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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尉”的搜寻》是一部关于霍姆斯本人的冒险故事。他那后来成为法官的儿子据报在战场上受伤后失踪，可能生命垂危，于是父亲出发去搜寻儿子。他对医学另一个领域的关心激发了他的三部小说。第一本是1861年问世的《埃尔西·文纳》。与另两部书一样，这本小说的意义不在文学方面，而在于它是第一部描写非正常心理的小说。小说里的埃尔西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今天的精神病医生可以在这些小说中发现对本学科和弗洛伊德其人的许多预见。假如当初霍姆斯的家乡波士顿有一个像约翰逊博士的传记作家鲍斯威尔那样的人物，能记录下霍姆斯茶余饭后的谈话的话，那么，霍姆斯的言谈就能像约翰逊博士的话语一样流传下来，而约翰逊就是凭鲍斯威尔为他作的传记而闻名遐迩的。观察敏锐的老亨利·詹姆斯指出，霍姆斯在表现出“智慧超群”的同时，还是一位“谦逊有加”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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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的儿子完全取了父亲的姓名，也完全占去了父亲的名声。当然，在霍姆斯父子之间，没有必要扬此抑彼。任法官的小霍姆斯对美国法律产生了巨大的良好影响，在宪法问题上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托。但是，他在哲学或者文学艺术方面没有任何非凡的表现，难负盛名。他很早就接受了作为该世纪中期一大特色的浅薄的物质主义，往往对事物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常常因之影响读者从他生动有力的通信中得到的乐趣。很难想象有哪两个人的性情差异比他们父子俩之间还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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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项很快变成专门行业的发明，美国的内战因使用了一种系统记录的方式而再次创造了“第一”。马修·布雷迪扛着他的大匣子走遍各个战场，拍下了3500多张照片。这种发明的实际应用是大约20年前开始的。1830年左右，法国的涅普斯兄弟在经过反复试验和失败之后，终于把乔赛亚·韦奇伍德早先发现的硝酸银在阳光下变黑的现象派上用场。他们找到了一种办法，将曝光后的物质“固定”在纸张、玻璃片或者金属片上面。映象来自一个艺术家长期使用的工具——暗箱。这是一个箱子或房间，壁上有一个很小的孔让光透进来。外面的景物在内墙呈现倒影，供艺术家临摹或作画之用。新发明即由此得名，叫作camera（照相机），在拉丁文里是房间的意思。它后来不断改进，逐渐装上透镜、定时器、闪光灯、测光器，直到最近的数字芯片。照片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第一个同涅普斯合伙的开发者是达盖尔，他发明的铜版肖像照是19世纪40年代广受欢迎的新鲜玩意儿，至今仍是一些家庭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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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这项奇迹激发专业人员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把它广为运用，吸引了业余爱好者在家里和旅途中把自己转瞬即逝的经历捕捉和留存下来。福楼拜和他的朋友马克西姆·迪康长途跋涉去往近东并沿尼罗河顺流而上，迪康这次旅行带回了整整一本摄影集的素材。当时，摄影集是广受欣赏的新鲜事物；今天，这种机器印制，摆在咖啡桌上供人欣赏的摄影集已经可以庆祝150周年诞辰了。不过在一个领域中，摄影术开始时引起的反应并不热烈。据信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曾说：“它会扼杀绘画。”一定不止一位艺术家有过同样的言论或想法。最终，除了长期为公众提供复制艺术品的版画之外，受到伤害的主要是肖像画。随着肖像油画的式微，直到19世纪中叶一般艺术家都会画的生动各异的面貌逐渐消失了。今天，在大学和公共建筑的墙上还可看到这些画。摄影室越来越倾向于制作出一种平滑而没有棱角、毫无特征的面部表情，用喷枪造成千人一面的效果，既胜过本人，又完全民主。自照相机发明以来，也出过一些优秀、逼真的肖像油画，不过数量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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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补偿，风景照和长相不雅的人物照则登上了艺术品的宝座。灯光效果和构图，曝光、冲洗和印制技巧至少称得上是高精技艺。选材，尤其是摄影系列的选材，通过“曝光”社会状况而影响了舆论，就像现实主义的延伸——自然主义小说一样（625＞）。具有动态并配有音响的摄影是19世纪末的一个文化分支，在此就不必多作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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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在进行内战以决定它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完整国家幸存下来的同时，拿破仑三世在国内的威望开始衰落，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他在位期间最妙的主张”。墨西哥爆发了一场反僧侣革命，拿破仑遂派遣一支军队前去镇压，安排奥地利王子马克西米连为墨西哥皇帝。这次远征失败而归，马克西米连被行刑队处决。人们可以在马奈的画中看见当时的情形。此前，拿破仑曾经做出让步，建立“自由帝国”，企图以此重新赢得法国民众的支持。墨西哥惨败之后，他不得不应对俾斯麦为了把德意志最终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采取的种种举动，包括小规模战争。法国人从来都不能容忍这种愿望，担心由此导致的后果，于是提出交涉，但手法粗鲁笨拙，战争随即于1870年爆发。仓促应战的法国人很快败下阵来，接着巴黎被困长达四个月。在这期间，普鲁士人坐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里宣布德意志帝国东山再起。同时，在惨败的废墟当中（左拉就此写了一篇动人心弦的小说）诞生了法国的第三共和国。本来已经胜利在望，但巴黎的工匠和散工害怕出现保守政府，于是就拿起武器，占领了城市。他们乱杀滥伤，绑架人质并杀害了其中一部分人，使全国其余地区惊恐万分，由此产生对巴黎的第二次围攻。双方彼此野蛮屠杀，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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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有组织的“汽油兵部队”（全是女战士）十分凶猛，她们只要能靠近公共大楼，就全给浇上大量汽油，然后再点着。她们在街垒前战斗，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在和平路，第一个冲上街垒的就是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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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终于发出了命令，说19岁到40岁之间的人谁不肯参加战斗就枪毙。