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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盛极一时的塞维利亚。在对100名异教徒处以火刑的第二天，基督现身了。人们马上认出了他，跪下对他顶礼膜拜。他们恳求他使一个躺在棺材里被抬到教堂的小女孩复活。他一开口说话，小女孩就微笑着坐起身来。他还使一位老人复了明。基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幽灵或幻影。在这些奇迹发生的时候，年迈耄耋的大主教法官出现了。他也认出了这个陌生人是谁，命令卫士把他逮捕收监。出于向来的畏惧，噤若寒蝉的人群没有抗议，而是跪下膜拜起大主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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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大法官去了基督的囚室，痛斥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罪行不仅是在地上现身，还有从一开始就给人提出的残酷的高要求。法官的指控内容详尽，是一篇关于政治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小型论文。法官重提了魔鬼为了把基督拉下水而提出的三大诱惑：先是当基督在沙漠中挨饿时请他吃面包；然后催促他从高处跳下以表示他可以奇迹般地得救；最后向他展示地上的帝国，用权力对他施以诱惑。法官说，基督拒绝了所有这些诱惑，以实际行动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天赋；人的良心在做选择的时候是不受强迫或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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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法官说，普通人软弱、糊涂、罪孽深重、不堪如此重负。看到这样残忍地压在普通人头上的负担，人群中一些智者主动担起重任，给人们提供使他们安心的东西；采用的方法就是教会的僧侣统治。它提供了面包。人需要面包，但生活不能光有面包；软弱无依的心灵还需要确定性，希望有奇迹、神秘感和权威。这些教会也可以提供。人的最终愿望是一致性，是人同此心的安定感。由于思想控制和其他礼物，特别是面包，不可抵挡的吸引力，这一愿望的实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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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官慷慨陈词期间，基督一直微笑不语。大法官又继续说，基督不仅通过给人以自由而伤害了这些上帝的产物，他还给智者们——在地上维持着这个大骗局的10万人——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他们生活在悲伤之中，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他们必须把戏演下去并“收拾他留下的残局”，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热衷于权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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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廖沙不时打断伊万的朗诵，对他对福音书和教会意义的解释表示抗议。伊凡疼爱弟弟，不与他争论，只是接着往下念。虽然微笑的基督一言不发，但这四人之间的戏剧张力绷得紧紧的。最后结局如何且不必管它，倒是这一僵局正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相连。［这段摘要应诱使读者去读这篇杰作，它载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二部分，第五章。也可找到《宗教大法官》的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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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伊凡，后来变为成熟的阿廖沙，但他对于人的观点并没有太大改变。他选择了自由，但赞同教会法院院长波别托诺采夫的政策——院长当然不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但他是掌管着与天主教相似的东正教僧侣统治阶层的独裁者。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们的私生兄弟斯梅尔迪亚科夫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的寓言中揭露的大多数人的个性：软弱、轻信、罪孽深重，还充满着虚荣心、愤懑和通过对理解不了的书籍生吞活剥而得来的半吊子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从波德莱尔到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社会批评家一样，把所有阶级都聚拢在大众人这一形象中，他们无论出身或教育如何，都一样卑劣可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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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企图执行宗教大法官所说的给大众提供面包和神秘感的计划，伊凡的创造者对此不会感到吃惊。无情的权威和完全的一致，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319）；农奴的解放和工业化的开始来得太晚，来不及培养别的习惯，反叛的知识阶层缺乏政治技巧，多次遭到镇压。和在西班牙发生的寓言中说的一样，面包确保了对苏维埃的顺从，但苏维埃干部的效率却比不上大法官所说的10万智者，造成苏联政权解体的是面包而不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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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西方的福利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16世纪的塞维利亚，但在某些目标和手法方面却有相似之处。人民向往安全的愿望是一样的，虽然在西方还有与其相伴随的享受自由的愿望。像大法官暗示的那样，这种结合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可能根本行不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斗争，把所有人从祖辈的束缚和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恰好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制度的成败。