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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闻到鲜花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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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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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工作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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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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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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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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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干我们爱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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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传唱的一首歌曲（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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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和民众的激愤促使一位有头脑的记者写了一本书，间接对社会现状表示谴责。爱德华·贝拉米于1887年发表的《回顾》描绘了2000年时社会的情形。地点是波士顿。由于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尽管没有使用这个名字），那里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升平景象。人们不知道金钱为何物，人人都可凭信用卡到国家商店选取琳琅满目的货物。每个人可得的份额有一定限制，但已经相当充裕，除了穷奢极侈的人以外；这是因为由于杜绝了竞争引起的浪费，使得物品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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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穷人没有焦虑，也没有对富人的敌意；贫富差别已经消除。但是人人每天都要工作4小时，直至45岁为止。剩下的是闲暇时间，有很多高尚的消闲活动。这个乌托邦故事甫一出版，立即大为畅销，其中的乌托邦式假设如以往一样，被人们全盘接受，认为引起社会纠纷的唯一原因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可通过简单的计划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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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改革家没有统一的纲领，其中最接近基层的是雅各布·考克西提出的纲领。他是俄亥俄州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商人，希望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和开展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他策划了一次向华盛顿市的和平进军，等于一份“由活人组成的请愿书”，但是考克西的“大军”抵达首都时只有500人。考克西在发表演讲时遭到阻止并被逮捕。此后又有1200人从各州抵达。尽管这次运动没有成功，但它的要求得以广泛传播。到了20世纪，游行已经成为在美国和欧洲经常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抗议工具。在我们当今更为注重对群众的要求做出反应的时代,500人或者1200人有时就足以改变政策，至少是地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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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巨额财富与贫困并存的情况使自学成才的旧金山印刷商兼记者亨利·乔治深受触动，促使他对此问题专心研究。他在写了两三篇短文之后，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进步与贫穷》，指出任何地方只要出现商业活动（进步），地价就会自动上升，但对那些一无所有，只剩劳力的人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贫困。财富来自租金，因为它不是通过劳动赚取来的，所以应对其课税以用于公益事业，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设立其他捐税了。乔治不知道他的分析和结论首先由18世纪的重农论者提出过，后来又被詹姆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大多数读者也不知道这一点。单一地价税运动不断壮大，使他成为公共知名人物。他在美国、英国和爱尔兰四处演讲，还两度极力竞选纽约市市长职务，不过都未能如愿。他在第一次竞选中与西奥多·罗斯福共同提出改革纲领。他还在国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萧伯纳和他的费边社朋友认为，他与马克思不分轩轾，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甚至可能还胜于马克思。《进步与贫穷》还指导了奥匈帝国的土地改革。时至今日，纽约还存在着一个亨利·乔治学社，该组织不时召开会议，主办讨论会并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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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说过，人类有足够的智慧来建造布鲁克林大桥，却愚蠢地把大量钢丝废品用于筑桥，这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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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杰伊·诺克（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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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斯坦·凡勃伦是另一类经济学家。由于他执拗倔强，难以相处，他常常不得不在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间不断搬迁，躲在其中一个地方剖析商业和工业问题。不过，他在十几篇著作中阐述的思想是直率而严谨的，其中第一部是《有闲阶级论》，该书使他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举成名，尽管书中采用的文体是对学术文章的嘲讽性的模仿，用词生僻，句型复杂。书中的“理论”指的是该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手中财产的使用方式。富人凭价格来判断生活中的一切东西，喜欢铺张浪费，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应受谴责。凡勃伦创造的“炫耀性消费”一语已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意指购买昂贵物品来向邻人炫耀的习惯。后来，为此目的而购置的汽车、游艇、家具和家用电器逐渐被称为“地位象征”。早些时候，在王侯的宫邸里，要想炫耀摆阔，只能满足于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大型宴会和美丽的花园。由于工业化使昂贵物品产量大增，炫耀性的铺张浪费才得以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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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当补充的是，到了19世纪末，有闲阶级已经销声匿迹了。当今世界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闲暇，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处置闲暇时间，也许无家可归者除外。