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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的头发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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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让我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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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兰恩《纽结》（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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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和剧作家也不甘落后。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是虚假的表象，事实上，它现在成了对现实的感伤性的文饰。为摒弃这种手法，他们创造了各类文学的荒诞形式。有以荒诞命名的戏剧，其实原来的名字“残酷戏剧”更具有说明意义，作者有安托南·阿尔托、贝克特、哈罗德·品特、尤内斯库等；阿尔贝·加缪和其他一些小说家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同样的新道德规范。这些人的努力一致表明，荒诞与反理性是用以解释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法，也是各种艺术的表现格式。这与科学的情况构成了奇怪的对应，科学研究大自然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与常识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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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怨尤无论多么符合时代的状况，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它感到不平是因为人必须在一个冷漠超然的宇宙中自己制定目标。这两个假设都值得怀疑。可以说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自然在人心中并通过人产生自我意识。人在智力上和物质上对自然进行解释和处理，这就是他的使命，这确实是由人自己选择的，但这一选择如此之普遍，它已经相当于一种注定的、固有的使命。另外，自然究竟有多么不友好，多么不可思议？它肯定没有任何意图，无论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它甚至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了自己的目的造出来的概念。但一旦成立之后，“它”滋养着人，顺从于他无数种方式的摆布，并且美丽悦目。在它的景观面前，人经常会产生单纯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若把人在崇拜和颂歌中所赞扬的所有这些与宇宙的联系斥为谬误，就是忘记了这样一点：如果头脑犯了错误，那是因为它首先“接受了”有关的东西，目前对荒诞的趋从是人的内心感受，不是对生命外部的接受，因而不能对外部世界做出永久性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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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和文学理论在反理性问题上的联合使人回想起1916年苏黎世的达达派年轻作家。他们奉行的也是荒诞的概念，虽然当时这一名称及其理论还未出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特别是画家和雕塑家（＜723）也是一样。此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的：这些艺术家和思想家出于对周围环境的同样看法，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仅仅“反映”或“临摹”周围的事物，而是重现了那一环境的实际特征。但其中有一点分别：荒诞派的作品并不发出积极的火花，没有对荒诞派的荒诞之处的反叛。恰恰相反，荒诞被接受为生活中固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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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早期的哲学家把生活作为理智的来源；它作为正确性的衡量标准永不会受到腐蚀。这其中暗含着生活和某个具体的时刻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区别，新思想、新艺术表示的是生活的要求。即使是清心寡欲，并不因活着而欢欣鼓舞的斯多葛派也相信生活和宇宙的正确性。荒诞则标志着精神力量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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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些法国存在主义者，其中著名的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把他们的哲学与天主教的信仰结合到了一起，后者教人要听天由命而不应奋起反叛。但由萨特和博瓦尔所代表的主流却采纳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它忠实的宣传者。这算不上是对荒诞的具有创意的对抗，它其实是个矛盾。追随马克思就必须相信决定未来行动的因素是历史阶段，即它目前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没有法律，也应该没有忧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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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中叶结束以来，这种思想迅速地从哲学家的头脑传到大众和报纸。关于违背常识的科学真理的报道充斥一时，另外还有“表现我们时代的”诗歌、戏剧及绘画，然而它们是没有答案的谜；一些批评理论宣称表面的意思只是外衣，外衣下面掩藏的意思才是重要的，或者说作者没有任何意图，作品中没有可以确定的意思；最后，法律和规则把人圈在荒诞不经的尴尬处境之中（卡夫卡小说的材料），每天接触到的许多荒诞事情源源不断地给头脑输送着材料。日常生活中总是有大量荒诞的事情发生，谁若是怀疑的话可以去查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但20世纪比16世纪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把荒诞推为正确的标志，成为一定能引人注意的东西。任何号称违背常识的原理或方案都被认为是高见，预示着一项重大的发现即将做出。过去提出此类主意的人被斥为骗子，现在他却是先进的新事物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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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原理和方案为数众多。在此仅列举几个实际生活中荒诞的例子。在公众要求达到卓越的呼声的催促下，西方国家花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来为所有人提供公共教育。与此同时，社会对任何精英主义的表现都立即予以扼杀。同样是这些国家，对暴力和年轻人的性滥交痛心疾首，但为了“思想的自由”不准压制电影和书籍中，商店和俱乐部里，电视和互联网上，以及流行音乐歌词内的色情和暴力的内容。在这样的规则下，言论（至少在美国）的意思得到了扩大，也包括了行动，可以烧毁国旗而不受惩罚，因为它是意见的宣示。按照这种条文，似乎暗杀也可以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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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西方的一些团体就开始催促采取办法保护即将到来的和平。建立一个大西洋联盟和加强国联的计划得到了广泛支持，产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后者包括一些在教育、劳工关系等领域中做好事的机构。与此无关的另一件事是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发明一种国际语言以便利互相理解。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17世纪首次提出，在18世纪得到解决，19世纪80年代产生了双重成果，发明了世界语和沃拉卡克语。