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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人内心都有权力意志，这是一种采取行动，取得成就的渴望，包括自我控制的品质，这最后一点将成为超人的特征和一种新的道德规范。目前关于何为邪恶的观念将为其他的是非标准所取代，新的是非标准将与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和世俗的美德和恶习完全相反。在道德观和对真理的寻求方面，尼采是实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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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易卜生一样，鄙视现行的理想；他像所有的实用主义者一样，认为对习俗的挑战应当以它们的结果来判断，依据的标准应为对改进生活是否有益。像唯美主义者一样，他无法忍受由报纸和“思想深刻”的记者塑造而成的公众思想。那些“热爱艺术”和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一样一味盲从；他称他们为“不懂文化的庸人”。个性、勇气、想象力，热切地扩大和丰富个性而不是对个性进行管束和限制，这些在社会中全付之阙如。只有通过蔑视和攻击现在的世界才能创造一个适于居住的世界以及相应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尼采有的比喻，像之前引用的几个短语，很容易造成误解；“金发的猛兽”、“超善恶”，和好战的形象使人联想到野蛮的武士和“超人”——暴君式的霸主。加之尼采对怜悯之心和基督教慈善的谴责和对善良行为的轻蔑，看起来似乎他向往的与其说是超人的品质，不如说是野蛮粗暴。其实，他这些令人遗憾的说法虽然刺眼，却只是偶尔一用，他在大部分著作中都是以心理学家、社会批评家和艺术评论家的真实面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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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本的真理，只有根本的可能性——指导着人的生活和思考的临时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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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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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他那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能够创立一个适合生活的社会。不过，他设想的是全新的人和全新的文明，不是乌托邦。他在心理方面的分析是正确有理的：同情很容易变为一种助长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快感（787＞）。它需要穷人和弱者永远存在，而不是鼓励健康和自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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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群众和随大流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的攻击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动的。当时，工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残酷无情和重兴的帝国主义的蹂躏破坏都正处于巅峰状态，造成普遍的欢欣和自得的气氛，德国尤甚。俾斯麦为建立帝国打的三场战争与尼采的军事比喻没有丝毫类似之处；尼采对德国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之后的大肆吹嘘厌恶之极，认为这种吹嘘粗俗低下，与贵族气质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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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除了是哲学家和古典学者以外，还是位出色的业余作曲家。他按照柏辽兹的体裁写了两部交响乐，当他听了比才的《卡门》后，盛赞它为“地中海艺术”的典范。他这样说是与瓦格纳的“北方”音乐相对照。尼采早期对瓦格纳的理论和音乐迷得如痴如醉，很快就成为这位大师的朋友和捍卫者。后来他摆脱了迷恋，写了几篇文章批判瓦格纳的理论和作品；他在那些作品中看到了他所谴责的整个文化的特点：宏大、冗长、夸张。艺术如同人的灵魂一样，应该是贵族化的，其表现是从集中的精力和敏捷的感觉中产生出来的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卡门》就具有这些特点，不仅与瓦格纳的作品截然不同，而且与德国的学术和哲学慢慢吞吞、反复思考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尼采的文章在清晰和优雅方面堪与歌德和叔本华媲美，达到了这些被德国的传统所忽视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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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天生不受平民主义的传染。查拉图斯特拉之所以被他奉为模范贵族是因为他真正地独往独来，超脱于集体的热情。希特勒和他手下的知识分子把尼采奉为预见到他们的社会和种族信条的先知是一个错误。他们很快发现他并不适合这一角色，而且恰恰相反。于是过了不久就把他悄悄地扔在了一边。［可读乔治·艾伦·摩根（George Allen Morgan）所著《尼采的意思》（What Nietzsche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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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自己所属的文明有不止一种办法。最常用的是把上层阶级道德和思想的丑恶与被统治人民的坚强美德相对比。卢梭和杰斐逊使用的就是此种方法。他们把严肃持重的工匠和乐天知命的农夫作为理想的公民。托尔斯泰又下了一层，把俄国的农民作为赞颂的对象。这些选择并非凭空得来，而是与被认为是理想类型的人打过交道之后做出的。