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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改革者热情洋溢，与之相对照的是，有人认为文明粗陋堕落，有思想的人无法生活在其中并且保持神智正常。另一方面，对个人福祉的尊重与各种形式的暴力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反差。世纪之交时，发生了四场大规模战争和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暴行和屠杀，这些对争取战争的胜利来说毫无必要，只是证明了人性的一个方面。美国多年来一直怂恿、插手古巴的起义，最后与西班牙交战，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地。英国在长期参与南非冲突之后，与荷兰的布尔人开战，通过对入伍新兵进行体格检查才偶然发现英国下层阶级男子的健康状况有多么糟糕。布尔战争使英国的将军有了用武之地，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条约被赞为开明，因为它允许布尔人控制非洲的最南端，但是它也留下了歧视印度人和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通过流血斗争才废除了这个制度。日本为了争夺朝鲜与中国开战，为以后的多方面冲突埋下了伏笔。然后，日本又为了朝鲜和中国东北与俄国交战。俄国的战败凸显了它的无能，使西方人确信“黄祸”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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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人不断与他们领土上的外国人发生冲突，这些外国人已经占据了不少中国的土地，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租界，但仍然贪得无厌。一个以紧握着的拳头为象征，叫作义和拳的民族主义团体杀害了250个西方人，最后把北京的欧洲外交官全部驱赶到大使馆内，同时还杀了各省的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率领的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派去救援，成功之后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并要求巨额赔款。美国把它所得的那一份用来设立奖学金，供中国学生来美国的大学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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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职业军人的暴力行为。非专业性质的暴力则是针对国王、政府首脑和其他政治人物的谋杀（695＞）。在巴塞罗那一家剧场放置炸弹引发爆炸，这种表达激进主张的方法大概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有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办法得到忠实的效仿。在初始的时候，这种事件通常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因此而造成这两个名称之间永久性的混淆。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温和、轻信的人，他宣扬的是没有政府的世界——就像马克思认为在必要的独裁之后将要出现的世界（＜589）。但是，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他们要的是立竿见影，并借助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最新发明的炸药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诺贝尔因这项发明被如此滥用而感到悔恨，从而设立了诺贝尔奖。虚无主义者这个名称用得也不恰当。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不信仰任何东西，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由于幻灭和愤世嫉俗的心情，他们认为任何行动，甚至早上起床，都是徒劳的。这一类型在两本俄国小说和狄更斯的《我们的共同朋友》中得到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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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普遍的躁动情绪的影响。翻墙攀屋的飞贼和撬窃保险箱的小偷首次离开他们在城里固定的活动范围，全面铺开，打乱了警察的惯例，增加了作案机会。他们的一些行为显然给公众带来了一种新的刺激，导致美化绅士盗贼的小说大行其道。拉弗斯和亚森·罗平就是穿上晚礼服的罗宾汉。拉弗斯的创造人是科南·道尔的妻舅，科南·道尔自己的福尔摩斯也同样受欢迎，比高级窃贼更经久不衰，至今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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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简直和小说一样，但比小说更黑暗，勾起了全世界人的激情和偏见。在法国，叛国、强制、伪证、伪造、自杀和明显的不公等一系列的罪行再次造成了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的“两个法国”的鸿沟。此前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789年，下一次将发生于被德国占领的1940年。关于被终身囚禁在“魔鬼岛”上的德雷福斯上尉的清白，知识分子分为两派，展开了大论战。他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个人与国家孰为重？左拉向公众舆论发出的呼吁说理清楚，论据充足，并不像《我控诉》这个由克列孟梭确定的大胆的标题表示的那样慷慨激昂。最终，个人主义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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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9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就其他的问题也进行过斗争，这些问题表面上各不相同，实质上都与是选择大规模改革还是严格保持现状紧密相联。这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选择，不时还有极端倾向抬头，它有时意味着用武力促成改变。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期间，知识分子才成为名词，有了现在的含义，即持有社会和政治观点的专业人士。它与思想家的关系如同唯美主义者与艺术家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指的是一大批宣传某种事业，经常态度激进，但本身并非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人。［应读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编辑的1877～1901年的文章选编《19世纪的观点》（Nineteenth Century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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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社会态度是一回事，从它们之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却是另一回事儿，而与艺术伴之而来的理论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很有意思，能增进对艺术的了解，但不能决定艺术的质量或从中得到的乐趣。