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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个顽固的套语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可能应当把它改为关联主义。这样就会看到，科学正是不折不扣的关联主义。科学的全部努力就是通过使用物质或数字的标准来确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最终确定一对对精确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联。做到了这一点后，即可为了实用的目的导出各种比例。艺术的形式是由各部分之间微妙或生动的关联所构成的，无法通过绝对的公式来达成。社交技巧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造成了开化和文明，而技巧则纯粹是最微妙的关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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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一样，在许多地方留下了小型的冲突，只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似乎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世界发展的道路。这两个超极大国无法达成和解，打了40年的冷战，也就是代理人战争。对德对日战争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紧接着分崩离析，产生了一大批小国——不是民族国家——它们和它们的战争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两个主要大国的对抗。自那以来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西方民众一直对在东欧和东南欧、中东和远东、南非和非洲各地的争斗密切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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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不断分裂，共产党夺取政权，随后又发生反独裁斗争，这样的情况连续不断，造成旋转门似的效果（还有地理名称的不断变化），使得和平的大国受制于侵略性的小国。在许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煽动民众的情绪却不促进团结。为了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维持一定的秩序，原有的国家担负起了警察的任务，但也只能管理某些地区，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仍有武装分子在进行抢劫和屠杀，以图在刚刚从一个大国分裂出来的小国中再割出一块自己的地盘。有人说通讯的速度和世界各地对西方娱乐和西式便利的需求终于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这样的夸耀在各个人民之间阿米巴变形虫式的分裂面前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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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争取另一种自由的运动，改变了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愤慨引发了南部各州对当时现状的反叛。黑人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内战结束时就已经写入了宪法，但罪恶的习惯却一直不准他们享受。在明智、勇敢、雄辩和温和的领袖的指引下，他们的群众行动自制而不过火，没有酿成血腥的混战。全国上下都认为黑人运动合情合理又合法，带领黑人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杰出人士，以先知命名的马丁·路德·金的生日现已被定为全国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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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发生的事并不完全如人所愿，消除偏见的过程是缓慢的。此外，采取的一些步骤凸显了种族的概念，把它变成了文化各个方面中决定性的因素。1964年，立法者通过了一项强迫实现公平的法令，这是明智之举，但后来，某些公共和私营部门做出强行规定，以确保给“少数群体”就业或升学方面的优先，妇女也被包括在“少数群体”这个荒谬的词中。这种新特权增加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相互敌视。在欧洲，同样的混乱政策破坏了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及国外，国家丧失了不偏不倚的美德，因此也丧失了道义上的权威，无法再要求所有人都奉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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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意在遏制远东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场战争。在那次战争期间，爆发了广泛的青年反战运动。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越南的丛林中作战的美国军队无法击败来自北方的游击队。在美国国内，机警的大学生逃避兵役。学生中天生的领袖依靠各方提供的帮助和金钱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很快，这种不满就变成了对“制度”的谴责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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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突于1965年从加利福尼亚州开始，随即向东蔓延，到了1968年，东部各所大学都陷于瘫痪。运动发展到了欧洲，几乎推翻了法国戴高乐的政府，影响到了英国和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也有零星的影响，它还给本来是纪律森严的日本大学造成了动乱。动乱以各种形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它给一代人的思想打下的烙印至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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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年轻人以20年代英国和平主义的反战情绪——要做爱，不要作战——为出发点，吸取了马克思主义风行的30年代反资本主义的激情，再根据自己的倾向把这些感情与原始主义或虚无主义糅合在一起。有些反叛者组成公社，像早期基督徒或19世纪向往乌托邦的团体一样生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财产共有，劳作分担；还有些人躲在地下室制造炸弹，用炸毁工商企业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观点。欧洲的大学生无须住宿，人数比美国多得多，而且自12世纪就有暴乱的传统。他们的愤怒产生了政治上的结果，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让步，这些让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并使他们得以继续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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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动的纲领因各国或各城市的情况不同而各不相同。在发生在芝加哥的一场遭到残酷镇压的示威运动中，散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列举了八条要立即实现的愿望，其中有废除货币和“人人都是艺术家”。