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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需要巨大的资金和超常的努力。此外还得顾及政府过去的一贯作用,如保卫国防,维持治安,建造公路,执行法律,递送邮件以及管理政治和行政机构。只分配福利这一项任务就已经难以招架。重税势在必然,浪费也在所难免。此外还有腐败,只要有检查员在工作,腐败就不可避免。考虑到这一切,福利国家的纲领得不到完全实施当不致令人惊讶。贫困、街头流浪者和得不到治疗的病人仍然存在,各个享受福利的团体继续轮番抱怨说福利“不够”——无论是工人、农夫、商人、医生、艺术家、科学家、教师、囚犯,还是无家可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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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基于机器之上的文化中,福利国家是必然的结果。只是那一套防范危险的保障就足以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一制度。机器产生的第二个结果是大规模生产。人民必须有不停购买的能力,“社会保障”也必须涵盖制造出如此大量产品的生产者。只有人人不断购物才能保持伟大的机器的运转。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不是说福利的出发动机都是物质性的。人道的感情与实际需要和某些历史的回忆混合了起来。没有人想回到19世纪那种经济活动全无限制,以至于时时造成“丰足中的贫穷”的情形中去(<456)。如果现在出现那种情形,中产阶级就会同工人站在一起,与他们一道抗议和造反。社会真是大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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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现了广告业这一可合法进行诱骗的奇怪行业。既然技术在不断促进生产,就必须维持新生和旧有的高度消费欲望,这等于使富人和穷人都生活在一种匮乏的感觉中,总要有新的必需品。看到这种经常导致长期负债的无休止的怂恿和花费,有识之士对“消费者社会”发出痛斥。社会如此注重满足物质的需要,几乎与动物别无二致。消费者可以反驳说他无能为力,达到某种生活标准是一种官方的压迫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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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谈到20世纪时说,行政管理的艺术自从拿破仑以后无人给予过注意。福利国家需要为每一个添加的方案都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因此,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来负责各种不同的工作就成为严重的掣肘。固然,关于管理——即对大公司的掌管——出版了许多指南性的书籍。不过那些书所提供的不过是掩藏在军事用语似的行话下的陈词滥调,行话每年都变,实质内容却依然如故。只有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是鲜有的以第一人称撰写的,记叙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路易斯·B·伦德伯格(Louis B.Lundborg)的《做经理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an Executive)一书中了解良好的20世纪商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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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规模之故,公司、医院、大学与政府机关有着同样的困难。其实,它们的情况基本一样。管理人员为应付眼前的问题临时制订程序,随着规则的增多,又订下长达数百页的细则,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官员来说,这些复杂众多的规则都如同无法穿越的丛林。报纸曾报道1999年一个大城市发布了一项新法令,控制为建造低价房屋而拆毁旧房;这条新闻报道接着顺便提到在它之前已发布过了56条类似的法令。实现一般的目标已是困难重重,执行大项目若无帮助则全无可能。于是顾问生意兴隆,具有耐心的企业家需要靠这些对某一套复杂的规则谙熟又有着坚强头脑的人来帮助他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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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只要是因需要或为行使权利而去和任何机构打交道,就会被支使得团团转。他的存在导致了众多需要他填写的表格,他得在同一页纸上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三遍,好像他是那个机构不带薪的文秘。如果他需要在一个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奔波,他就开始了与这一机构众多代表的接洽,他们有的和蔼可亲,有的不情不愿,但都有电脑作为装备,或是帮助他早些摆脱纠缠,或是任他在其中挣扎更久。正如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个时期,大众化的社会成了迷宫。不要忘记,大众化社会的目标是整整15代精明强干、无所畏惧的男男女女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常理可以推论,继续他们的事业不仅要求同样的集体才能,而且需要高度的常识和敏捷的反应。良好的意愿一旦超越了实现它们的能力就标志着文化衰落的开始。[参阅菲力普·K·霍华德(Philip K.Howard)所著《常识之死》(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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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责任妨碍并歪曲了“政治民主”的运行。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愈行愈远。首先,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组成部分。政治成了贬义词,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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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方面,领导层无权颁布得到多数民众赞同的政策,而是必须在联合阵线的各党派之间走钢丝。政党太多,同盟中有一打政党是常有的事。若是采用比例代表制,则使这一弊病进一步加深。一心要达到某个目的的选民自己组党,选出几位候选人参加同盟,以他们对一个脆弱的多数的支持票来换取对他们袖珍政党单一纲领的支持。