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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都自认正确的话，他们还害怕什么？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还争论什么呢？同盟国的首领德国人必须捍卫他们最近赢得的统一和他们在科学、工业和世界贸易中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宿敌法国和英国心存嫉妒，想破坏俾斯麦取得的成果，重新分裂德意志帝国以消灭这个竞争对手；而在东方，俄罗斯这个野蛮国家会夺取领土，进一步扩大它的多民族帝国；对奥匈帝国来说，它要通过“遏制”俄罗斯通过巴尔干造成的斯拉夫威胁来保证王朝的生存。除了自卫以外，每一方都有整个一套无懈可击的理由。以这种精神武装起来进行作战只能有一个目标，即务求完胜，所以才有了后面几年无休止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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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阵营来说，前面说过，和平民主这一保障必须维护，使其免受帝国军国主义的蹂躏。但这一论点由于俄国的加盟而有点儿站不住脚。更为有力的说法是德国无法无天，公然违背了近一世纪来保证着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当德国人说那条约是“一张破纸”，长驱直入这个“英勇的小国”的时候，他们这些匈奴人开始本性毕露。其实，英国也曾计划出兵比利时，但那是军事秘密。后几年的情况表明，全面战争无视中立地位，也不顾国际法的规定。人海作战意味着无情的、违反一切规矩的消耗战。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在战壕中或掩体内，以及任何必要的地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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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法国革命者在1792年首创的全民皆兵年代太久，人们已经淡忘。距离前一次在1870年发生的由机动的军队进行的欧洲战争也已过了44年。1914年8月，民众以为会听到前进、封锁和激烈战斗的消息。人们以为会由专业的军队，必要的话在征来的新兵的帮助下，进行规划周密的战役，以此来决定胜负。许多法国人确信“我们三个月内就会拿下柏林”。参谋部，至少协约国的参谋部也抱有类似的估计。他们估计骑兵会参加作战，1914年8月，士兵在巴黎周围的壕沟里填满大小树枝以阻碍马匹越过。制服还是显眼的颜色，法国士兵穿的长裤在德国染成红色，步枪、刺刀和大炮都是过去用过的。然而，德国的工业进步打乱了所有这些“备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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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中有些是全新的事物，并不都是德国人的发明：使用毒气；对首都进行空袭；用潜艇击沉船只，不管它们悬挂哪国的国旗，载有什么货物，以此切断中立国的粮食来源；使用教堂尖塔作为瞭望哨位，导致它们被毁；发行假货币以削弱敌人的财政；还有组织成大规模广告式的宣传。简而言之，集举国之力支持“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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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战略都遭到了失败。德国原定经过中立的比利时迅速打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因为东边的普鲁士告急说顶不住俄国的军队，于是只得从西面撤军去加强东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制订相应的计划，只是视情况临时采取措施，结果形成了长达几英里的战线上的对峙胶着的局面。这条对峙线很快成为一片疮痍，拉起了铁丝网，挖出掩体和战壕。这方面丝毫没有准备的士兵只能尽自己所能来应付忍受这种苦难。他们身处污秽之中——泥、水、虱子、跳蚤；还要随时防备敌人发动攻击，攻击的目的是通过消灭战壕里的每一个人来占领阵地。先是狂轰滥炸，倾泻大量的炮弹来杀伤敌方有生力量，然后再赶尽杀绝。一切都是大规模的，包括伤亡人数：一天伤亡5000人是正常的事。多年后，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在他著名的小说中写道，战报把这样的一天说成是“西部战线没有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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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疲惫地踉跄走过板道。伤员一头掉进弹坑，有被淹死的危险。骡子滑下板道，经常淹死在旁边的大弹坑中。大炮在泥沼中越陷越深，直到完全无法使用；步枪糊满了泥巴，开不了火；就连食物也沾上了无处不在的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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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麦肯蒂上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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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对人的作战中，人是可以被牺牲的，如同火药和炮弹一样；士兵虽然重要，但比不上在军火工厂工作的男女。更重要的是制造军火的原材料、购买军火的资金和发明更好更新武器的创造才能。大战中发明了坦克和称作“法式75”的小型机动炮，还有航程远的潜水艇、阻塞气球和防毒面罩、各种飞机、武装飞艇（齐柏林飞艇）以及大口径大炮，如“贝尔莎大炮”，它可以从75英里远的地方向巴黎发射炮弹。我还记得它的威力，比吵闹的鸽子（“Tauben”）进行的空袭还要可怕，因为大炮可以在一天中任何时候发射，而飞机夜袭只集中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事先还有警报。夜间去防空洞藏身对我们孩子们来说是好玩的事情——刚开始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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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接近尾声时，连16岁的孩子都被征召去当兵，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战壕。首次动用了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征来的部队，但还是不够，不过这标志着第三世界的人民在欧洲国家定居的开始。人们始终希望能在长长的战线上突然向前推进，发动“进攻”，使敌人阵脚大乱，落荒而逃，就此结束战争。1916年，德军在凡尔登的行动在4个月内消灭了大约70万人，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同年在索姆，英军一天之内就牺牲了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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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同样没有结果。