在圣奥诺雷路就有60人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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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斯坦利少校谈巴黎公社（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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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包括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声讨（巴黎）公社。反叛者取“公社”这个名字，是为了显示他们作为城市公民之间的紧密纽带。但是，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看见政治出击的时机已到，或许还意识到了这个名字的价值。于是，他发表了一份小册子，把这次叛乱说成是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的尝试——无产阶级被唤醒了，即将建立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宣传，公社成员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想在法国其他地区建立的“城市共和”与马克思的集中制专政纲领正好相反。不过，马克思正确地估计到，这个事件使拿起武器的工人在全世界威名远扬。可以利用这一生动的形象来鼓动下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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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恩格斯的不断帮助下，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努力。在政治层面上，他强调不失时机的行动，上述例子即是证明。在理论层面上，他撰写繁杂的论文，在历史、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批判所有过去和当时的权威。在发表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前不久，他完成了巨著《资本论》的第一部分。《资本论》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那些名著一样，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必读之书。它的写作风格和组织编排都难度很大，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书刊审查官决定让此书进入国内，因为能读完这本书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的题目和大学的一门课程之后，更多的学者掌握、了解了《资本论》的内容，比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激进分子了解得要透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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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自称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对工人的剥削。工人的劳动使他制造的物品增加了价值，而这种增加的价值部分超过了他的工资价值。［西斯蒙第曾经说过同样的话（＜457）。］这种“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自马克思去世以后，“劳动价值论”已经被经济学家所摒弃。他的说理已经不再成立，但是，这一理论在用于宣传的目的时，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论点。关于历史，马克思的命题（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将黑格尔整个颠倒了过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不同思想（主题与反主题）斗争后所产生的合成，而是纯粹物质力量之间的冲突：“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观点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只有具体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其余的东西，如艺术、思想、法律、文化，只构成本身不起作用的上层建筑。历史通过事物的关系变化来向前推进。在现阶段，它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到最后阶段，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之后，就会出现“国家消亡”，那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希望或期待是19世纪的奇怪特点：赫伯特·斯宾塞就跟马克思一样满怀信心地作过这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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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虽然马克思认为思想不起作用，但他却不断提出新思想，推行新思想。他预见，德国这个无产阶级人数最众多的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会爆发革命。这种预测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不是出自个人获取经济权力的愿望，而是由于这个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国家，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拥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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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这些公式和原则是科学性的。在他之后的列宁也如此认为，他同冲淡这一信条的人作斗争，使马克思的教导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前所指，他们两人，还有恩格斯，都收录在美国《科学传记辞典》里，其中记载了马克思所做的一项简单贡献——通过将科学看作社会产品帮助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经济学和预言失去了说服力之后，他就只剩下了社会学家的地位。萧伯纳公正地将另一个功劳归功于他：他和达尔文一样，收集了50年来对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的制度进行批判的思想，并引起了全世界的认真注意。马克思一度是黑格尔的门徒，他运用了大量的抽象推理，然而，他的历史观和现实观始终是：事物驱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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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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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之后的10年间，人们在观念和仪表方面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长胡子剃掉了，女性比以往更加坚持自己的权利，社会常规一一受到质疑，新技术和社会理论给人带来了长久发展的希望。