一些艺术家很可能认为他们自己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对社会现状的反叛。后来，加利福尼亚州一所著名大学举行的一次抗议邀请了一位在国家政治中十分活跃的教士参加，示威中，他和人群高喊“西方文明不能要”的口号，这次示威即因此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他们所说的西方文明是核心教程中的一门课，但对它的谴责却不是因学术的原因而起。这个题目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情，今天这种感情仍然广为接受，在大学讲堂上得到有系统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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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美国学生有一条真正值得抱怨的理由，但在他们的讲演和传单中却几乎没有得到反映，那就是教师对他们完全不管，把他们丢给助教。教授缺席是由双重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联邦政府不仅把科学领域中的专家招去为战争服务，而且还征用了从外国语言到海洋历史各个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各基金会重金贿赂大学，请它们派教师队伍中的出类拔萃者去掌管基金会所设的社会学和其他方面的项目，设立这些项目的人过去也曾是教授，他们掌握着决定拨款的大权。他们还在校园里建立了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基金会因此而取代学校和学生成为教师忠诚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的经济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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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反叛者采用的抗议方式是占领大楼，特别是校长办公室，并随意进行破坏，甚至毁坏研究笔记和设备。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则表现得极端谨慎，到了怯懦的地步。他们听从学生的传唤乖乖地前去讨论“不容谈判的问题”，忍受各种侮辱。一次学生大会上，台上的校长竟然允许别人把一桶油漆倒在他的头上。面对学生的慷慨陈词，没人敢讲理反驳。有几次，校方叫来警察保护员工和校外人员，却遭到全社会的斥责。在这样的骚动之中，有些教授说他们从未感到如此浑身是劲；冲突使人振奋，1914年的知识分子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701）。英国的动乱为时较短，这要归功于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与对手进行了接触，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保证双方将保持沟通，如果需要的话要进行改革，但不容忍诉诸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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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非同寻常的运动给西方带来了严重的震撼，但没有颠覆政权；对它进行评估是有风险的。学生领袖中一些最激烈和最能干的人后来从了商或成为专业人员，从此销声匿迹；有些人成功地进入了正常的政治活动。但除了欧洲的一人以外，他们中间没有出现一位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广泛影响造成的结果是把对教授的傲慢无礼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师道尊严，无论是基于学术成就之上还是教授这个头衔带来的，现在受到了制约，制约的方式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做法（＜229）。现在学生每年都给老师评分，他们给的分数被用来决定老师的薪金多少和提升与否。在一些学校中，学生参加制订课程的题目和阅读材料，并可以因不服自己的分数去和老师理论。60年代的反叛情绪使得权威四面受敌（就连权威这个词都是忌讳），做任何决定都必须先经协商。这就是解放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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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页中重点提及的两个主题，抽象和分析，是与实际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显而易见，联系也是实实在在的。但也有一些现代的习惯和事情不那么明显，包括这两个主题经常结合在同一件事中。发生的场合或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有荒诞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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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机器造成抽象”是一条普遍原则。它在经验和感知之间放入了一个中间人——应该说是中间物，产生的只是提取而成的非自然的经验。比如，电话里或电影里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而是把人的声音分解后再合成的经过歪曲的结果。这和所有其他用机器造成的变换都可以称为抽象，因为机器的作用是突出或修改现实的某个部分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他部分的丢失可算作一种公平的交换。食品制成罐头可以经久不坏，其代价是食品的微妙味道丧失殆尽；有时甚至从原来的食品中提取出全然不同的产品，正如立体派画家对人脸或人体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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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网络世界更进一步，给用户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人为制造的经验，从复制的名画到栩栩如生的女人搔首弄姿，极尽诱惑之能事。在欧洲人眼中，这些数码妓女比真正的女人更吸引人，自此可见他们对抽象的喜爱。“虚拟现实”比具体现实更鲜明，机器制造的爱征服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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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出现之前就有从真实中提取抽象的做法。没有抽象，人的生活是无法进行的；抽象自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名称即是抽象：母亲、父亲、树、椅子、五、六，它们都是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粗略缩减，玩具是以实物方式表现的抽象，烹煮食物也是一样。高度发达的文明不断增加抽象的手法，发展出通过分析产生的超级抽象。我们已经看到，分析把整体分成部分，为的是更好地理解物体的特性和行为。这种增加理解的做法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减少，因为分析忽略了那些使得整体变得有趣或宝贵的特征。人们通常会把钟表和它的零件看成是一回事，但零件在没组装之前不是钟表：它们不能上弦，它们是实物的抽象，在重新组装起来之前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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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也需要进行智力上的抽象分析。如果一位社会学家想了解本国平均每家有几个孩子，他就必须在分析了可见的现实之后设立一组抽象的概念：一个家庭是指一对结了婚的夫妇，还是包括任何一对育龄男女？领养的孩子算不算？死胎怎么算？如果使用抽样法而不是计数法，就又涉及通过分析人口的某些特征来确定如何抽样这一新的抽象手法。