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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在巴黎爆发的另外一种恐怖主义没有宗旨，而是穷则思变的造反。肇事者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机动犯罪团伙。该团伙由20个青年人组成，包括17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在18个月内抢劫银行，洗劫枪炮匠的工场以获取武器，还杀了8个人。把他们捕获后发现他们面色苍白，营养不良。他们中间有4人在犯罪期间丧生。（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当时的大木偶剧场专演渲染可怕的暴力和鲜血淋漓的场面的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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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丰衣足食的年轻人也赞同暴力，但是目标不同。他们是法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决心要推翻共和国，拥立独裁者，或者复辟君主制；而且无论追求哪个目标都激烈地反对犹太人。一些受人尊敬的年长思想家启发激励着这些反德莱福斯和反共和的年轻人，有时甚至亲自走在街头示威游行的前列。这些思想家著书立说，表示对当时文化的彻底不满。不仅在法国，在意大利和德国也都有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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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议会对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要求仍然充耳不闻的情况下，新女性变成了激进分子。她们被屈尊俯就地称为主张妇女参政者，但她们的行为却没有一点儿淑女的样子。在潘克赫斯特夫人的领导下，这些年轻的女子在游行中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强攻下议院，把自己用手铐铐在公共建筑的门把上，或者放火焚烧这些建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与警察搏斗，被投入监狱后绝食抗议。有一位年轻的女英雄一心要做烈士，挺身站在赛马场疾驰而来的群马面前。与此同时，美国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在和平地进展。塔夫脱总统夫人也表示支持这一运动。为此目的，人们进行了许多游行和请愿，使得公众逐渐习惯于这个新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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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谋财犯罪在各个城市日益蔓延，但它仍然是一种专业性的活动，一般不使用暴力，很少复仇式的犯罪，没有街上的偷袭抢劫。警察基本上知道对手是谁，双方在进行心照不宣的游戏。刑期短而监狱生活十分严酷。若有杀人行为，动机都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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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杰夫人：“妇女需要的是参军的权利。给我一团佩剑的女骑兵，与一团有投票权的男人对阵。看看谁能打倒谁。俾斯麦说得好，这个问题只能用血和铁来解决，我相信他是装扮成男人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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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剪报》（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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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紧张争吵的月份中，巴黎和其他国家的首都正饶有兴趣地等待着一桩谋杀案的审判结果。一位著名人士约瑟夫·卡约是法国唯一一位努力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政治家，他通过放弃非洲一些不重要的土地化解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一份报纸激烈反对他的政策，发表了（偷来的）他在他的妻子还是他情妇的时候给她写的情书，以此来败坏他的名声。卡约夫人瞒着丈夫去报社要求总编停止发表那些信件，遭到拒绝时，她从手袋里拿出一支左轮手枪射杀了总编。［参阅彼得·尚克兰（Peter Shankland）所著《编辑之死》（Death of an Editor）。］这位被杀的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碰巧在帮普鲁斯特出版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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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夫人被无罪开释，但陪审团是历尽艰难才做出这项决定的。这件案子没有先例，各方进行政治辩论所使用的手段也绝无仅有。也许陪审团认为新型的新闻报道是煽动暴力。的确，法庭外面每日的喧闹使人无法进行平静的思考。暴民游行示威，对进出法庭的律师大声谩骂，每当卡约本人出现时就大喊“杀人犯”。暴乱者属于反对共和国的团体，特别是法国行动，这个组织因此被称为“国王的走狗”。他们并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意见与莱茵河另一边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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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应当在此介绍一下战前俄国的普遍心态。几十年来，俄国的知识阶层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斥责或策划反对罗曼诺夫家族的专制统治。暗杀、处决和发配到西伯利亚的盐矿做苦工都没能扑灭他们的反抗精神。小说和戏剧激励着这种精神的继续，由于政治作品必须经过审查，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和戏剧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还起政治宣传品的作用。1881年，宣布解放农奴并表示愿意考虑一些改革建议的沙皇被人鲁莽地杀害。这一事件造成了更多的处决和进一步的激进活动。到了19世纪90年代，反抗当局、渴望自由已成为普遍的情绪。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和戏剧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也因之成为反叛意见的领袖。