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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各种货物的店员和零售商最好记住：人只在自己的领域里受人尊重，只要他越雷池一步，就不再受人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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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礼仪须知》（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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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认为“维多利亚派”由于追求纯洁的生活而对性爱的现实无知无觉，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视不等于无知，相反，极力的避讳反而增强了对于性的意识。正因为此，19世纪的道德主义者在文字上做了许多荒唐的规定来掩盖事实，驱赶错误的思想。他们不让提及身体及其各个部位，甚至连钢琴也不能有腿。今天也有类似情况，在谈及残疾和精神病患时为避免刺激患者而采用各种婉转用语，“听觉困难”就被认为是个冒犯人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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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对性欲的恐惧也说明了为什么要那样规定正派女子应有的性格。这里说的正派女子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限定的模式。她不能引诱人，尽管大多数人都从《圣经》中得知，按其天性和根据老祖宗的先例，女性本来就该是引诱人的。以为今天所谴责的“闺中淑女”的形象是数百年来的理想人物，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尽管中世纪对女子献殷勤的诗人对他们心中的姑娘极尽溢美之词，但是他们对女性的了解是真实客观的。只是在18世纪末感伤主义渗入启蒙时期之后，女性才被定义为天生娇弱的尤物；为了保护她，19世纪又为她加上对生活中多数事物的无知。她纯真而精致，在男性眼中永远是圣洁的，而不仅是在诗歌中或求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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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相对应的男性形象是生性强壮而粗犷的动物，他从不流露情感，从不哭泣，若同一名女性独处10分钟，就肯定会对她进行性骚扰。因此，除非是近亲，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决不可二人独处。不言自明，在任何凡人组成的社会中，这种礼仪及其规定是不可能得到切实遵守的。即使在当时，其他的理论和实际做法就与这种规定相左。少女必须在音乐、绘画、家政方面训练有素才能吸引好夫婿的观点就是一例。19世纪是为女子和主妇编写手册的黄金时代。比顿夫人就写下了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关于女孩完美教育的各种书籍建议女孩要学的远不止音乐和绘画，还要学自然科学和体育。因此，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先让他的主人公跟接近于软弱无助的理想典型的朵拉结婚——她甚至不知道牡蛎要打开来才能吃。在描述了这个甜蜜纯真的洋娃娃的种种缺点之后，就将她弃在一边，用一个结实能干的阿格尼丝来取而代之。这样的处理在读者中引起的不是一片哗然，而是赞成和肯定。在后来写的一本小说里，狄更斯让年轻的贝拉说：“我想成为比玩具房子里的娃娃更有用的东西。”“玩具房子”这几个字15年之后成为易卜生表现新女性的著名话剧的题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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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都表现了智力过人、能力非凡的女子，其中不乏家中的当家主事者。倘若她们全是朵拉，是“维多利亚女性”这个抽象概念表现的形象的话，就不会有下一代能干的男子，那个时代就不会产生任何有所成就的男女。城乡劳动者没有体面规矩，日子照样过得挺好，他们男女一起在田野、工厂或商店里并肩劳作，全然不考虑理想女性的角色，也没有充当这种角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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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也是对于男性永远处于性冲动，凌虐无助弱女子这一观念的驳斥。维多利亚时期的上层阶级采纳和确立了绅士一词在18世纪末的意思。过去，这个词暗示着贵族出身。而这个时候，绅士就是行为像绅士的人；首先是谈吐和衣着，还包括举止、礼貌，尤其是对女性的尊重。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活力充沛的性的方面在此无法详述。有关19世纪的道德压制应注意的最后一项是家庭。它对个人的控制是普遍有效的，虽然由父亲（或母亲）实行的暴政并不总是像塞缪尔·勃特勒在《众生之路》一书中描绘得那样极端（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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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举止斯文得体是体面的另一个副产品，执勤的巡警对这一良好形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世纪的伦敦比以往都要安全，仅次于巴黎和其他一些首都。当罗伯特·皮尔爵士在20年前设立警察时，不少人以捍卫英国人自古以来的各种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不过后来渐渐接受下来，至今还以他的名字罗伯特的昵称博比作为警察的别称。这些身着蓝色制服，手持警棍的警员不配枪械，严守纪律，对人彬彬有礼，是体面的活榜样。