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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非科学又非哲学，而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无法成为科学至少也要求有一套理论，于是历史益发显得无法立足。那么，这个灰姑娘还有翻身的机会吗？我们可以这样为它争辩：即使历史只是以不同的版本讲述的故事，这样一幅充满了动作和色彩的巨大壁画还是值得保留的。何况如前所说（＜xiv），在一位善于思考的史学家手中，历史还有更多的作用。它显示出以不同形式重复出现的格式，这些格式如同戏剧，有提示、冲突和收场，它们目的的连续性则暗示了主题。人的知识通过这一切不断增加。历史中还包括各具特色的生气勃勃的生活，过去的人物因此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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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本身就值得尊重，不需要理论做支撑。此外，历史还有另一种价值。本书中作者偶尔会插入一句：“这是一般规律。”意思是刚才达成的结论经适当改动后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情况。这些思考的成果像历史本身一样，裨益良多并且饶有趣味；下面是整整一打结论，它们表明了回顾西方过去的5个世纪观察体会到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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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时代（一个纪元内较短的一段时间）形成一个整体的是一到两个急迫的需要，不是所提议的补救办法，因为这样的办法多种多样，反而会造成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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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想或艺术运动的最佳成果是在努力打败敌人，即先前的思想或艺术的斗争中产生的。取得胜利后别人会群起模仿，最终导致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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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可以填入：理性、信仰、科学、绝对主义、民主、焦虑、通讯）永远是命名不当，因为它以偏概全；可能只有“困难时代”除外，因为它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于每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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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标签都是绰号，如：清教徒、哥特、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因此有虚假不实的成分。但“更为准确地重新命名”会白费力气。持不同想法的人提出的不同名字会重新造成混乱。对历史给予的名字只能接受并把范围扩大，而不要企图加上一句话予以说明或把名称再进一步分为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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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并不把原因孤立地挑出，这即使在自然世界也是无法做到之事；他只是描述他认为是相关的情况，偶尔加上对它们相对力量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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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说法本身都不成立：“思想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变化是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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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否定也适用于遗传和环境、伟人和大众、经济力量和有意识的目的，以及任何一对常为人援引的并列因素。它们各自行动的确切轨迹无法弄清，因此不能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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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级不是一群步伐一致的相同的人，而是像一个平台，不断地有人从上一层滑下来或从下一层爬上去。他们一旦安顿下来之后，就会获得与平台上其他人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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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论述通过提出的一两条准则促进了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改造，而这些准则并不一定与论述的内容一致。这些准则的支持者和学者们只是在有关著述发挥了作用之后才开始对那些著述细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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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确有流派的影响，而最强烈的影响也是最灵活多变的。一旦流于刻板就成了剽窃，不应因剽窃者名声显赫而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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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记中描述人物时使用潜意识这一动机来进行系统性的解释会事与愿违。这种做法把传主变为一个案例，成了心理学文献中的一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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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时候，在某个领域中的某些具体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然而那并非整个文化战线上的全面进步，虽然看起来似乎如此，这是因为进步把滞后的部分遮盖住了。科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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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原理性的规则，研究者和读者无疑会想到某些不同或相反的例子。这就是规则的一个用途：增强对相同之中不同之处的敏锐感觉。另一个用途是指导对任何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进行思考。对一般性的理论进行测验可以使记忆更为精确，这就是了解历史。还需记住这12条不是全部；还可以提出别的规则来，然而没有几条，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条，在其发源的时间和地点范围以外也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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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普雷茨告诉他在圣路易斯的同事们：“进步的，因而也是进取的观点是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那一部分的结果，心理学的部分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不过所影响的是传记，不是历史，这个题目以后会讲到（792＞）。这里需要讲的是人类学的改变。这一学科也扩大了范围。19世纪集中注意个人，研究他颅腔的大小，顺便记录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以及身高。