20世纪早期一位著名数学家朱塞佩·皮亚诺创造了国际语，这种语言与上述几种一样以欧洲语言为基础，但简化了语法，主要用于科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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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文明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另一支力量企图摧毁它而责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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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雷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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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这种语言再次被提出，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新方案取得了胜利，那就是基本英语。它是C·K·奥格登在他的朋友和合作者，受人尊敬的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的推动下产生的成果。他们二人正确地认定英语已经流行国际，于是努力把它减到最基本的内容以适应初学者的需要。这样产生的结果其实是归谬法。基本英语的词汇并不真正简单，它把许多常用词排除在外，偏重含有make或have的短语，组成这样的短语已经很难，更别说记住了。若忠实地遵照这种学习方法，就不可能通过读报或听英国人讲英语来改善自己的基本英语。一个熟知基本英语规则的人能够对一个真懂英语的人说出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很值得怀疑，而后者若想与前者交谈则很难不越出基本英语词汇的限制。全部词汇只有850个字，其中包括600个名词，18个动词。汤这个字可以用，但想说土豆的话得说：有着棕色厚皮破土而出的植物。这样的话，饭店里的主侍者除了掌握多种语言之外，还得能猜透人的心思。奇怪的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位驾驭文字的大师居然对这种艰涩用语表示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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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热衷于使用字首字母来代表名字，并给机构起长长的名称以造成似字非字的缩略语，这是幼稚的荒诞。光是记住这些缩略语就要费不少力气，而且有着同样缩略名称的不同机构越来越多，结果造成意义不明；由于这类缩略语的使用，让人看不懂外地城镇的地方报纸，也看不懂外国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一切造成时间的浪费，而当这种做法侵入传记，把人名也加以缩略的时候，它就成了对传主和读者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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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英语是为了实际的商业交易和思想交流而精心设计的，它是种族间相互理解的媒介，是对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新结构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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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在哈佛大学的讲话（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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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中严肃的荒诞已经着墨不少了（＜722），只需再谈一下它的副作用，那就是使古典戏剧和歌剧跟上时代要求的标准做法。对多数导演来说，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标新立异，通过改变剧的背景或要旨来使观众惊讶或受到震撼。他们演出的达尔杜弗不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而是真的坠入了情网，在爱情的激励下不得不耍些花招；唐璜则在歌剧中始终坐在轮椅里，因为他炫耀自己征服了众多异性其实是为了掩盖他的性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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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有别的）作品的台词和音乐与导演对作品的“诠释”互相矛盾，观众已经不再对此感到不安。这种修正主义的做法带来了一种习惯，那就是以不雅观的动作来强调剧中的意思：动辄下跪，满地打滚，用长时间的紧密拥抱来向观众表示情人们急切地想发生性关系。所有上述，加之演员不是念台词，而是大声吼叫，使舞台荒诞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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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理论推定方面，逆常识而动的趋向中出现的新发展造成了人们的意见分歧。一种原理引起有些人的排斥，因为它企图用稀奇古怪的方法使我们忘记事物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别的人却喜欢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因为它用常常是有趣的语言上的抽象取代了经验。莱维-斯特劳斯、麦克卢汉、库恩这三人虽然通常彼此并不相关，却因他们确立的类似系统而站到了一起，并因这些共同的特点而得到追随者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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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如果我还在，我特别想导演（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时代》。我想把它撕成碎片，狠下一番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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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萧伯纳艺术节的艺术导演（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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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中第一位是人类学家，他研究生活在原始阶段的人群，使用了结构这一方法。这是一种格式，由像食物是做熟还是生吃这类指示性的项目组成。这样的分类掩盖了人群的多样性。结构主义轻易地扩展到其他领域，在语言学家当中风行一时，把语法搞得繁复异常，无法在学校中讲授；对文学批评家来说，它提供了新的标准和更新语汇的方法。对行为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来说，“媒介即信息”这一引人注意的说法指的是系统性、强制性的技术压倒了语言和含义。文字已经过时，视觉的图案印象主宰着思想，形式消灭了内容。现代人的思想摆脱了“直线型”的思考习惯，正无所适从，于是欣然接受以新的结构型关系出现的事物。这样就去除了文艺复兴运动培养成的画家的直线型视角，和古登堡发明的贻害无穷的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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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是物理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他提出了“范式转换”的概念，得到同行的一致赞扬。范式指的是科学中定期出现的新观念。它是一种格式，而非单个的真理，因此会造成研究涉及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它可以一下子席卷整个领域，因为旧的学说不足以抵抗新的有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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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运动中，唯科学主义显而易见，更具体地说，它们都采用了科学的传统，依靠仅仅勾勒出事物轮廓的模型。通过把模型与经过新的实验得来的数据相比较，可以验证假设，把新的一般规律纳入已有的系统。剔除经验中的事实，就格式达成尽可能简练的数学公式，这的确是科学家的事，那么别的学科是否也能这么做呢？就这一哲学论点，人们根据具体事例对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麦克卢汉和库恩的公式都提出了质疑。无须深究就看得到，尽管麦克卢汉提出了他的理论，但对文字的使用从未停止；技术产生了电视，播出大量的访谈节目，那是言辞的洪流；技术还发明了电子邮件，那也是一种印刷。语言和批评方面的结构主义现已被别的理论所取代，要请求库恩恕我直言，许多研究具体专业的历史学家指出，科学思想的转变并不像在锅里面翻饼那样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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