英国的周末大概始于1880年，但是现在人人都总是忙个不停，连节假日也不例外，这也是物质过多的一个副作用。凡勃伦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就社会团体的行为进行研究，因此而建立了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制度经济学派”，对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学派提出了挑战，使他稳稳当当地进入了经济学创始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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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0年里，改革者形形色色，西奥多·罗斯福将他们称之为“耙粪者”，原意取于《天路历程》一书中一个只顾盯着脚下的泥巴而看不见自己头上皇冠的人[8]。他们一直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其中两位女性影响尤为显著。一个是海伦·亨特·杰克逊，她是诗人埃米莉·迪金森的同窗，人们通常叫她英文名字的缩写“H.H.”。她对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残酷虐待深感不平，在写小说成名之后，写下《百年耻辱》一书，控诉这项国家政策。此举使她被任命为负责调查若干部落遭遇的专员，其后她利用调查得来的资料又写了一部小说《拉蒙纳》，再次大受欢迎。尽管印第安人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但是问题被揭露了出来，再也不会被掩盖得无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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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达·M·塔贝尔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可能比海伦·杰克逊更深，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盛行时期，她的大名和另一位“耙粪者”林肯·斯蒂芬斯由于曾强烈批评资本主义而被再次提起。他们都是《麦克卢尔》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由爱尔兰移民S·S·麦克卢尔一手创办，其目的是为了讨伐大企业和一些他认为是反对个人权利的人（阿瑟·科南·道尔曾是该杂志的投资人之一）。艾达·塔贝尔年轻时希望从事生物专业，在看到男性垄断使这一愿望难以实现后，遂到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深造，成为研究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她返回美国后，在麦克卢尔的建议下撰写了拿破仑和林肯的传记，接着又调查约翰·D·洛克菲勒从小小职员变成企业大亨的飞黄腾达史。经过长达五年的调查研究，她终于发表了《标准石油公司史》，对当时的商业手法作了最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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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揭露和麦克卢尔大军其他成员的揭发逐渐说服了立法者开始对金融业务实行监管，确保根据1890年的《谢尔曼法》对托拉斯进行起诉。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承认限制财产权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也声称代表个人主义。安德鲁·卡内基主张，通过竞争可以聚集财富，这种财富如果使用得当，可以给公众带来很大利益，比将财富在人民中间平分好得多。他建立了图书馆，成立了改进教育与促进世界和平的机构。洛克菲勒从早期受雇开始，就一直定期把自己15%左右的收入用于公共事业，他和其他人捐出巨款兴办大学，而这是一般工薪族力不能及的。可是，改革派并没有因此而息怒。艾达·塔贝尔最后拥护当时较温和的福利国家理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理论代表着大转变的开端（688＞）。她没有支持普及选举权运动，因为她认为如果不能得到民众感情上的支持，投票和立法产生不了多大作用；在法律上已获得“自由”的黑人的遭遇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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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他（安德鲁·卡内基）代表着百万富翁这个特殊的阶级时，我尽管对他个人极为尊重，而且绝无因他的不幸境遇责怪他的意思，但却不得不说，他是一种反基督的现象，一种社会怪物，一大政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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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普莱斯·休斯牧师（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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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的政治思想作最粗略的勾划，也必须提一笔杜利先生，否则就是不完整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芝加哥邮报》的专栏里用爱尔兰土话发表言论，教诲读者。杜利先生是芝加哥的一个酒吧侍者，他同朋友亨尼斯还有阿奇路上的其他角色经常谈论各种世界大事和街头巷尾的琐事。这些逼真的对话是芬利·彼得·邓恩的杰作。他对政治事务理解深刻，嘲笑讽刺妙笔生花，是他与其他一些英美作家使得19世纪90年代成为智慧风趣的时代。能用“桃子里有一股焊锡味”这轻轻一句话道出罐头食品诞生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天才。他的七卷杜利先生茶余饭后的闲谈证明了他的天才，勾画出一幅当时社会的全景图。从罗斯福在西班牙战争中率兵冲上圣胡安山到（历经1700年之后刚刚恢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从《读书》到《最高法院》，杜利先生这个酒吧侍者几乎无所不谈，他的评论生动活泼，寓意深长，可适用于任何时候发生的类似事件。［首先必读的选集是1898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杜利先生》（Mr.Dooley in Peace and in War）。］今天，邓恩的著作没人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像马克·吐温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作品那样得到再版以飨读者，这是美国学术界的耻辱。杜利先生同朋友的谈话中所用的方言并不比《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所用的几种乡下土话难懂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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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适当地使用财富的问题，是如何使富人和穷人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的问题。有一种使用大笔财富的模式是解决财富暂时分配不公的真正良方。在其作用之下，少数人的剩余财富会以最积极的意义变成多数人的财产，因为这笔财富是用于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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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内基《财富的福音》（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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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利·彼得·邓恩只是遭到忽略的美国大批伟大人物中的一个，这种忽略要怪美国思想界，也就是学术界和评论界（790；798＞）。第二个是乔治·珀金斯·马什，他在19世纪90年代向美国农业部长呈交了一份关于西部土地灌溉的报告。之所以请他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刚刚重新发表了他的著作《人与自然》，题目改为更吸引人的“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学”。马什是第一位生态学家。他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自然进行观察思考，并宣传要爱护地球以及让它休养生息的方法。在自然爱好者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开始了自然保护运动，而功劳则全归了吉福德·平肖。今天，在纪念地球日的时候，从来不提乔治·珀金斯·马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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