这样一来，英国成了遵纪守法的同义词。这真是个喜人的发现。在1851年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之后，这一点就更是尽人皆知。尽管来自于国内外的600万参观者把水晶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大家却像晚会上的贵妇和绅士一样斯文恭让，没有发生抢劫或骚乱的事。游客云集的沃克斯霍尔、雷恩拉格和其他五六个露天旅游胜地的情形亦是如此。只是半夜之后，这些场所就悄悄地留给人们幽会而不是从事暴力活动。欧洲人在长期历尽动乱之后渴望安宁，他们很大程度上通过可称为床上疗法的方式获得了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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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曾写道：“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这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特色。许多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特色，而其他人则木然地对其做出反应。爱默生与经常同他交流想法的卡莱尔一样，看到在机器强制了人的身体之后，机械论主宰了人的思想。钢铁煤炭的年产量、船舶的总吨位、增加产量的发明创造的数目和种类——这些成了衡量一个人民或民族的尺度，人们期待所有这些都会逐年增加。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机械论。根据衡量事物的通用尺度，制造商和交易商被说成是“价值”多少多少钱。然而，作为人到底价值多少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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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对事物和数目的嫌恶之外，对19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的机械论的反对还包括机器对精神的直接影响。这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存在。人们通常只看见它的一种影响，看不到它双重的影响。显而易见的影响是，机器使我们沦为它的奴仆，它的节奏和方便以及停用机器的代价或不用机器的不便都迫使我们不得不使用它。结果，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像机器，总是步伐匆匆，毫无变通，抱有的期望千篇一律。另外，机器还有更微妙的一层影响。机器是抽象的手段。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因为它只从事一种特定的工作（或者最多只做两三项工作），生产的产品也一模一样。它跟手工劳动很不一样，没有丝毫幻想，没有令人高兴的小差错，也没有突然的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机器制造的东西除了当它是新的和近在手边的时候看几眼之外，此后就对它们不予一顾。它们引不起人的沉思、揣测或者钟爱。机器人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对人类的笨拙模仿。当家庭或公共场所充斥着失去任何光彩的物体时，生物世界似乎被抽象毁坏为毫无生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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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第一把石斧或第一个水泵压杆也是一种机器，后来制造出来的石斧或水泵压杆似乎都一样。其实并不尽然，它们各有不规则之处，那标志着它们各自的个性，况且工业时期之前制造的大多数工具都是木制的，而木头自身就具有生命。人们珍爱镶嵌木柜远胜于铁皮档案柜。这不是因为金属不能愉悦感官，也不是因为几何图形没有美感，装饰艺术就证明它们是可以令人赏心悦目的；但当到处都充斥着从生活当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使生活沦为功能时，机器的压迫就开始了。当然，这种批评忽略了一点：用产量来衡量进步的热情并非完全盲目或自私，而是怀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希望，愿纺织厂源源不断流出的财富由火车运往各地，驱散匮乏和饥馑的古老幽灵。此外，机器还免去人类一些辛苦繁重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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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世纪经久不衰的活动——世界博览会——应运而生。近代初期，由于道路不发达，难以分配物资，所以产生了定期举办集市的做法。17世纪，罗马和巴黎第一次举办了美术品这一单一商品的集市。到了18世纪中叶，在伦敦成立了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学会。该学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一个现在人们熟悉的博览会，在博览会上将工艺品展出，供人称羡并模仿。法国大革命在1791年也加以效仿，并设奖品鼓励竞赛。从1844年的巴黎和1851年的伦敦开始至今，大型工业博览会频繁举行，如今还增添了旅游观光来增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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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不只在一方面堪称伟大。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来自德意志的阿尔伯特亲王，急于赢得新臣民的尊重，负责了这个工程的承建工作。他组织有方，在比例感方面也很有天赋，使在海德公园建造的水晶宫成为建筑学上的一大辉煌成就。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设计，用预制件建成了一个铁架镶透明玻璃结构的建筑物。（具有象征意义的）1851英尺长的长廊占地总面积为80万平方英尺，长廊中央高耸着一条拱顶交叉甬道。