1905年，俄国对日本战败后，知识分子和公众的不满情绪构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举行了一次有效的总罢工后，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暴力和政府的让步周而复始。工人同士兵作战，组织苏维埃（行动委员会）。议会建立了起来，由自由主义者担任领导。各省也不甘落后。然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军队的支持下，沙皇被宣布为独裁者（唯一的统治者），议会给予他控制所有立法的权力。反对派被以惯常的野蛮手段施以惩罚，流放到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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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希望俱已破灭。消沉和耽溺声色取代了活力和不同意见。高尔基不再是英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和戏剧成了有代表性的声音，表现了无力和绝望的情绪，还有对死亡的执迷和在一个冷酷的宇宙中生存的忧惧。［请读《七个绞刑犯的故事》（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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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耶夫感到难以承受的不仅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还有城市中人与人的疏离。俄国刚刚开始工业化，工业化典型的拥挤和冷漠也伴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社会观察家已经开始批评现代城市并提出改善计划使其较为适于居住。英国的帕特里克·格迪斯是这方面家喻户晓的人物，但这门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的新艺术的开创者其实是中欧的卡米洛·西特和其他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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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既然有这么多流血事件和提倡流血的宣传，为什么人们在回顾那个时期时还认为它如此理想，甚至可以称为美好时期呢？前文对此做出了回答（＜651）。这里只需说，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专注于对新事物进行创造、批评和欣赏，上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对发生的危机他们当然有所意识，但一两次危机过后，就不再去想它们可能会引起何种进一步的结果。无论如何，进行高等艺术和科学研究的人对这种事情毫不注意。是通俗文学描绘了现实情况。厄斯金·蔡尔德斯在《沙洲之谜》里面警告人们注意德国的图谋；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揭发外国窃取秘密计划的阴谋；才思无尽的E·菲力普·奥本海默在他的间谍小说中卓越地运用了新闻报道的资料，为后来一直大受欢迎的这一体裁确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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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诅咒你给的一切东西。我诅咒我出生的那一天。我诅咒我死去的那一天。我诅咒我的整个一生。我把一切都摔回你的脸上，你这愚蠢的命运。我要用我最后的一口气对你这个蠢货大喊：“受诅咒吧，受诅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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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耶夫《人的生活》（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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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精神依然牢固，因人们经常旅行于各个首都之间而得到维持。各种传记表明，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经常离家去拜访他们在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或圣彼得堡的同行。［可读约翰·卢卡斯（John Lukacs）所著《布达佩斯1900》（Buda-Pest 1900）］。他们一定要亲眼看到创作展览出来的那些赢得如潮好评或一片骂声的非凡的作品。由通信建立起来的相识发展成为友谊。期刊为数众多，一有新的东西随即报道。德国人特别以他们的放眼世界和从善如流而著称。［要读的书又是斯蒂芬·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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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化差距在缩小（＜679）。整个西方都为充满活力的共同文化而欢欣，它由于不断的交流而得到充足的养分，超越国家和其他的物质利益而兴旺发达。很少有人注意政治方面的事情，因为很难把繁荣活跃，需付出大量精力的艺术生活同任何政治事业结合在一起。对许多艺术家来说，公共事务不值得他们注意。他们对政治家、群众运动和新闻工作的轻蔑正如他们对整个商业的鄙薄。他们不仅看不起他们自己家庭的财富来源，也鄙视富裕的“传统”艺术家，更蔑视出版商、艺术品经销商或音乐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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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阶层这种对社会和政治现实傲慢的无知说明了战争来临时他们为何会做出那种反应：德国的几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宣言谴责“另一边”，好像被一个朋友和兄弟背叛了一样。几百名法国知识分子立即以相似的言辞做了回应。因为我们是无辜的，那么敌人就一定怀有恶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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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群众，他们听到报童喊道：“宣战了！”就像挨了当头一棒，心乱如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战争以前被说过无数次，说到战争的人怀着恐惧或希望描绘出所能想到的任何图景；但现在战斗迫在眉睫，这就像在灵魂深处发生了爆炸。各种各样的情感随即出现。有人惊恐万状，有人欢欣鼓舞；有因悬念终于结束而感到的安心，有积极的摩拳擦掌的热情，有消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所有这些情感展开的背景是一张张脸庞——儿子的、兄弟的、丈夫的、朋友的。