也是在1916年，在日德兰进行的战斗表明德国人在战术和准确度方面高于英国“伟大的海军”，但在规模和数量方面却不敌英国的主力舰。英方损失的战舰以吨位计是德方的两倍。后来，德国的所谓无限制潜艇战大肆破坏商业航运，结果促成了美国参战。美国带来的新兵力和军需给进攻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消灭了德意志和土耳其帝国，把奥匈帝国分为小块，把骚动的巴尔干地区留给政治家和记者处置，由他们重新绘制西方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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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难于登天，主要是因为列强首脑之间谈判达成了一些秘密条约，商定了将来的分赃。他们互换省份，丝毫不考虑当地人民的民族权利或其他的权利。这还是老帝国的行事方法。这些条约在战后被披露出来，引起强烈反感，因而提出外交公开的要求。从此，大使不再重要，国家领导亲自去开“首脑会议”，这种会议总有新闻记者参加，与会者有意泄露某些情况，会议结果经常含糊暧昧。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自私的、报复性的规定注定战后的新地图不会稳定。要求德国付出物质赔偿和企图使她永远处于衰弱状态，是因为战胜国仍然抱有关于胜利的过时概念，对中欧的特点也还是老观念（7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此进行的揭露使他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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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此书出版之前，在战争还未爆发的时候，已经有人指出了以战争作为谋利手段的徒劳和危险。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的英国记者就此向西方所有有头脑的人发出了警告。1909年，他写了一本题为“欧洲的视觉幻想”的小册子。主题很简单：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对战胜方和战败方都是极大的损失。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安吉尔把它扩大，写成了一本论据充足的著作，题目是“大幻想——对国家的军事力量与它们的经济和社会优势之间关系的研究”。他在书中引用了怀有这种幻想的各方领导人的话。他表明，现行的国际金融运作使得各国的财富息息相关。敌对行动会造成所有各国的共同损失；殖民地不是资产，而是消耗，因为需要给它们补贴；吞并它们或战败国的一部分领土，或占领战败国以索取贡赋反而更是浪费。此外，现代战争耗费巨大，难以承受。所有参战方的一切资源都会被榨干。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能从胜利中获益。20世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将是貌似争取自我利益实系自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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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论点清晰、节制、说理有力，所有认真读过它的人都心悦诚服。但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是一回事，依照新提出的正确道理采取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习惯、社会压力以及听天由命的心理使得行动按照已经确定的轨道向前滑动。《大幻想》没有被人记取，而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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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伊始，各交战方国内的思想宣传战也随之打响，伴以对持不同看法的少数人群起攻击。首先，“敌方艺术”必须从舞台上、博物馆里和音乐厅中禁止。这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学术著作来表明敌方的思想家早已造就了敌人凶恶的侵略本性。从历史中找出了论据：对协约国来说，日耳曼人从来就是野蛮的强盗；他们摧毁了罗马文明，横行于可怜无依的西方，他们永久的座右铭是“强权即公理”。黑格尔、费希特、尼采都颂扬战胜国或攻无不克的超人，用尼采形容这两者的话来说，它们是“金发的猛兽”（＜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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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有相应的理论，在某些方面立论还更实在一些：法国虽然衰落已久，但过去却一心要统治中欧。在他们兴盛的时代，中欧是他们的游戏场；他们一次又一次进行侵略，蹂躏那里的弱小国家，使它们贫穷落后、人口稀少、四分五裂，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慢慢地，从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民族意识逐渐发展起来，最终于1871年在凡尔赛取得了胜利。德意志民族合法地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在法国造成了君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复仇主义者的兴起——他们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坚信再次分裂德国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对他们自己派别的兴旺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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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会插一脚。它的一贯政策就是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总是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作对，目的在于通过海上力量和贸易统治世界。德国人个性高尚、勇敢、真诚（再加上科技方面勇于创新），当然会鄙视堕落的法国人和拿破仑口中那群开杂货铺的英国人。双方的舆论领袖就这样集体背叛了他们最优秀的传统。这还没算上他们对真相的巧妙文饰，他们（等于是）在为十几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到那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又开始攻击或捍卫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再次表现出来的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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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片狂热中有两个突出的例外，一位是法国的小说家和音乐学家罗曼·罗兰，另一位是剧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萧伯纳。