展厅里还摆有长达8英里的桌子，上面摆着1300个展出者的作品。美国方面的突出展品是科尔特牌“连发手枪”和一副灵活精致、咬合适中的假牙。维多利亚女王同其他人一样相信物质至上，她在5月1日的开幕式上宣布这天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次年，纽约市也如法炮制，在自己的“水晶宫”里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地点就在今天的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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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判断机械论者和他们的敌人孰是孰非呢？在那个世纪下半叶，没人否认物质改善是个崇高的目标；但是很多人对进步却高兴不起来，只能对似乎是由进步导致的道德和思想的沦丧高声反对。浪漫主义富有想象力的哲学和诗意的激情，它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慷慨的社会方案在一个领域被所谓的“现实政治”所取代，在所有其他领域则让位于现实主义。德文中的“real”一词具有“东西、事物”的含义，比如“realgymnasium”的意思是职业专科学校。用在政治方面时，这个词指的是寻求物质实惠而不是奉行原则的政策。根据这种观点，民族主义是为领土而不是为文化而提出的。社会改革是为了解决大众的温饱问题，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出现暴力——阶级斗争。与此同时，要靠竞争来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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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种行为一直是国家、阶级和个人的行为方式。但是，当庸俗的做法成为理想时，整个气氛就发生了变化，有思想的人就会变得愤世嫉俗或者成为悲观主义者。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有一批叫作“自由派”的人宣布“上帝已死”，以此来表现出他们不顾一切的自由，表明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一人马克斯·施蒂纳以“论自我及其所有物”为题提出了一套思想体系，提出个人有责任以任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因为解放是没有自然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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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和各地兴旺发展。以提出“财产即盗窃”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而闻名的普鲁东鼓吹取缔中央国家，用自发建立的自治小单位取而代之。随时准备采用暴力的布朗基（＜428）采用的口号是“既不要上帝，也不要主人”。在俄国，两个四处漂泊的鼓动家兼作家——卡尔·马克思的死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起初）有一些自由倾向的亚历山大·赫尔岑——极力拉拢人们接受普鲁东的思想，即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发采取行动予以摧毁，由自治的合作团体取而代之，这些团体如愿意的话可结成联邦。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是新一代人的典型，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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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没有信念，认为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叔本华的思想对这种意志消沉的人的情绪作了哲学上的诠释。叔本华与拜伦同年出生，属于浪漫主义的一代。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精到地阐述了以东方圣书为基础的哲学，因而唤起了人们对这些圣书的注意。不过，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哲学思想一直遭到拒斥；现在，人们发现他的远见卓识可以解答生存之谜。世界就是以欲望为表现的意志，人生就是永不停息地追求满足，但是却徒劳无功。欲望带来更多的欲望，从而产生真理、爱情、幸福、正义和其他永远无法满足的诱人的需求。人生整个是一场巨大的梦幻泡影。印度教徒把它叫作玛耶，用女神将它拟人化。只有一种东西可免于欲望的虚幻下场，那就是艺术。这完全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思想：艺术既不是幻觉，也不会消失，它对它所引起的欲望通过它的作品予以满足。因此，对艺术的崇拜成了对进步抱有疏离感的旁观者寻求慰藉的方法。叔本华晚年还发表了几部散文和格言集，文笔流畅，语带讽刺，谈论日常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事，以及智者应付它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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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应当满足人的欲望的艺术，它的情况如何呢？在从浪漫主义的转向当中，人们从崇尚诗歌渐渐转为喜爱散文，也就是喜爱小说。其主旨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名称，使其成为十分走俏的一个名词。这个词中的“现实”二字意指“在日常生活中真实、明显”。前面曾经提出过，从精确的批评意义上说，所有艺术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用文字或油彩刻画的东西都是他们意识中的东西，梦境、鬼怪和幻觉跟啤酒桶和牙疼一样真实。