许多日后名垂千古的年轻艺术家首度在公众面前曝光。为许多事业进行的零星鼓动开始形成实际运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充满了各种文化方面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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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兴衰轮转，政治粗野无礼的世界喧嚣吵闹，陋习依旧。对旁观者而言，其目标和做法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粗鄙。在美国，马克·吐温和他的朋友查尔斯·达德利·沃纳联手写了一本小说《镀金时代》，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关于狡诈、舞弊、政治腐败、诱奸和谋杀的可怕故事，书的副标题是“今天的故事”。不久之后，亨利·亚当斯出于同一意图（匿名）发表了小说《民主》，其中尤其严厉地批评了格兰特政府。这两本小说都描述了一个伦理标准变化无常的参议员，他成了代议制政府道德沦丧的象征。亚当斯和马克·吐温终其一生都是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一再表现出这种情绪。与此同时，西海岸的安布罗斯·比尔斯除了创造出一系列动人的战争故事以外，还写了散文和诗歌，将人和政府机构刻画成伪君子和骗人的东西。他的《魔鬼词典》开初时被人们正确地称为《犬儒学派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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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30年代回顾这段时期时，描绘了一幅艺术匮乏、躁动不安的图景。他把这段时期称为“棕色年代”。1873年的金融恐慌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被暴力镇压的罢工、抵制行动（一个新鲜字眼和事物）、因消费下跌而生计被毁的农民、铁路诈骗案、石油和钢铁托拉斯和卡特尔，这一切都激起了公愤。此外，政治暗杀更加深了阴郁的气氛（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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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量“吉姆·克罗”式的法案正式剥夺了黑人的民权；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利西诉弗格森”一案中裁决“白人和有色人种平等但分开居住”符合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的规定。给有才干的黑人以肯定与地位的趋势才开始，即因此裁决而全面倒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为雄辩的演说家和《国家时代》的编辑备受重视，他担任了华盛顿特区执法官和驻海地大使的职务。密西西比州选举约翰·罗伊·林奇作为国会议员，1884年他任共和党全国大会副主席。不过，他们只是黑人中极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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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意味着压制还是改革，这个时代都激励了禁酒运动和对自由恋爱、避孕和堕胎这些被列为罪恶的行为的讨伐。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在各地组成了中心，后来，反对“朗姆酒魔鬼”的呐喊爆发成了游击战。卡里·纳辛是代表人物，她拿着斧头到处砸酒吧，还通过出售“纪念斧头”来筹集活动资金。在英国，议会颁布了条例，缩短作为穷人俱乐部的小酒馆的营业时间。这到底是为了对付酗酒，还是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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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安东尼·康斯托克深信自己肩负着阻止色情种种表现的重任。1873年，28岁的他建立了不道德行为查禁会，说服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明令邮寄有助避孕的资料或用具为犯罪。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是他的劲敌，她公开倡导自由恋爱，相信灵魂的回归，大力阐述在一定的情况下堕胎对社会有益。不过，她没能获胜。随后，康斯托克又将支持堕胎的时髦女士雷斯特尔夫人赶走，使纽约不再受她邪恶的污染，最后逼得她自杀。他发布命令：自由女神的小型复制品胸部暴露过多，应加以限制。他保护纽约看戏的观众不受萧伯纳早期话剧的污染，并强迫公共图书馆将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一书锁起来，同样是为了保护读者。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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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宗教教派是明显的反现代和镇压性的。1870年梵蒂冈理事会的法令也是如此，它规定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永远正确。理事会召开之前六年，教皇庇护九世就开出了一个有关“现代谬误”的长长的单子，规定虔诚的天主教徒必须把这些谬误视为受到上帝亲自谴责的行为。在新冒出来的教派当中，基督教科学派否认物质的现实存在，严禁医药；耶和华见证人派以各种办法将其成员与行将毁灭的当今世界隔离开来；救世军激烈反对酗酒和其他世俗的缺点，但是它至少是抱着一颗温暖的心，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对这些缺点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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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这些保护措施的民众还从另一个方面受到袭扰，它来自一群完全有理由得到公众注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家。恐慌、失业、芝加哥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爆炸和被判绞刑等暴力行为（与要求8小时工作制有关）、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缅因”号战舰被击沉、民众广泛认为企业家是“强盗资本家”，市政府是贪婪的老板操纵的“机器”，金融家为了一己私利而反对铸造银币，尽管它会有益于平民百姓——所有这些造成了长期的愤怒和动荡不安。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到处巡回演说煽动群众，罗伯特·英格索尔对一切宗教信仰的讨伐使人们的心情更加动荡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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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看见灿烂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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