一个人可以欣赏一部新古典主义的悲剧，同时摒弃它的君主制倾向；可以阅读兰波、马拉美和拉福格的作品，但不对其中的恐惧感和想要摧毁世界的情绪产生共鸣。在科学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可以欣赏结果但对假设持有疑问。这就是这个怀疑一切的阶段的现象。先来谈不多的几个结果：米克尔森和莫雷在19世纪80年代末通过精确的实验证明，想象中载着光波到达全宇宙的物质以太并不存在。这对于牛顿的力学是一个打击，因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远距离以外不可能产生作用”，一切作用都要靠推力和拉力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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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在另一个领域，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看来不能解释由于化学的进步所产生的某些现象。19世纪70年代，门捷列夫提出的化学元素表表明，特性相近的元素聚在一起，但周期表中有间隙，表明还有尚未发现但特征可以预测的元素。90年代期间，与贝克勒尔和贝蒙合作的两位年轻的化学家，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中提炼出一种尽管产生热和电，但会消耗得无影无踪的东西。这种现象叫作辐射。一系列新发现的事实导致了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物理学的产生，它声称辐射并非连续不断，而是以一些单独的小单位发生的。对它们不能单独处理，而只能通过计算整体的“半衰期”来处理。这里顺便要说明，“量子跃迁”并不是这个术语字面上让人以为的那种撑竿跳，而是在原子内部不为察觉地发生的。以另一种不为察觉的方式，在耶鲁大学研究热动力学的维拉尔德·吉布斯为物理化学这门新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这门新科学的价值和吉布斯的方法很久以后才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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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发现，人们虽然仍确信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的大量知识，但是对19世纪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遭到冲击的还不只是机械论的观点，关于如同成文法一样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假设似乎已经站不住脚了。早在19世纪70年代便有人指出，自然规律只是观察到的经常性现象，虽经过仔细测量，但并不是绝对的。然后，一位美国理论家J·B·斯特洛对物理学不同领域所用的理论之间存在的出入作了详细的表述。当然，科学从未因立论不牢而受过困扰或影响，但是，在90年代大扫除的气氛中，实证主义中的所有这些裂痕（＜509）都增加了不安感，让外行人感到困惑。［参阅皮尔斯·威廉斯（L.Pierce Williams的《19世纪科学集》（Album of Science：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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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表需要审查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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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堡《蓝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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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密切关注着许多领域的新发展，对进化论的情况尤感痛心：进化论并没有遭到摈弃，但围绕着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开展了大辩论。孟德尔对于香豌豆颜色的研究经过了30年的湮没无闻后被重新提出，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基因学。它确定了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理论。魏斯曼从中认识到，“生存的冲突”是在原生质中发生的。贝特森和其他一些人没有提出理论，但指出，物种比达尔文主义者所认为的更加稳定。迪布瓦-雷蒙认为他的实验表明生活中所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这与拉马克的理论一致，是达尔文主义者（并非达尔文本人）所否认的。德·弗里斯注意到畜牧业中常见的“变种”——后代与祖先大不一样。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突变”，认为它比达尔文理论中的小型不规则变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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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理论，进化也许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抽象地来看，它像是量子辐射。汉斯·德里施在研究胚胎细胞时发现它们的位置影响着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他因此而成为生机论者，与他有同样信仰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科学和哲学二者兼通的J·S·霍尔丹。在理性上，对于物质这个对19世纪思想影响至深的东西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耐烦情绪。数据表明应把它和其他的维多利亚思想一起扫除。以下所述的人物是这种大扫除的积极分子，他采用的办法甚为有趣，虽然在当时毫无结果，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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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们的朋友们对事物总能提出解释，而且对宇宙有一定的把握，有达尔文和查尔斯·赖尔的理论为据。现在他们却说事物无法解释，要不就是有五六个解释，各不相同但都完全正确。德国人被完全弄糊涂了。40年以前所确立的理论统统要摒弃，其中被彻底摒弃的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它再也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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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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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勃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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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廉·詹姆斯一样，勃特勒年轻时曾想过当画家。