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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表现的是坦诚的历史学家的自信，他相信自己遍查资料之后记下的发现真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他的信心部分地来自于另一种直觉，他知道聪明的宣传家自知所叙述的事件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一致；他是在为某种目的而歪曲事实。史学家和宣传家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能证明诚实的史学家永远正确，但它却表明了这样一点：正如一个人的回忆可以通过信札、日记和他人的证词来核实，使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和确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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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靠性还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历史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这个问题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尤其是在史学家当中（654；655＞）。因为他们把历史作为科学，于是就追求每个细微之处的准确。他们认为，一部著作中哪怕有一条陈述没有确凿的证据，这部著作就不能成立，更不能算“确定性的”。这种狂热的迷信一度规定，青年史学家写任何方面的历史都只能涵盖几年，涉及的地区也相应缩小，这个时空范围以外则是禁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一细节都准确无误。一个批评家把这种历史挖苦地说成是“两年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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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产生了最不符合逻辑的陈腐思想：“如果我在一个小问题上发现了错误，那我怎么还能在大问题上相信作者呢？”由于这项原则，弗里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肆攻击弗劳德“缺乏准确性”。然而，这位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史学家去世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犯的小错误比弗劳德犯下的小错误要多得多。当然，在自然科学中，有时连一个小数点也不能错。但在其他时候，只要把数字排列或者大小的简单顺序弄对就行了。然而，一般人对科学的观念是，事无巨细均同等重要，而这种迷信被全盘照搬到史学上来。本来，合乎理性的误差理论应该做出恰恰相反的规定：着重留意大的方面，至于细节是否重要，则依据其影响的大小进行判断。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在他的《杰斐逊》一书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下的肯定性结论足以封住学究们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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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准确之处既不是似是而非，也没有误导读者。有些优点大大超过了偶尔出现的枝节问题上的不准确，帕顿的这些长处是杰斐逊先生的其他传记作家所没有的。这本书的价值应该据此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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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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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小心求证的狂热者以为，史学家的工作像科学一样，会成为一个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最终形成“关于实际发生情况”的全面报告。就某一个问题写一篇专论确实是有用的，也是令人钦佩的，而且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依靠很多这样的文章作为其巨著的依据。但是，这些对单个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能同其他的研究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这些自诩为科学家的人还为自己订立了另一条规诫：历史不能有文学性，也就是说不能读来令人愉悦。在他们眼里，麦考利是个糟糕的典型。他的风格刚劲有力，具戏剧性，其节奏使人联想起公众演讲者的声音，描述的人物栩栩如生，整本著作就像是文学作品，而这也正是作者的原意；他像小说家一样煞费苦心地组织安排各个章节。大多数19世纪史学家的作品都使人读来兴致盎然，而后来者却不敢把史书写得太好，而且鼓励他们的弟子写得更糟，直到公众纷纷对历史著作厌弃，使肤浅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借机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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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那些不是自由派，不喜欢英雄的史学家很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或者宿命论者，如基佐。他们在处理历史资料时一定知道，每一页纸都出于人之手，是人的思想的结果，但是他们却又觉得广大的民众和民族中蕴含着一种不可抵抗的推动力；这促使他们认为，地理、气候、种族或某种其他实际因素决定着人的命运。个人其实无法选择自己的行为，人类只是傀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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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种假定。19世纪40年代，哲学家路德维希·毕希纳在著作中把这种教条极为生动地宣布为：无磷，即无思想。由此产生的错误推断是：思想除磷之外，别无他物。任何形式的“别无他物”都是简化主义。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物质至上。正因为此，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时才立即引起欢呼和震惊。直到那时以前，人们一直把生物进化解释为生物采取某种行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意志力在大自然变化中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无意识发挥的。而达尔文提出的是一种纯机械论的运作方式，它提出了“自然选择”这种并非全新但是却几乎完全被忽略的观点，使旧的进化思想同物理学吻合起来。在此10年前，哲学家斯宾塞已经提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句话。不过，这种说法需要有达尔文乘坐“猎犬”号考察船在大海航行期间和之后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来支撑。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相隔几个月的时间里分别采纳了同样的假设。这一事实，再加上斯宾塞和其他先驱者的看法，表明当时这种观点已经广为流传。重新焕发生机的唯物主义使得这种观点为人们所乐于接受——事物自始至终驾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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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反意见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从很多角度，尤其是宗教角度，用有力的论据驳斥了达尔文的假设，由此展开了被称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论战。就公众而言，他们再也不能对物种进化漫不经心，只把它看作“有意思”或者仅仅是有点儿可能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达尔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人是由猿猴变来的。这种看法成为怀疑者的笑柄，和漫画及讽刺诗挖苦的对象。迪斯累里说过，在人是猿和人是天使的说法之间，他是“站在天使一边”的。高比诺说：“不是源自猿猴，但是却迅速地与猿猴越来越像。”人人都可看见，自然选择论是坚固的事物链条中的又一个环节，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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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宇宙表现出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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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打倒的有神论真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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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和信条笼罩在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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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应随实证论者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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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智慧大师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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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赫胥黎、廷德尔、哈里森和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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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胆敢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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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论大军的这个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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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曾经有只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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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沧桑使他的毛发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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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千万年后他的手腕长出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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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变成人和实证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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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蒂默·柯林斯（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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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任何言论和文章都没能消除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论之间的混淆。同样，科学家依然深信不疑《物种起源》把自然选择定为进化的唯一成因。而实际上，该书的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重新阐述了进化的两个其他成因，一是拉马克提出的功能的使用和废弃，二是环境的影响。达尔文后来写了一本较厚的书，详细解说了性选择的进一步作用。今天，这种理解上的混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本书不适于查考各种思路是如何从达尔文的理论发展到面目全非的达尔文主义，进而又发展到今天各个研究出版中心的权威们提出的相互矛盾的信念的。今天，没有人质疑进化论的正确性，似乎没有理由要提出质疑。但是，所教授的进化论的性质和机制却绝非连贯一致；而这方面多种多样的观点却很少向学生或博学的读者披露。［请参阅诺曼·麦克贝斯（Norman Macbeth）撰写的小书《达尔文退休了》（Darwin Re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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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论在知识分子当中盛行的那段时期内，还影响到了宗教以外的其他关注。它在应用于政治学方面之后，产生了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争斗不休以求适者生存这样一个信条。这项“原则”深受欢迎，以至于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斗牛犬”托马斯·赫胥黎最后觉得必须站出来以正视听。他在牛津大学礼堂发表演说，30年前他曾在这里舌战并大败援引道德理由和《圣经》经文的威尔伯福斯主教，这次他鼓吹的却是进化论与伦理之间的区别：人群是受道德法律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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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胥黎的否认并没有改变生存竞争者的思想，正如他撤回他关于人如自动体的文章未能对唯物论者产生影响一样。结果只是增加了公众的迷惑不安，就像丁尼生很早以前因斯宾塞提出的大自然景象而感到不安一样。根据斯宾塞的理论，大自然不是华兹华斯描绘的一片平和美丽，而是“张牙舞爪，鲜血淋漓”。丁尼生是国家诗人，斯宾塞是国际级的哲学家。如果这些舆论领导者所描绘的宇宙中的人类是受盲目力量驱使的，那么，他们说最后结局一定圆满的预言就令人怀疑了——他们怎么知道呢？应当相信谁呢？物理学家已经计算出了太阳消失的精确时间，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对生活感到阴沉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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