但在进行这一风险很大的评估之前，必须勾勒出构成时代的基调和情绪、礼仪和道德的要素，而寻找这些要素的地方是个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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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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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17～1919年间俄国发生的事件所触发，迄今仍远未结束的第四次革命，或称社会革命，改变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政府。许多国家成为共产党国家，它们给自己起的正式国名常常表示它们是继西方民主之后的新民主国家。当时的领导人口头上宣称“人民统治”。但这些新政权的选举和议事大会制度并未充分体现这一点。还需指出，即使西方国家也无权自称民主。民主的意思是全体人民参与统治——如同市民大会上每个人都参加辩论和投票。没有一个国家是如此统治的。真正实至名归的应叫作代议制政府。民主一词进一步泛滥，被用来赞扬各种杂七杂八的事物，例如：一家餐馆的“价格民主”，或一个人的作风“非常民主”。为了清楚地了解那个衰落时期的特点，应当使用的词是大众（demotic）——意思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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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咬文嚼字并非学究式的迂腐，在西方的那个时代结束之际，个人与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无论在广义上还是狭义上都很不民主，比如上街示威反对一项合法的决定，或在进行了民意测验之后要求立法机构根据民调的结果投票。为了试图描绘一个接近尾声的文化，需要考虑的因素可分为时尚和社会两类，时尚指个人所做的选择，社会指制度运作的方式。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但实质上有着个人或私人与公众或官方的区别。两者的目标和愿望或有重复之处，但总的来说是互相抵触的。这是一场小型的内战，因为决定和执行官方命令的必然是个人，而对官方命令提出质疑或抵抗的也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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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最强大的趋势是分离主义。它影响到了所有先前形式的统一。本书开头时关于文化就提到了这一事实（＜xiv）。多元化的理想分崩离析，分离主义取而代之；正如一位支持新目标的人士所说：“色拉碗比熔化锅强。”熔化锅没有消除多样性，只是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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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分离主义可能看起来只是一种流行一时的情绪。但如果看一看西方，再看一看世界的话，就会看到民族国家这一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发明遭到了重创。大不列颠的前苏格兰和威尔士王国赢得了自治议会。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和阿尔萨斯人要求得到地区的权力，科西嘉想实现独立并使用自己的语言。意大利有一个同盟想把北方同南方切断，威尼斯出现了一个小党，该党想使他们的城市成为另一个国家。北爱尔兰、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等地的内战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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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多年来一直为脱离西班牙而战，加泰罗尼亚也继续一如既往地表示它的不满。比利时的两种语言各有自己的地盘，结果把那个国家分为两半，在大部分问题上都针锋相对。德国不久前重新获得了统一，但并没有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苏联许多部分状况凄惨，在仍称为俄罗斯的那部分，叛乱导致了车臣和达尔吉斯坦的战争。土耳其和伊拉克都要镇压库尔德分裂主义分子。阿富汗人也在打仗。墨西哥须面对萨帕塔主义者的叛乱。魁北克人不时提出从加拿大分离出去的要求。巴尔干地区那些未来的国家在继续为了分离而进行着民族和宗教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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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美国基本上只是些表面的症状。有一个小团体想使得克萨斯州重获其独立共和国的地位，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把它的活动平息下去；还有一些武装集团和宗教组织，从其言论和行为看来，似乎完全独立于国家的现行制度。在更小的范围内也存在着威胁：玛莎的葡萄园说要从马萨诸塞州分离出去，斯泰坦岛区也提出过想脱离纽约市。一个自称伊斯兰国的团体使用国这个字，却没有招致其他团体或当局的抗议，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若是发生在此前美国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用法难道会顺利通过，不引起任何评论吗？非自治领土波多黎各摇摆不定：民众中有些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有些想自立为国家。几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也称自己为国家，他们终于开始收回旧有的条约规定的他们应得的利益，不过他们的要求是分享权利，不是分治。为把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曾多次做出努力，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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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力量也在推动着非国家化。来自遥远的前殖民地的移民给欧洲带来了陌生的语言和风俗。这些移民聚集在各自孤立的贫民窟中，这里一个土耳其人的居住点，那里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小镇。法国有一个非洲村，里面巫医、宗教仪式的吟唱和舞蹈应有尽有。20世纪这种对西方的“殖民”只能聚集起弱者的力量。外国移民不是失业就是只能从事低下的劳动，他们是受害者，主要靠宗教信仰团结在一起，这激起了福利国家帮助他们的愿望。当移民群体受到邻近同样穷苦的白人骚扰，或被要求顺从西方习惯的时候，政府站出来保护他们，既是出于同情，也是因为害怕要求移民同化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国家警察为避嫌不愿涉足某些移民居住区。政府出于同样的尊重鼓励重新起用地方方言。欧洲又一次出现了自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到中世纪逐渐消除的各人民之间的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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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主义肆虐于整个世界。