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拥抱这种原始主义之前也同样熟悉权势阶层的人，他本来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写出了称誉世界的文学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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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托尔斯泰对这些和其他的小说全部否定，同时也否定了西方的全部艺术成果。他努力表明小说和戏剧中再现的生活是多么矫揉造作，它们的题材是多么狭隘，任何不是在首都大城市成长起来，没有受到荒谬的习俗和刻意培养的兴趣腐蚀的人都会感到它们费解难懂。他对一部现代歌剧的描述是绝妙的讽刺文章，情节和制作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人猜得出他指的是哪部歌剧（请读他的讽刺文章《艺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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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尊敬的自然人是褒义的头脑简单的人，在世俗人的眼中他们愚鲁木讷。这种人善于劳动，忠于职守，为人谦卑。他们是基督徒，但不是东正教教会意义上的信徒，只听耶稣的话就已足够。托尔斯泰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心口如一。他在晚年和他以前的农奴一起生活，没有舒适卫生，也没有美衣美食。他为了教育农奴写了四本《读本》，是民间故事体裁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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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同圣人一样从社交界和学术界隐退的消息传到国外，造成了一个派别的出现。人们前来拜访这位当代的早期基督徒，或是出于好奇，或是要证实他们效仿他的决心。更多的人受到他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信念的影响，鼓吹和平的队伍因之更加壮大。当时，国际社会首次提出了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和建立一个捍卫和平的组织的希望。1898年，沙皇呼吁次年在海牙召开一次大会。26个国家派了代表参加，他们在会上讨论了裁军和编纂战争法的问题。他们在纸面上同意禁止使用气球投掷炸弹，也禁止使用毒气和达姆弹（柔头弹）。战俘应得到人道的待遇，冲突应通过仲裁解决。建立了一个常设法庭来指导仲裁，但诉诸法庭和任何对军备的限制都不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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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沙皇倡议这次会议是因为他没钱与别国在军力上竞争。不过他的倡议没有白费力气，8年后，威尔逊总统促成了第二次海牙会议。这次会议改善了仲裁机制，起草出了由各国签署的公约；这些公约规定了战争的规则、中立国的权利和追讨国际债务采用的办法。在这两次会议之间，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协会，它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14年。威廉·詹姆斯深知人的侵略本性需要发泄口，因而写了《战争的道德等效物》，建议募集青年去荒野中做苦工或提供社区服务，这预示了20世纪中期的和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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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战争的作战不会是假日出游或野营晚会。今天军人口中的“和平”是“准备打仗”的同义词。每一部最新的词典都应当表明“和平”和“战争”指的是同样的东西，有时是一种可能性，有时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无论如何一个长期成功的和平经济不可能只是享乐经济。我们必须把新的精力和毅力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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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效物》（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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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4年大战使和平主义成了叛国罪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作家，像罗曼·罗兰，在中立的瑞士这个安全的地方继续宣传和平。也是在瑞士，列宁和他那一小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刊物《火花》，与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科学家或任何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进行无休止的哲学辩论。比起思想和科学的新潮流来，他们是死守教条的反动派，他们的理想在将来得到发展的机会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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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主义十年也带来了文学方面的创新，但没有出现像画家造成的那种震惊。戏剧和小说的外在形式依然如故，不过创新者作品的内容却大不一样，尽管开始时由于常规小说的大量涌现而不太引人注目。随着译本的迅速出现，俄国作家的作品被西方大量吸收，他们对人物的处理手法与当时人的兴趣从身体向变化莫测的思想的转移不谋而合，并进一步加强了人对思想的兴趣。这样的兴趣变化也是符合当时的反唯物主义思潮的。俄国的小说，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常常难以解释，违背理智和自身利益，虽然有时这种行为与宗教习惯或祖先的传统有关，但比西方作家所习惯的描述更脱离社会。内心力量强于外部规范。