调查结果是每家有3.2个孩子，这当然是一种超级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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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统计数字，用于无数活动的“指数”和“等级”都是分析性的抽象，与真实的事物有着一种人为武断但希望是有用的关系。数字是确定的，但它们的价值经常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导致了对统计报告一贯的三点批评：分析中包括了不相关的部分；统计方法失当；未能考虑到干扰因素。人们经常忘记，精确计算出来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一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统计——如同这几页显示的对生活现象的统计——充其量只能提供有一定可信度的对现实的重现，与真正的现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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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某些抽象中一个进一步的步骤，对“指数”的依赖，那么这距离还相当大。指数是用来代表某些难以直接获得的情况的标志。依靠标志的做法也由来已久：皮肤上出现丘疹表示得了麻疹，医学这门艺术根据症状诊断治疗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如果仍然使用这个比喻的话，若是抽象的丘疹则不太可靠。求职人对问题单上有关他的爱好和习惯的回答能说明他将来的表现吗？使人事官员深感兴趣的两者间的关系可能只是求职者为达到目的编造出来的。给出的回答可能大部分都是假的；即使回答是诚实、正确的，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反对民意测验的意见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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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目前文化的运作方式好像斯威夫特笔下勒普泰岛上浮在空中，脚不踩实地的居民做事的方法。对人的直接判断得不到信任。我们的社会是迷信证书和文凭的社会，对人的能力和品格的判断是迂回的。面对面衡量一个人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不要妄下判断。”其实当面衡量并非没有指数，它的主要缺陷在于为它辩护的理由难以服人，而用数字表现出来的评分可以截断任何有理或无理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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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学术科目中，分析提供材料，抽象提供表达结果的模式，即学科中的专用语汇。结果报告和课本常常没有具体的词语，读者必须把一连串以什么什么化结尾的词转换为生活中相关的图景，极尽发挥想象力，直到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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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科学家一样，也使用各种模式，其中包括关于制成和售出的产品的数字，一段时间之内的比率等等。对抽象的相互联系进行精确的测量后，产生了完全以数学公式表达的模式——这一研究分支叫作计量经济学。过去的十几年间，经济学家的日子不太好过。由于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我行我素，结果他们发出的警告和预测全部落空。这各种人等自行其是，使得凯恩斯主义者与反对派之间的争论更加复杂化。他们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有利的政策。有人呼吁采取措施支持经济中的供应方，有人想要政府加大需求，必要的话可通过赤字开支的手段。不过双方事实上都同意凯恩斯在他开创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陈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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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在历史中也使用数字，比如说“衡量”暴力，似乎暴力是一种均一的物质。这种努力并不成功。更老一种形式的抽象，也是一种结构主义，是历史哲学。前文曾对它有所介绍（＜653），并说明它容易把人引入歧途，主要是因为它宣称历史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根据历史哲学，历史事件被大略地归成重复出现的格式，而这些格式就构成了历史的结构。本世纪早期亨利·亚当斯希望通过引进科学思想来加强这一系统。他试图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里面放入他对于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了解，以及他作为人的生活经验，后者表现出人在生活中受制于他既无法抵抗也不完全理解的力量。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单一的原因和固定的格式，而是把总的能量作为历史的原动力，并利用热力学的原理来解释文明的发展过程。这一原理指出，虽然能量不灭，但它会变得越来越松散不稳，就像木头燃烧发热只能有一次。亚当斯认为，现代文化和社会中日益增加的多重性和多样性造成了能量的丧失。他还提出“阶段法则”，用来确定能量在什么时刻比平时丧失得更快更多，这是他从威利亚德·吉布斯那里借用的概念，而且他显然对这个概念理解有误。亚当斯预言说1917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此类情况的不断出现最终会造成文明的混乱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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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件结构化”是时髦的抽象用语，意思是“理出秩序”。这样做不一定会产生荒诞。事实、思想、意图中的秩序是必要的。没有格式，记忆会被芜杂的事件淹没。为了以后的行动和控制，当时的事实必须理出秩序，即使会忽视一些例外的情况。这种结果可以称为“社会学意图”。但若认为秩序就是真理，事实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思想习惯就是荒诞。同样糟糕的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固定的思维模式和专业用语，比如，宁肯说：“每个人都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却不说：“寻求快乐，避免痛苦”——如果这含义不明的抽象句子本意如此的话。在任何情况中，现行用语中最空洞的非价值一词莫属。总而言之，分析和抽象不是应予祓除的魔鬼，而是像机器一样，应对其掌握而不是盲从。松散的语句和模糊的思想只能勉强地与具体的意思沾上边，它们会耗竭生活的能量，扼杀生活的喜悦。从一个非专业的普通人口中说出来，“降水概率是20%”就比“不太可能下雨”少了活力与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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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关于国家的概念和宗教的地位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论战，不同地方的人也在就此苦苦思索。对这些人来说，有一份文件可以帮助他们集中思想并指导他们做出选择。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约20页长的一段。它是名叫伊凡的兄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一首诗，准备朗诵给最小的兄弟阿廖沙听。诗的标题是“宗教大法官”，伊凡首先说明这首诗并不押韵，也没有写下来，如果阿廖沙愿意听他就念。可以把它称为一篇幻想小说，一个寓言。伊凡是既不信天堂也不信地狱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厌恶生活的存在主义者。阿廖沙坦率、善良、信仰纯朴，他表示很愿意听他哥哥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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