对于最热心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就足以确定种族、政治、野心的大小和最终的命运（＜578）。平民主义的时代倾向丢弃了个人，把注意力转向部落。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朗兹·博厄斯的手中，人类学变成了原始群落的社会学。研究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记录下他们生活的每个特点。人类学家把他们的一整套习惯和信仰称为文化，像以前说过的，这个词已经用滥，几近荒诞的地步。调查结果引起了普遍的好奇，人们把这些结果断章取义，当作论据来就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府进行争论。换言之，原始主义的信奉者为自己的信念找到了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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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世纪期间作为语文学发展起来的学科到20世纪初期改名为语言学，并自称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也是平民化感情的副产品。语文学研究文学著作，找出同一语系中相关语言的变化和规律，一直追溯到一种假设的雅利安语言（＜503）。世纪之交时，亨利·斯威特（萧伯纳《皮格马利翁》剧中希金斯的原型）发表的《英语语法》纯粹是对过去用法的描述，没有丝毫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没有赞同某些形式，贬斥其他形式，这表示出一种新的严谨。正确这个词失去了意义。用途就是一切。斯威特还把句子各部分重新分类，去除了源自拉丁文的分组和术语。英语和任何其他语言必须作为一种特有的自然现象来研究，材料的来源不再是印刷的书籍，而是受教育最少的普通人的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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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化是语言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词？事实是，我们谁也不完全懂得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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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凯西（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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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正在讲授他所谓的普通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结构。他把它定义为一套符号的系统，这些符号是任意性的，不是通过发音，而是通过彼此之间的区别来表达意思。因此语言是纯形式（可与前文所述的“纯艺术”相比，＜640）。一种语言在任何个人口中都永远不是完整或完美的，只有在众多人的口中才能如此。因此研究语言不能仅看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而且要看它在任何具体时刻的状况。索绪尔把这个新奇的主意比作社会学家的工作，因而落实了语言学自诩为社会科学的宣称。结构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用途以及文字风格的概念均来自索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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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语言学取代语文学产生了众多深远的文化后果。既然真正的语言是口语，这是语言学家唯一关心的，那么书面语言就一定是不自然的。既然说话的方法没有对错，对用法就不应作任何评判。正确的语言是势利鬼所尊崇的恶习。既然这一原理把言辞的变化解释为“语言的生命”，那么任何对用法的批评，比如批评说混淆了意思或丧失了有用的区别，都等于是对母语的损害。提出的批评反正不会成功，只能证明批评者是民粹主义的敌人。一位主要的语言学家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说：“讲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犯错的。”言语中的“错误”反而可能会对语言这一充满活力的生命做出贡献，语言学家采用生物学家的方法来研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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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法书加厚了一倍，充斥着图解和定义，因为弃除了过去的词类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用语；比如，不说“句子的主语”，而是“首字”。单词根据意思和功能而一字多类，如那里（there）不仅是副词，当用来指以前提到过的地方时也可以是代词：“我会到那里去的。”简言之，为了追求严格的科学，对教学从简化着手这一原则完全弃之不顾。更糟糕的是，不同的语言学家规定的语法名称和类别各不相同。结果在大学只得重新开课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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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科学的方法，有些语言学家去寻找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他们找到了“音素”；它是一个单音，与别的单音组合成字。不幸的是，不久就出现了这个单位的六种不同的定义。况且，按照索绪尔的体系，音根本不是单位，只是符号这种标志着某种意思的抽象物体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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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的丧失和认为任何口头语言都源自生活，因此应当得到尊重的信条还产生了另一个文化影响，它们鼓励了谈话中自然而然的漫不经心；甚至把它作为一种优点：1988年美国的一位新总统因为讲话踌躇，语法散漫反而声望上升。本着同样的精神，语言学家大肆攻击任何敢于呼吁拯救语言中行将不保的含义，特别是要求维护字词之间的区别的人。他们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作为科学家，他们应当对于所有对语言的影响持中立的态度。语言是用于交流思想的社会制度，如同在科学和其他技术领域中一样，当它的用语含义清楚时才最为有效，这一点似乎不在语言学的信条之列；语言具有审美的力量和用途，而这些也依赖对语言的保全，对此语言学似乎也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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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把书写的文字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好像它对言语没有影响，这又是民粹主义的特色，在科学上也讲不通。西方民众阅读的印刷品数以吨计，他们的常用语源于成百上千的书面材料，来自商业、政府、报刊、广告和关于设备和药品的使用说明；甚至还有人读了书后把作者造出的新说法取为己用。读者和作者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关心语言的效力和美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权利至少应当同对语言漫不经心的权利是平等的。“人民”中许多人实际上对语言学家的态度不能苟同；他们想使用正确的语言，买字典来查。在字典中他们看到这样的注释：“标准”、“非标准”、“口”，有时还有“粗”。如果这些区别存在的话，似乎一个讲母语的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比如在婚礼或葬礼上说“粗”话就是错误。事实上，这里毫不涉及权利的问题。如果涉及，那么根据语言学的理论，它的涵盖面太狭隘了：儿童和外国人也应当享受讲母语的人所享有的永远正确的特权，他们谁说话都不应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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