造者、所有对机械进步的批评家、所有对古典经济学持有异议的人莫不认同此理。这种从纯粹政治思想向社会思想的转变是以后100年的任务。在那之前，它是一个未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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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驾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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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中期”一词常被用作贬义词，以形容自负浮夸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和严厉镇压毫不留情的态度。它具有用道德主义来替代道德的含义，而这又被看成毁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主因。但是，这个时期长达64年，没有任何道德或其他观念可以延续如此之长而丝毫不变。所以，对这个时期的上述印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道德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出生大约20年前就出现了。它是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法国的历次动乱导致的混乱局面的一种反应，在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摄政王治下的英国尤其嚣张。拜伦注意到了“侈谈道德，侈谈政治，侈谈宗教”的早期迹象。事实上，他就是因为道德主义的压迫而流亡国外的。道德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循道宗教义。19世纪初，道德主义行善的冲动激励了英国国教的福音派教徒起来鼓动废除奴隶制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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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义的目的不止于道德，覆盖面更广，是要通过压制个人有悖常规的言行甚至思想来压制可能会扰乱现状的东西。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看管着自己，并作为社会压力的一分子看管着邻人。道德主义同公开的政治压迫并行不悖，异曲同工。它的目标是保持体面。法语中与这个意思相对等的短语是“la considération avant tout”（压倒一切的考虑），它说明了他人的作用：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维持着我们的体面。除了这个看不见的强制性因素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我们上面和底下的阶级。这种内外力量的平衡与民主社会的社会压力（783＞）之间存在着一点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不一定有足够的内心力量与社会的压力相对抗。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产生了这么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他们无所畏惧地宣扬自己的独到见解，性格和习惯常常偏执古怪。内心的力量至少可以使自我得到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众多成就是这种人才辈出的明证。前面引述的法文短语还使我们认识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主义不仅限于大不列颠，整个欧洲大陆都深受其影响，美国亦然。还必须补充的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贵族虽然权力有所缩小，但他们如想违反常规，仍然能我行我素；低等阶层亦享有同样的自由。对这两类人来说，他们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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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的行使最常表现在性问题上，因为道德主义最需要压抑的就是性。性是一种最强的本能，它使男人和女人想要打破所有禁忌。他人的感情和权利、亲朋好友的判断、对个人安全的关心都不能阻挡处于高潮的性爱的激情（575＞）；既然性欲的激情是每一种巨大的政治或艺术野心之根源，那么它在这两者当中都可能意味着反叛。性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几乎所有革命或者社会乌托邦一开始都宣布恋爱自由，而当领袖们看见这种自由破坏了权威之后，随即转为严格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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