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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同在法国一样，改名成了一种安全措施或忠诚的证明。我们所知的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原来叫福特·马多克斯·许弗，他父亲是位德国音乐家，长期侨居英国。英国王室开始是汉诺威王室，不久前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现在改名为温莎王室，而它的亲戚巴滕贝格（Battenberg）家族把名字中的一部分巧妙地做了翻译，成为蒙巴顿（Mountbatten）家族而煌赫显扬。不幸的是，谁如果有达克斯德国种的小狗（小猎狗）而招致嫌疑的话，做主人的除了把狗扔掉别无他法。狗的样子太明显了，改名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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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稍微偏离正统的言论都可能招致指控。G·洛斯·迪金森这位出色的学者和散文作家就被他愤怒的同事们逐出了剑桥的国王学院。萧伯纳居然逃脱了迫害真是个奇迹，也得归功于他的论辩技巧。这种多疑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并不奇怪。战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夹在理性的反感和对失败的恐惧之间，唯一的发泄口就是信口胡言，把自己的挫败感任意倾倒在他人头上。现在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荒诞派就是在那场大战中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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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抢劫、迫害、谩骂、侮辱、殴打。我们凶恶地夺走可怜女人的微薄积蓄；我们抓住一个穿过伦敦想去和妻子温存一下的男人，像惩罚最凶猛的恶棍一样整治他。报纸的编辑刊登出一些可鄙的来信，要求德国战俘死后不能被作为为国捐躯的军人埋葬，而应被扔在粪堆上“像狗一样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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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关于民众狂暴的反德情绪（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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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早在1918年之前就看穿了这场大幻想，或发现了互相消灭的徒劳，但他们只是默默地把厌恶藏在心里，同时又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力感。另一些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更加强了战斗的决心，不是希望取得光荣胜利，而是为了赶快结束战争，期望尽快把仗打完好恢复和平与理智。掌权的政治家也想早点儿终战，他们还有一个希望，想在和平时期的竞选中击败反对党和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这两个目的说明了政府内部为何不断出现不同意见，以及为何经常变换作战方法和撤换将领。除了在个别地方和个别时间，每个国家的作战都由于竞争和误解而大受掣肘，一片混乱，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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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任务实在十分艰巨。全民皆兵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后方的人必须同前线的人一样领取工资，得到食物和保护，受到严格控制。必须维持人民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样，几次三番的征兵才不会受到反对。一方面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充分运作，另一方面必须对信件和报纸进行审查。战略及全局指挥方面的决定需要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包括内阁中持不同意见的成员、盟国的首脑，还有公共舆论。因此，失败必须予以粉饰或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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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交部、在唐宁街、在财政部、在爱尔兰以及从把海洋事务中管理海军的责任从海军大臣手中转到亲德的外交部这件事中，都看到了暗藏的手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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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怀特《暗藏的手》（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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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说明意义的是，战壕里是思想控制最早和最经常溃败的地方，在那里，动听的言词竞争不过实际的和道德的感受。战争爆发不久，对垒两军士兵之间的友好交往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下去。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的节日时，双方停火，人在相同的处境中发展出一种同伴的感情。1917年，经过了两年半的苦难和对一个无法攻克的阵地多次徒劳无功的攻击之后，法国前线爆发了兵变。兵变被镇压了下去，消息秘而不宣。（1998年，法国的总理说那些哗变者值得尊敬和纪念，新闻界同意这一意见；英国人也宣布参加兵变的英国士兵无罪。）81年前，当时占了上风的德国人提出讲和。这一建议遭到拒绝。然后传来了美国对德宣战的消息，给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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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幻想造成的损失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人说52个月中有1000万人丧生，两倍于它的人受伤。