印度甫一摆脱英国的统治，巴基斯坦就脱之而去，而这个新国家才从印度分出，孟加拉国又宣告独立。古老的锡兰这个巨大的岛屿改名为斯里兰卡，20多年来内战频仍。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为了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作战。东帝汶人几乎毁掉了印度尼西亚。放眼望去——爱尔兰、中东、南美洲、东南亚、整个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星罗棋布着岛屿的大洋，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某个国家或想成为国家的地方用打仗来争取或防止独立。在印度洋中，从马达加斯加岛的顶端往东300英里处是科摩罗群岛：一组四个岛屿，总面积830平方英里，人口共49.3万人。这组群岛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后组成了科摩罗伊斯兰共和国联邦。但好景不长，最小的昂儒昂岛上的人民与中央政府斗争了十几年，最后宣布分立。邻国都派代表来参加庆祝解放胜利的典礼。很清楚，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人人所想要的政治社会的形式，尽管冒此名称的碎片越来越多——到20世纪末已近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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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5个生产力最强的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是另一种分离方式。它逐渐赢得了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可以管理重要的经济交易，推翻司法决定，迫使成员国接受移民，并为它成员国中的11个确定中央银行的利率。学者们撰写关于主权的专著，向自己也向公众发问：“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答案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当学校忽视民族历史的教学，年轻人不懂历史，懂历史的年长者以摒弃历史而自豪的时候，对传统的意识就只剩了要摧毁它的愿望。固然，历史一词仍然经常使用，但方式和场合均牵强附会。电影和“纪录片”中的歪曲和虚构是历史的耻辱，报刊把任何从地里挖出或从海底捞起的物件都欢呼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共同造成了历史感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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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实面前，当代人说无处不在的武装冲突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实在大谬不然。它们其实完全相反，正如艺术家的反艺术，如今反国家正在出现。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却并不真正独立，而是依靠某个大国的金钱和保护，这是倒退。这半个千年的结尾摧毁了在它开头时费尽力气所取得的成就：通过把毗邻的地区融合为一体，结束了封建战争，同化外国的飞地，在大片领土上建立强有力的国王统治，并尽一切手段培养对更大的对象的忠诚。共同的语言、有英雄和奸慝的核心历史记忆、强制公共教育和兵役终于使得19世纪的民族国家成为文明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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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有这些要素都在衰败，无法复苏。1996年法国政府举办了一次庆典，纪念“克洛维的受洗”，这位5世纪的法兰克酋长皈依了基督教，并命令他的部落一齐皈依。敏锐的观察家一定认为法国政府这一行动可悲复可怜。这一庆典是为了提醒现代法国勿忘它古代的团结，似乎是克洛维缔造了法国。其实5世纪时根本没有团结这回事儿。20世纪举行的这场庆典立即受到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所有左派的抗议，今天的涣散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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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主要好处在于它减少了广大领土上的暴力，先是贵族，然后是公民，都被置于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实施的法律之下。在民族国家纪元最后的日子里，暴力重新抬头，西方犯罪猖獗。在家中、办公室里和城市街道上发生人身侵犯成为寻常之事，而且特别狠毒。儿童或婴儿经常遭受父母的毒打，乱伦的奸污或杀害，这一情况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使人不禁开始怀疑关于“人性”的神话中疼爱自己的后代这一人的特征是否属实。监狱人满为患，而且还在不断建造新的监狱来接纳无故杀人犯、毒犯和有组织犯罪分子。即使如此，被起诉和定罪的人数还只是报警犯罪中的一小部分。监狱本身不能发挥法律的充分力量，反而成为暴力永不停息的场所。出于人道的考虑，监狱不再那么严酷，里面的条件可以用“舒适”来形容，囚犯的权利越来越多。在押犯组成帮派称王称霸，威吓狱警，对别的犯人进行性虐待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暴动和越狱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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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公立学校也成了暴力行为经常发生的场所。武装校警在走廊巡逻，维持学生间的和平；教师经常受到袭击，危险已经成为这一职业随带的风险。在一个大州内，一年中可以发生50000起事件。学生刚进入青春期就携带枪支，互相袭击，偶尔还会用速射武器随意射击人群进行小型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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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看到，与权利和掌管权利的机构有关的某些情况如果多次重复发生会使人暴怒不己，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人一方面感到被规则所束缚，另一方面觉得被人群所阻碍，两者都多得过分。个人主义发生了始料未及的转变：在福利的精神下，个人与和他平等的其他个人起了长期的冲突。除了在工作或专业中竞争以外，还加上了在私生活领域中的对抗，经常是关于一些虽然琐碎却重要的事，如郊区社区规定每家大门必须漆成某一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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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法让人非常兴奋，虽然也能导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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