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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的外观到表象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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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画中的东西可以对它们的内部结构有所了解，（但当看到输入计算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与脑子里的计算过程相类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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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米勒谈绘画中的某些效果（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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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领域中，当今最明显的荒诞包含在相对主义这个莫名其妙的词中。目前该词的误用后果严重，因为它影响到了人对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解，打乱了关于目前道德的任何推理过程。反对相对主义的强烈抗议十次有九次是习惯使然，而且是未经思考脱口而出的。每个人似乎都理应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它变成了一句老生常谈，代表着造成所有放纵行为的原因；腐败或丑闻被算作相对主义人生观的产物。若与自由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意味着自我感觉良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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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者（据对他的指控说）否认存在着固定的对与错，好与坏。这样就为跟随任何时髦的行为铺下了基础——“做什么都行”，“谁都这么干”。相对主义和良知是截然不同的对立面。这里面说的相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灵活、适应性强、不断变化、在类似的情形中提出不同的标准。道德规定“不能撒谎”。相对主义者则说：“考虑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我会毫不犹豫，或毫不后悔地撒谎。”——比如为了阻止罪犯，免使他人焦虑，或任何其他的正当理由。于是反对相对主义的人引申说，这样的人会欺骗，偷窃，沿着不道德的梯子一级级走上去，每次总会提出一些“相对”的具体情况作为借口；或更为可能的是没有任何借口，因为相对主义变成了习惯，支持它的唯一理由就是自我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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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指控说相对主义者在道德守则、宗教或文化之间不作区分。所有这些相对于它们的地点和时间，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存在方法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正如5之于10等于10之于20——乘了之后就得出100=100。这种意见针对的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态度，他们在著作中使用的是与地方和时间相关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标准。他们认为有同情才能理解。举例来说：人类学家宣称，在一个不懂数字的部落中，如果有一个人能数到5，他就是数学天才。历史学家把16世纪一位容忍所有基督教派别的统治者称为道德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先驱。谴责相对主义的人从这些相对的判断中推断说，相对主义者认为只会数到5的人和爱因斯坦不相伯仲，宽容的统治者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平起平坐。这是个逻辑上的严重谬误。相对的判断并不代表最终的评价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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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这一词语的误用中隐藏着的荒诞。西方文明可以当之无愧地夸口它发展了多元的思想和机制。它在一个政体中容纳了互相矛盾的宗教、道德守则和政治学说。它们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对于它们各自的优点或价值则不予评说，更不提它们彼此平等，因为这样的说明毫无意义。攻击相对主义的人对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容忍并无异议，他们是受益者，但他们对此却绝口不提。与相对主义对立的是绝对主义，而绝对主义意味着只有一条原则，只有一个衡量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因此要问相对主义的反对派：“我们该采取和强制推行谁的绝对？”多元国家中各种派别多如牛毛，每一个宗教都分好几个教派。两种主要语言的彼此竞争会造成国家的严重分裂，比利时和加拿大就是例子。但如果每当多样性造成混乱时都归咎于相对主义，就掩盖了那些必须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一方面拥护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又抱怨没有一个治愈道德疾病的绝对办法，这样的荒诞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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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思考就会看到，任何运用思想的人都在不停地使用相对的标准；这是头脑进行判断的运行方式。对比两个长度时，会把它们与尺子相对比。法官或陪审团把案情与法律相对比。在绝对的法则下，仍然需要同样的对比程序来判罪量刑。没有哪个标准能像自动机器那样运作，一个文明社会也不能没有需要斟酌适用的可变标准。法律是法律，但法官对初犯者的判决就比对有前科的累犯者的判决轻。在具体情况中的不平等待遇是明智的行为规则，例如，儿童的饭量或药量就是相对于他的年龄和体重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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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比我们想象得更为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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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可救药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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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剥开橘子，分瓣吐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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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的多样而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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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麦克尼斯《雪》（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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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哪怕是几条根本的行为原则是四海皆准、不容更改的呢？看来是没有的。就连“汝不可杀人”都不是。在11世纪，绝妙的习惯法刚开始的时候，偿命金是通用的规则，即杀人要付罚金；murther（谋杀）最开始是罚款的意思（＜228）。过去在爱斯基摩人中，一个人杀了人会被逐出自己的部落，他离开后，邻近的部落会二话不说地接受他。最先进的国家也允许自卫杀人。战争亦然，它可以算作远程自卫。大战时基督教神职人员就是以这种相对的方法来解读第六诫的（＜701）。绝对一致的人类良知似乎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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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为了社会的和平和安宁，大部分社会都严厉谴责并惩罚杀人和对人身的各种伤害，在严肃的事情上撒谎和毁诺，以及欺骗和偷窃的行为，如果财产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的话。但具体的法律却千差万别，在不同的时期相互矛盾。在财产领域，1880年西方商人的道德良知与他1980年的后代迥然不同。这种分歧也存在于各地之间：重婚在西方是触犯刑法的，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却是向着获取社会地位迈出的第一步。当反对相对主义的人对道德的现状痛心疾首的时候，他是在把现状与先前的一种状态相对比，他以为先前的那种状态是固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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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个顽固的套语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可能应当把它改为关联主义。