其他的估计有高有低。作这样的估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损失涵盖的范围远不止死亡。伤残的、得结核病的、患不治之症的、患战斗疲劳症的、悲伤的、发疯的、自杀的、一蹶不振的、被毁的事业、被埋没的天才、未能出生的生命，这些都是损失，是无法估量的。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詹姆斯·肖特韦尔教授主编的战后调查报告《世界大战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卷帙浩繁，无法细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没编完。只要看一看里面的小标题就会使人充分意识到这场道德和物质破产中每一项的巨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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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停战了，但伤亡并没有停止。中欧爆发了斑疹伤寒，一种称为西班牙流感的致命病毒性传染病流行于全世界。另外，正如赫伯特·胡佛作为负责欧洲救济的专员所提出的著名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战后的欧洲大陆上，大片地区的人民忍饥挨饿，无家可归，疾疫横行。在年复一年地挥霍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血战之后，不可能指望战争一结束就马上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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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也并未随着1918年的停战而终止，虽然那个日子仍然被庆祝为大战的结束。小型战争还在零星地进行，在俄国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战斗，还有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北部意大利的战争。除了俄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以外，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经历过自己国土上长期的消耗战，似乎愿意为了并不明确的收益牺牲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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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不顾一切地牺牲人员必然使战后世界的人才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切断了与战前文化的必要联系。这方面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协约国的对德政策。它们采取的财政措施正是诺曼·安吉尔所揭露的谬误，在中欧制造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在此仅举一例用以说明它们的压榨：到1921年1月，即条约签署后大约18个月，德国已提供了价值200亿马克的货物，协约国却说那些货物只值80亿。作为惩罚，它们又用德国的钱占领了德国更多的工业中心，并对协约国进口的德国货物课以特别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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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同时还要求德国每年交出一定数额的现金和像煤炭这类的产品以达到320亿马克的总额。通货膨胀流行，煤炭运输滞后，于是法国占领了产煤地鲁尔。在那里，它煽动了一场把莱茵兰变为一个单独国家的运动，但没有得逞。与此同时，最富有的德国资本家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把投资转向国外，进一步加深了德国人民的困苦。当然，协约国也得偿还所欠美国的债务，美国正在紧紧相逼。协约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不断搬演着一幕接一幕的大幻想。20年后，当希特勒经由德国人民正当选举登上权位的时候，它们对这样的结局居然大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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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不久后，有远见的观察家就预言有可能会发生又一次大战。显然，西方文明进入了一种不可能完全复原的境地。无论是物质上还是道德上的破坏都深入肌髓，把创造的能量掀离了轨道，先是流于轻浮，然后就进入了自我毁灭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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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预言家和小丑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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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死亡没有得到宣扬，甚至没有记录在案，这就是不懂艺术的庸人的消亡。这个疏漏无疑是由于他们从未被称作过英雄，虽然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19世纪每一派新的艺术和文学的产生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是遭受嘲笑，然后得到接受，最后被人颂扬，花费公帑收藏在博物馆、图书馆和音乐厅中；而庸人对任何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学一代又一代地提出同样的批评抗议，这无疑需要最顽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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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主义十年晚期时，不懂艺术的庸人还是生龙活虎的（＜647）；然后就同所有其他人一道消失在战壕里。到了1920年，他们中间活下来的人奇迹般地脱胎换骨，却没有变成审美家，而是变成了趋炎附势的胆小鬼。对于这新的一类人来说，任何作为艺术提出来的东西都自动值得尊敬和认真的研究。如果一件新作品或一种风格不容易让人喜欢，哪怕看了令人难受，甚至令人反感，它也仍然“有意思”。