文学中“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些词语的意思已经受到了损害，而这种意思后来很快被进一步滥用，这些词对任何注重达意确切的人都不再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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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注定要成为19世纪的主要文学形式，部分原因是它效仿了历史的姿态。它的写作方式使所描述的事件像是真的发生过。此外，通过以社会为背景描述人的种种困境，它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为一体，尽情讨论它自己发明的人物和事件，其目标是与历史相一致的——通过分析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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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看见伦敦一份报纸上的评论。关于一篇介绍某个劳动阶层悲惨遭遇的报道，这篇评论说：“这篇现实主义的描绘绝对反映了真实情况。”作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指的不过是痛苦或是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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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吉辛（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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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常常被看成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初模型，尽管比它更早的时候，尚弗勒里已经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口号提了出来，另一位理论家迪朗蒂也对它作了说明。他们早在1848年就对画家库尔贝深为钦佩（566＞），因为他宣布：除了“现代和庸俗的东西”（指普通平凡的东西）之外，他一概不画。福楼拜讨厌别人给他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或其他任何标签，不过他的风格的形成过程很有启发性，可以帮我们对这个术语的意图有所了解。出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他吸收了浪漫主义思想和理想，一生都从未真正放弃它们。他第一本小说的题材是在荒漠中受惑的圣安东尼。这部长篇小说完成之后，他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们朗读这部作品，结果受到一致的无情批评。他们说，小说的色彩、形象、华丽冗长的句子和故事本身难以令人信服，可以说是虚假不堪、无聊乏味。福楼拜深受打击，一气之下将《圣安东尼的诱惑》付之一炬，使它成为现实主义的烈士。福楼拜心想，自己必须另找题材，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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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相反的作品就是《包法利夫人》。故事讲的是一个乡村姑娘，嫁给了一个愚钝呆笨的男人，过着沉闷单调的生活。她对热闹的社交生活和浪漫爱情抱有一种朦胧的憧憬。因为她儿时读过沃尔特·司各特的著作，所以她渴望冒险。她先后陷入了对两个虽然不同但同样平庸的男人的热恋之中，结果陷入经济的困境和爱情的绝望，只能以自尽而告终。虽然该书为了在报纸上连载已经删改，但还是作为淫秽之书被告上公堂，尽管爱玛·包法利似乎已经由于行为不检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福楼拜让她死去并不是因为她的行为，而是因为社会不给她活下去的机会。诉讼的结果是法庭对书的作者和出版商没有给予谴责。但是，福楼拜在杀死爱玛的同时也杀死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如他说“爱玛即我”时所暗示的。她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更加明确，更加强烈；但这种愿望却遭到那个时代趋势的阻挠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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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另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情感教育》中进行了报复。情感教育指的是感情方面的教育，毫无感伤的含义。故事发生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主人公同样是满怀朦胧的憧憬和不坚定的原则，在小说中历尽沧桑，遇到的人全都天良泯灭，用心恶毒，遇事悲观，无精打采。［建议阅读珀迪塔·贝林盖姆（Perdita Burlingame）的英译本。］福楼拜通过这本书发泄了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说他们“满脑子都是低级趣味”。资产阶级早在25年前就成了戈蒂埃瞄准的目标，这时它已经成为所有艺术家的众矢之的；公众对生活缺乏希望常常被归咎于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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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热情不以为然，自称对所有事物都持清醒冷静的看法，因此他们在关于美学的讨论中一再援引古典主义来贬斥浪漫派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各种自由。显然，这种新新古典主义不可能恢复路易十四王朝时期的形式、感情和社会态度，也不能恢复18世纪判断艺术与文学的标准。它只能试图重新捕捉服从的精神，遏制想象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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