这种新的观念使自然主义的小说相比之下枯燥乏味，并给小说注入了一种神秘感和恐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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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晚年的作品与俄国作家的作品基调完全不同，但深度一样，重点描写感情和思想的复杂纠缠，紧张的情节即由此而起。他对人物的处境、职业甚至行动只是寥寥几笔的白描，但读者一旦学会了如何读他的作品，就会对里面的情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经过150年后，小说行将抛弃它以创造的手法描绘历史的作用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只留下心理作为研究的领域。另外，詹姆斯在他的笔记中确定了使小说成为艺术品的方法：限制对话和对外部的描写，集中注意形式，即对主题处理的平衡和对称。据他说来，这包括人在面对面的思想冲突中所做出的那些会影响到对方的决定。大众和批评界对他的作品望而却步，说他的风格太过艰涩。他们没有注意到他那与感情保持微妙距离的文字和用来修饰感情的副词中时时会出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口语化的短语——这是自然主义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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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另辟蹊径，描述在奇异的地方或海上发生的暴力行动，并且锲而不舍地探索他笔下普通人的怪异想法和动机。醒目的事件和别致的背景使他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欢迎，相比之下，詹姆斯的最后三部小说几乎无人问津。康拉德被看作专写航海故事和革命性政论文的作家，反而从中受益。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很早就有人提出了理论。J·K·于斯曼与自然主义的领袖左拉分道扬镳，在小说中描写与社会状况无关的怪僻性格。他的第一部这类作品《逆流》有一篇长长的序言，里面为这样的写法给出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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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者本想研究灵魂，但他们最不了解灵魂。他们把生活看成一个整体，并只接受由可信的因素所形成的生活。现在我从经验中得知，在这个世界上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不总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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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斯曼《逆流》的“序言”（1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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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改革的小说仍然创意不足。主要的小说家，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保罗·布尔热以及他们的外国同行也描写人物的性格，但更注重对观点进行批评。其实他们写的是长篇论文，中间加以对话和情节使他们开出的苦口良药更容易让人接受。只有莫里斯·巴雷斯和皮埃尔·洛蒂在他们的“自我小说”中——在司汤达发明了这一体裁很久之后——表现了新的内容，叙述浪迹天涯的旅程和非同寻常的感觉和欲望，这些感觉和欲望助长了对自我和独特性的热爱。然而，还是有人不断提出对自然主义小说的反对。在于斯曼之后很久，弗吉尼亚·吴尔夫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提出了同样的论争。贝内特对英国各阶层的生活进行研究，他写的“研究报告”广为流传，他也因此备受尊敬。布朗太太是个想象出来的人物，按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说法，阿诺德·贝内特几乎完全是根据外部因素来描绘她的，从出身到阶级、衣着和家庭生活，她的思想和感情尽管也有所提及，但只是予以表面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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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显然是新世纪的主要关注对象，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作为文学的主要手法，有时用纯心理的写法，有时与惯用的社会描写混在一起。最纯粹的形式是人物的意识流。一位老一代法国作家爱德华·迪雅尔丹在一部中篇小说中曾插入一段他称为“内心独白”的内容。更早一些，狄更斯在一两段中表现了人物自言自语、信马由缰的语流。迪雅尔丹的发明未得到注意，狄更斯的尝试也没人记得。当然，这一手法是人为的，作者用它是为了表明一种观点。河流的形象流动易逝，谁也来不及把它记下来，乔伊斯后来在《为芬尼根守灵》中采用的手法结果是作茧自缚（720＞）。所有这些内省与90年代对物质现实的厌恶和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努力有本质上的不同。两者正好相反。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并未离弃任何现实，而是热情高涨地探索尚未被征服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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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中删去一切不专门属于它的东西：外部的事件、事故以及应在电影中表现的痛苦。小说应该把它们全部让出。就连描述人物都不属于这个体裁。纯粹的小说——在艺术中纯粹性是唯一重要的——不应该涉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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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伪币制造者》（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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