1914年晚期，罗兰发表了一本小书，题为“超越混战”，在里面说明了西方文化的一体性和当时所有互相指责的愚蠢。他马上遭到谩骂，被斥为叛徒和间谍，他战前的名声被一笔勾销，说是当时看走了眼。他写这本书时住在中立的多民族的瑞士，但这一点不能磨灭他在战争期间直陈己见的勇气和头脑的清醒冷静。不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欧洲各国的精英所受到的那种感染力的强烈程度——伯格森、阿诺德·本涅特和托马斯·曼等人都受到了传染，但请注意理查德·施特劳斯却没有受到传染，他拒绝签署德国的宣言（＜699），说艺术家不应就政治和战争发表意见。他前后一致，在15年后那场续发的战争中也没有提出抗议，因而招致了许多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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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14年，法国的文坛领袖阿纳托尔·法朗士亦缄口不言，而且在被问及时表示愠怒，使朋友们和大众惊讶万分。他拒绝加入那场大合唱。最后，在各方的夹击下，他只得写了一些关于祖国的宣传品，但写得如此肉麻，只有头脑幼稚的人才会以为它们是发自真心。只有英国的几位政治家，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辞去了公职，去过半退隐的生活。［可读萧伯纳的《关于战争的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他在书中巧妙地把因战争而发热的头脑中产生的套话口号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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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言论到集体态度，目之所见尽是理想主义失去控制，并由于相信维持理想需要谎言和仇恨而进一步堕落。诚然，几百万人民为国家和他们在前线作战的亲友的命运一直在担心，这种情况总是妨碍着冷静的思考。在初始的震惊和愤怒的愕然以后，人们找到了各种办法来应付现实，适应感情上的压力。现实不仅包括对战事的了解或猜测，而且还包括家里发生的眼见得到的事情：家庭生活破裂，像离婚一样糟糕；事业、职业中断，生活只能靠一点儿微薄的政府津贴；社会等级和礼仪淡化或被取消，连衣着谈吐都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致使资产阶级的骄傲和舒适全部丧失。简言之，出现了一股未曾预料的平均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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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兹矿泉水。查一下地名索引中“塞尔茨”——会看到什么呢？“普鲁士村庄，距埃姆斯边的美因茨40公里，以出产矿泉水著称。”看了这个之后，我看你还敢不敢在喝开胃酒时掺兑塞尔兹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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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午报》，19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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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平均主义还要求，任何人只要没有身体残疾，都必须参军去守战壕。这导致在艺术、科学、智力领域中，以及总的来说名流人士中最强壮的成员比例减少。艺术品、建筑、图书馆和类似的东西也同遭厄运。原本双方都宣称作战是为了捍卫每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却毫不顾及代表着这种遗产的物品和人员。考虑到当时的情绪和能力，这也确实很难做到。到了下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吸取了教训，宝贵的艺术品和工作者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浏览亨利·拉法热（Henry Lafarge）的《幸运的欧洲》（L’ Europe Blessée）（虽然标题是法文，其实是用英文写的）。］民意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人以言论或行动反对敌人的经典作品。只有零星的一两个哲学家或历史学家提出论文来证明，卡莱尔和哪里都少不了的黑格尔煽动了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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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平民如何调整适应1914～1918年间不断变化的紧张和压力，需要对每个国家中不同的群体进行逐个调查，这本身就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能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各国人民典型行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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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死亡景象的一个办法是求诸招魂术。柯南·道尔决非唯一笃信此道的知名人士。许多男女——经常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渴望同他们死去的亲友交流，算命先生突然大受欢迎，财源滚滚。另一些人因目击过死亡，心灵遭到创伤而变为无神论者。在前线，终结还有另外一个效果：经过了几个月的战壕生活后，危险的诱惑奇怪地转为死亡的诱惑。“来死吧，”鲁珀特·布鲁克喊道，“它将使你如此快乐。”弗洛伊德观察到这种新的迷恋后猜测人的心理中存在着求死的愿望。少数几个人出于伦理学或基督教教义变为“良心反战者”，只有英国对它的国民有这样一种分类，对这种人要处以监禁。在欧洲大陆，唯一相应的拒绝作战的办法是要求去抬担架或开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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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焦虑助长了间谍怀疑狂。间谍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雇主对他们提供的情报经常不予置信，或未能及时使用。事实上，两次以间谍罪处死的公开处决都是错案。伊迪丝·卡维尔只是一个帮助士兵逃跑的护士，玛塔·哈里（后来用她的故事写了一部音乐剧）只是在表演她自己作间谍的浪漫梦，其实并未进行任何间谍活动。任何人（或物）只要有德文名字，或听起来好像是德文的名字，都会被告发。许多本国人和外国人被拘留；还有人遭到解雇，夫妻离散；最好的下场是被社会所孤立。（1917年后，德裔美国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那年8月初，欧洲凡有外国名字的店铺大都窗户被砸破，生意做不下去。比如在法国，一家叫作玛吉的瑞士乳品连锁店即因此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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