除英国以外，每个国家都有强制兵役制。所有从18岁到中年——中年的年龄各国规定不同——的男人都收到一本身份小册子，具体说明如果发生战争去哪里报到，不再需要额外的召集令。这样，简洁地称为动员令的政策执行起来就节约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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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关心自己和亲人的同时突发了一种对无论尊卑所有同胞的兄弟之爱。危险和光荣使他们变为一个人人平等的紧密整体，共同面对不可知的邪恶。它还令人感到精神振奋，正义在握。战争这个大思想把一切都简化了，每个人都懂得战争并服从于它的单一目标。长期蛰伏的动机一下子迸发出来：英雄主义——无私地舍身捍卫祖国，保护妇孺；男子汉气概——冒着炮火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打败野蛮残暴、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在英国和法国，战争还有一层高尚的意义，那就是捍卫民主制度不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践踏，让那留着可笑的上翘的唇髭，头顶带尖刺钢盔的德皇尝尝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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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战争意味着从日常的琐事以及自私的个人小算盘中解放出来。一个新的生活就此开始，没有邪恶的念头和庸俗的自我放纵。把战争作为好事来提倡证明是正确的。从主题上来说，工业化世界的第一次战争把原始主义——卡彭特呼吁采用的治疗文明的方法（＜636）——与无人能够反对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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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解放这一愿望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实现。阶级界限不再严格，习俗规矩得到了放松。士兵摆脱了办公室朝九晚五或工厂朝六晚四的作息制度，也摆脱了家庭及其各种束缚。彼此窥视的邻居四分五散，分开的配偶如果愿意的话，各自获得了性自由，或至少逃离了一场不幸福的婚姻。对于同事、雇主或国家当局的敌意转而向着无名的敌人得到了合法的释放。这些很快就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推动了女权运动。妇女在“战争工作”中不可或缺，她们不仅做护士工作和为部队提供娱乐，而且还担任司机、办事员、工厂工人和“农场女工”。她们表明，在男性专有的领地中她们可以和男人做得一样好，而且经常比男人更尽职尽责。战争结束后不可能再借口她们没有能力而不给她们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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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战时的副产品以外，不断变化的战局造成的一些想法和态度扰乱了民众的思想，使他们彷徨无依，不知何去何从。西方文化的连续性被打乱。艺术家跨国界的互相理解一瞬间消失于无形。曾经被认为是欧洲战争的自动制动闸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遇到同样的遭遇。人们以为工人阶级最注重团结；党在不同国家的支部不会互相作战，而是会联合起来。事实却大相径庭。在英国，几个领导人退出了政治活动以示抗议；在法国，本来可能会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采取行动的让·饶勒斯在宣战的两天前遭到暗杀。1914年8月以后，社会主义者即使还记得唱《国际歌》，唱的时候也是口不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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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识阶层的分裂比政治方面的分裂更为严重，高雅阶层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根据定义——他们给自己下的自夸的定义——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思想者，总是紧跟艺术、科学和社会思想的最新真理。在法国，他们在关于德莱福斯案件进行的两派斗争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630；696）；但现在他们似乎丧失了判断能力，一夜间像羊群一样，集体变成了狂热的超级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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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转弯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不是它发生在所有的交战国中，由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完全在预料之中。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那种一致性，除了战争和敌人以外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从未出现过。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科学和社会学各界的伟大人物中，居然只有五六个人没有喊过所有流行的谩骂和浮夸的口号。如果把参与这种异常行为的人们那些言论一一记录下来会有数页之长，语意重复，令人痛心。［可读罗纳德·N·斯特龙伯格（Ronald N.Stromberg）所著《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和1914年》（Redemption by War：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举几个例子即可表明形势迫使那几个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些什么，以及拒绝随波逐流或逆流而上需要多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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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在自我牺牲中发现美，他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为了勇敢和武断的动机牺牲自己，他就是更大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顶峰是没有任何动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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