半个世纪以后，除非评论家认为它“令人不安”、“令人心惊”，或显得“残酷”、“变态”，否则它就被贬为“传统”，不只是没有意思，而且不值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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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争的冶炼，愚蠢的资产阶级成了20世纪中期和晚期驯服的消费者。他把任何先锋派艺术的存在看得如同地球是圆的一样理所当然，哪怕它使人绞尽脑汁仍然不明所以；艺术的地位如同主教公会一样神圣。用这个比喻并不夸张。艺术多次被定义为人类最高的精神表现，它在一个方面甚至高于宗教，因为它是唯一不会导致杀戮的活动；它实际上是从人生注定的苦难中的解脱。此外，艺术家还是《圣经》意义上的预言家。艺术作品一贯被称为“对生活的批评”，是对现世罪恶的谴责。艺术巨擘强烈坚持对艺术的这种看法，公众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艺术是消遣，还有些人的生计与艺术有关。社会的柱石——商业、教会、政府——也表示同意。把艺术当作宗教来信奉的潮流在20年代早期赢得了最后胜利，大众现代主义即从此开始。19世纪初期首次发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终于使有文化修养的人明白了它的真正含义：“为生活而艺术”（＜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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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开端定在这个时间就不会与现代主义的两三个其他用法混淆起来，同时又不影响现代（没有主义）这一历来用以界定1500年以来时代的词语的含义。我们已经看到，1500年时，中世纪一词还未使用，现代意味着“常见”，含有新的、流行的意思（＜224）（拉丁文Modernus的词根是Modo=最近）。从新的、常见的这个意思发展到新的、非同寻常的意思，这一过程历时经久。在这方面，19世纪早期又是一个转折点。在19世纪30年代，戈蒂埃率先把现代用作褒义词；40年代，夏多布里昂提出了现代特色一词；50年代，波德莱尔发现已经可以用“现代”作文艺批评用语。举个小例子：法国书志学家奥克塔夫·于扎纳多年负责编辑《图书》，1890年他把它改名为“现代图书”。这种对现代性看法的改变使艺术同科学联起手来，共同传播“最新即最好”这一20世纪的信条。现代主义者总是向前看，是天生的未来主义者，因而扭转了前辈智慧弥足珍贵，应谨慎保存的旧观念。以此推论，任何旧的东西都是过时的、错误的、乏味的，或三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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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一些青年才俊的深刻信念。他们热切地吸纳新的、惊世骇俗的东西，不像那些脱胎换骨的庸人，得强忍着肉体的反感才能接受。他们经历了战争的凶残，而这战争正是他们愚蠢或邪恶的长辈造成的。新生活必须摒弃一切旧的错误，充满新的愉悦。追求快乐是头等大事，要张开双手拥抱生活，宽容人的（包括自己的）怪异行为，满不在乎地面对压力。海明威说，勇气是在压力下仍然能表现出优雅，他下此定义时一定想到了上述最后一点——这是个古怪的概念，因为肉体的勇气可以表现得不优雅、丑陋，也可以是绝望的孤注一掷。不过，若用于道德上的抵抗，这个说法则贴切地反映了那时的情绪。在战争刚结束的宽松环境中，这种对过去的弃绝，加上为了不久前经受的苦难给自己的各种补偿，是最不费力气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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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生了信仰和感情上的断裂，但在大战和下一次战争之间这段时间中，有三个运动仍然在向前发展，它们其实在为了方便起见称为90年代的那个时期即已经崭露头角。19世纪晚期开始的这些运动也是对当时的反叛，所以它们在战后继续发展与当时的普遍情绪正好契合。若不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的目标可能在20年代即可达到，而不必推迟到50年代和60年代。这三个运动是性解放、妇女权利和福利国家（＜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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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是道德、社会和政治习惯的变化，而20年代和30年代在记忆中留下的印象主要是那个时期的艺术和浮嚣的风气，结果人们忘记了，在这个时期内，向着20世纪末的道德观和政治迈出了第二步。19世纪90年代发端的解放到20世纪中期达到最后阶段，但20世纪中期反而被看作许多事情的开始。既然不可能一支笔同时描述艺术和其他方面的现象，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艺术这一自始至终都更引人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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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早期，出现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划时代的五六部文学作品，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那些作品出自上一代作家之手，在战争期间酝酿而成，触及了每个人最近都有过的经历。T·S·艾略特的《荒原》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代表了幸存者的思想和感情。诗的第一句“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点出了凄凉的主调。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再从莎士比亚到勃朗宁、惠特曼，历代诗人都把4月歌颂为最温柔、最亲切的月份。现在4月所代表的一切，特别是生殖力，引起的只是冷漠；生命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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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接下去记录了在那场苦难中产生或活跃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事实、思想、迷信和兴趣。艾略特的第一组诗已经预示了“荒原”；荒原代表着大地和灵魂，代表着毫无意义地共存的东西。艺术和它的夜莺、卡巴莱歌曲的片断、佛教的虚无主义；高尚的渴望最终成为庸俗无味的玩笑；满心厌恶地承认性欲的存在——这些互不相干的形象和情绪证实了所有事物之间界限模糊，世界乱无条理。《荒原》本身是欧洲文化一个时刻的结晶，是自从歌德的《浮士德》和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以来唯一的这类作品（＜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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