这样就会看到，科学正是不折不扣的关联主义。科学的全部努力就是通过使用物质或数字的标准来确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最终确定一对对精确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联。做到了这一点后，即可为了实用的目的导出各种比例。艺术的形式是由各部分之间微妙或生动的关联所构成的，无法通过绝对的公式来达成。社交技巧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造成了开化和文明，而技巧则纯粹是最微妙的关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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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一样，在许多地方留下了小型的冲突，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似乎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世界发展的道路。这两个超极大国无法达成和解，打了40年的冷战，也就是代理人战争。对德对日战争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紧接着分崩离析，产生了一大批小国——不是民族国家——它们和它们的战争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两个主要大国的对抗。自那以来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西方民众一直对在东欧和东南欧、中东和远东、南非和非洲各地的争斗密切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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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不断分裂，共产党夺取政权，随后又发生反独裁斗争，这样的情况连续不断，造成旋转门似的效果（还有地理名称的不断变化），使得和平的大国受制于侵略性的小国。在许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煽动民众的情绪却不促进团结。为了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维持一定的秩序，原有的国家担负起了警察的任务，但也只能管理某些地区，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仍有武装分子在进行抢劫和屠杀，以图在刚刚从一个大国分裂出来的小国中再割出一块自己的地盘。有人说通讯的速度和世界各地对西方娱乐和西式便利的需求终于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这样的夸耀在各个人民之间阿米巴变形虫式的分裂面前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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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争取另一种自由的运动，改变了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愤慨引发了南部各州对当时现状的反叛。黑人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内战结束时就已经写入了宪法，但罪恶的习惯却一直不准他们享受。在明智、勇敢、雄辩和温和的领袖的指引下，他们的群众行动自制而不过火，没有酿成血腥的混战。全国上下都认为黑人运动合情合理又合法，带领黑人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杰出人士，以先知命名的马丁·路德·金的生日现已被定为全国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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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发生的事并不完全如人所愿，消除偏见的过程是缓慢的。此外，采取的一些步骤凸显了种族的概念，把它变成了文化各个方面中决定性的因素。1964年，立法者通过了一项强迫实现公平的法令，这是明智之举，但后来，某些公共和私营部门做出强行规定，以确保给“少数群体”就业或升学方面的优先，妇女也被包括在“少数群体”这个荒谬的词中。这种新特权增加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相互敌视。在欧洲，同样的混乱政策破坏了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及国外，国家丧失了不偏不倚的美德，因此也丧失了道义上的权威，无法再要求所有人都奉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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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意在遏制远东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场战争。在那次战争期间，爆发了广泛的青年反战运动。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越南的丛林中作战的美国军队无法击败来自北方的游击队。在美国国内，机警的大学生逃避兵役。学生中天生的领袖依靠各方提供的帮助和金钱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很快，这种不满就变成了对“制度”的谴责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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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突于1965年从加利福尼亚州开始，随即向东蔓延，到了1968年，东部各所大学都陷于瘫痪。运动发展到了欧洲，几乎推翻了法国戴高乐的政府，影响到了英国和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也有零星的影响，它还给本来是纪律森严的日本大学造成了动乱。动乱以各种形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它给一代人的思想打下的烙印至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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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年轻人以20年代英国和平主义的反战情绪——要做爱，不要作战——为出发点，吸取了马克思主义风行的30年代反资本主义的激情，再根据自己的倾向把这些感情与原始主义或虚无主义糅合在一起。有些反叛者组成公社，像早期基督徒或19世纪向往乌托邦的团体一样生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财产共有，劳作分担；还有些人躲在地下室制造炸弹，用炸毁工商企业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观点。欧洲的大学生无须住宿，人数比美国多得多，而且自12世纪就有暴乱的传统。他们的愤怒产生了政治上的结果，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让步，这些让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并使他们得以继续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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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动的纲领因各国或各城市的情况不同而各不相同。在发生在芝加哥的一场遭到残酷镇压的示威运动中，散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列举了八条要立即实现的愿望，其中有废除货币和“人人都是艺术家”。一些艺术家很可能认为他们自己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对社会现状的反叛。后来，加利福尼亚州一所著名大学举行的一次抗议邀请了一位在国家政治中十分活跃的教士参加，示威中，他和人群高喊“西方文明不能要”的口号，这次示威即因此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他们所说的西方文明是核心教程中的一门课，但对它的谴责却不是因学术的原因而起。这个题目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情，今天这种感情仍然广为接受，在大学讲堂上得到有系统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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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美国学生有一条真正值得抱怨的理由，但在他们的讲演和传单中却几乎没有得到反映，那就是教师对他们完全不管，把他们丢给助教。教授缺席是由双重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联邦政府不仅把科学领域中的专家招去为战争服务，而且还征用了从外国语言到海洋历史各个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各基金会重金贿赂大学，请它们派教师队伍中的出类拔萃者去掌管基金会所设的社会学和其他方面的项目，设立这些项目的人过去也曾是教授，他们掌握着决定拨款的大权。他们还在校园里建立了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基金会因此而取代学校和学生成为教师忠诚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的经济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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