他们二位跟随导师学画都颇有成绩，各自留下了两三幅不错的肖像画；但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缺少画家必备的灵感的火花，结果都成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当然勃特勒从来没有追求或获得过专业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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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甫一出版，勃特勒立即认定进化论是最好的假设，可用以取代《圣经》中关于人的起源的说法。在这一点上，达尔文的著作只是证实了一个已经彻底讨论过的观点（＜455；501；571）；但是对于另外一点，也是达尔文的主要观点，即进化的方式是你死我活，适者生存，勃特勒是持有强烈疑问的。他向达尔文提出了这些疑问，但没有得到很好的答复，他因此而感到气愤，提出抗议，但不太讲究方式方法，结果落了个脾气坏的名声。这注定了他无法进入文学的主流，出版著作还得自己筹款。到他去世之后，20世纪早期他才以《众生之路》这本小说出名，因为该小说正与新出现的道德规范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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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很久的19世纪70年代，他匿名出版了一部讽刺性的乌托邦小说《埃瑞洪》［“Erehwon”是把Nowhere（乌有之乡）的拼写倒过来造的字］，在书中他已经对19世纪的两个偶像——进步与体面——发起了攻击。他把教堂叫作“音乐银行”，人们把德行和过错存在那儿，等到最后去兑现幸福或者毁灭。对于埃瑞洪人来说，疾病或贫穷是罪过，不能引起怜悯和慈悲，而是要受到惩罚。至于进步，埃瑞洪原来也有机器，而且不断对其改进完善，直到人们忽然想到这些机器将很快发展出意识，取得独立，由于它们比人更有力量，因此会进而奴役人类。于是，人们决定销毁机器，连手表也不放过。只保留几个无害的标本陈列在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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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马上流传开来，读者以为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某个名作家写的；但是，当披露出作者是默默无闻的勃特勒后，便无人问津了。对于成长过程中个性受过伤害的勃特勒来说，这种冷淡无异于雪上加霜。《众生之路》一书中叙述了他儿时的惨痛经历（＜553）。由于这种经历，勃特勒对一切确立的东西都持批评的态度。他希望他的攻击能引起辩论，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沉默和申斥。他从达尔文那里受到的待遇是他儿时家中遭遇的重演。但正是因为这场他单方面的游击战，现在才有了施鲁斯伯里版本的20卷杰作。自那以后，把勃特勒与他的同代人隔开的乌云只是在有些地方被刺破，透进一缕阳光。他那些合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口味的著作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包括《众生之路》《埃瑞洪》和《笔记》摘要。然而，他的四本创意新颖的哲学著作——《生命与习惯》《无意识的记忆》《新老进化论面面观》《是运气还是知识》——却无人知晓。这些著作的题目大概地表示了书的内容，但光看标题想象不到书中关于生活和思想的各种深刻见解。它们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因为它完全依赖运气，“把思想排斥在宇宙之外”，而经验证明，思想为争取实现它所预测的结果而运作。思想由习惯所辅助，而习惯开始时是有意识的行为，逐渐变为下意识的东西。这种综合知识便是伊拉斯谟·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著作中所提出的动原（＜455），勃特勒对此完全赞同，并提出了一系列动物学方面的事实，它们用达尔文所说的运气是无法解释的。勃特勒还指出，要解释新物种的起源，就必须解释旧物种的变种是如何发生的，而迄今还没有人对此有所了解或发表过论文。勃特勒的这些意见使他成为当时生机论者的一员，在纪念达尔文著作问世50周年之际，他得到了基因学家，也是基因学这门科学的命名者贝特森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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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塞缪尔·勃特勒自成一体，是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但是，勃特勒的《众生之路》这本对英国生活如此了不起的研究著作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数年之后的一些剧作明显地受益于勃特勒新颖、自由和远见卓识的见地，但人们却喋喋不休地谈论易卜生和尼采的影响，这一切使人不禁对英国文学绝望。说穿了，英国人就不配拥有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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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巴巴拉少校》的序言（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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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家，勃特勒与实用主义者不谋而合（666＞）。在对生活进行评论时，他总是要问一种观点想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关于伦理提出的劝导是约翰逊式的常识（＜411）。另一方面，他无论想到什么问题，都会冒出异乎寻常的念头和设想。他不喜欢荷马史诗译文的华丽措辞，于是，他温习了希腊文，自己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翻译成口语化的英文。他喜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试图根据文字上的蛛丝马迹解释其中的故事。他把莎翁的154首十四行诗背得滚瓜烂熟，并且断定有几首一直放错了地方。经过调整之后，各首诗的叙述更加直接流畅，可以辨认出自传性的句子。他还推断出令人困惑的题献中所说的W·H先生不是贵族，而是一个名叫休斯（Hughes或Hews）的人，可能是和莎士比亚同事的演员。奥斯卡·王尔德根据同样的证据也达出了同样的结论，在《W·H先生的肖像》的故事中作了详述。但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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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特勒喜欢到意大利度假，把他在那儿的经历和享受写成了两本旅行书，其中《阿尔卑斯山和世外桃源》堪称精品。他在各地的游览还产生了更多的成果：漫游了西西里之后，根据那里的地貌和其他原因，他认为奥德赛当时就是要来这里；他还根据直觉认为，《奥德赛》的作者是位女子，是书中所描述的瑞西凯厄公主。古典学者对他的见解根本不予理会，因此，勃特勒对于那些缺乏好奇心，只要一种理论论证清楚就对其全盘接受，不予质疑的大学教授们更加鄙视。直到最近，才有一位学者开始讨论勃特勒的有关著作并对它表示了尊重。勃特勒对于英国文学的贡献除了上述著作以外，还有两本有趣的论文集，一本关于他的祖父，闻名的施鲁斯伯里学校校长的生平传记，里面充满了敬仰之情。最后是《笔记》。《笔记》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受到欣赏，因为它的基调与当时浮嚣的气氛恰好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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