这对立法质量的影响不难想象,由于福利国家必须通过大量的法律,所以后果也是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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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虽然不是议会制,然而也陷于相同的处境之中。它的两大政党内部各自分为有着互不调和目标的多个派别,所以党纲也是同盟的产物。总统要想使他的方案在国会中得以通过,就必须安抚好不止两个政党,而是好几个次级政党。在国会中(正如外国的相应机构一样),大权在握的各委员会有辛勤的职员就相关的问题给它们提供指导。这些职员构成一支相当大的队伍,他们是不经选举,有自己的想法的人才;立法方面最切中要害的辩论可能就是在他们这些幕后人员之间进行的。像预算这样的法案长达数千页,国会议员变成了把独立思想闷在心里的旁观者,自始至终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院外活动集团和利益集团雇用的专家进行宣传游说的对象,这些集团代表的利益五花八门——石油、生猪或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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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的假设明显地发生了改变。原来,国家利益应由每一个成员决定,他的观点决定他的政党归属和投票倾向。但现在是由一个委员会主席斟酌游说者的陈述并与其他委员会的主席讨价还价来事先决定投票的结果。集团利益固然一直是有影响力的,但当院外活动集团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时,政府的目标就变成了在众多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达成平衡,而不再是了解主要的选民集团——土地、商业、金融、大企业和穷人——的需要。在大众的时代,议会辩论不再引起公众的兴趣,新闻业对它们也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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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一变化由于竞选公职所需的巨大花费而进一步巩固。当选的费用动辄数百万美元。这些钱由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来出,它们通常对竞选双方都提供资金,这样无论哪方当选都对它们有利。竞选活动基本绕过问题不谈,而专门进行性格方面的攻击。候选人有专家指导,教他们该说些什么;用30秒钟的电视“广告”来向公众宣传。最后,民意测验从根本上歪曲了议会的基本观念。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民意测验,根据其结果宣布人民想要什么。然后候选人和代表就试图把公众意见与他们财政后台的要求和游说者的希望调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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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为努力维持福利而泥足深陷,没有能力维持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多少次人们讨论要实行改革;许多改革实际上是没有争议的,于是政治家宣称要“再造政府”。结果只是一项又一项的法案提交给立法机构,然后就任其快速或缓慢地自行消亡。这种意志的缺乏,只表示愿望却没有行动,标志着机构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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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上述中,20世纪的大众都是作为公民以他的公共面目出现的:移民、自由战士、罪犯、没精打采的投票人、法治不力的受害者,还有从政府那里获益的人和不称职的公司办事员。唯一一次把个人作为私人提及的时候是说他感到缺少呼吸的空间,受到各种条例的束缚,被迫与众多对手争夺一些互相冲突的权利。下面我们要在属于他个人的活动范畴内对他进行观察——看一看可以统称为他的作风的爱好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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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想要的莫过于不受制约的生活。经过了500年的不断解放,这一倾向当在预料之中,它已经成为西方人性格的一部分。对于那些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一直被看作下等人而遭到无视和虐待的人群来说,获得共同的权利和日益增长的尊重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想要更多。但是,不受制约地生活同享受权利以及受人礼遇不是一回事。不受制约意味着率性而为,似乎每一个愿望都能不受阻碍地实现。这种态度根本不考虑可能会遭到抵制,对于它所引起的抵制也视而不见。当一个非凡的头脑产生了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渴望的时候,可以称其为浮士德式的渴望,这种渴望可能会导致新的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发现;但普通人渴望的却是小小的满足。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男男女女做出的选择形成了通常所谓的时尚作风:大众年代的时尚作风是不合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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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轻松随便的时尚(<734)。随便有许多形式,牛仔裤撕破弄脏后还继续穿只是开始,但是当可以在店里买到事先弄上斑点,打上补丁,裤管剪短的毛边牛仔裤时,新的用意即昭然若揭。年轻女子身穿旧毛衣,却戴着珍珠首饰,脚蹬出席晚宴的高跟鞋。年轻男子穿的衣服袖子长至手背,裤脚拖在地上。他们这样做表示的是对优雅的唾弃,对女性魅力的否认,和对“劣势群体”的同情。这样的衣服并不便宜,它们的风格是反得体,反资产阶级;这表示出对只能穿破烂的二手货衣服的穷人的支持。整个时代的关键特征就是衣衫不整,不修边幅,最理想的是肮脏邋遢。过去,想往上爬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上层资产阶级,都努力做到举止“高雅”,现在却是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在此之前,人们修饰打扮——爱美之心——的通常动机是掩盖身体面貌的瑕疵,这样做的好处是表现了对旁观者的尊重。现在的人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不事修饰;这既代表大众年代的反势利,也是这一时期自我中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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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常规为年轻人所喜爱,但并非他们的专属。成年人随便作风的一个例子是穿着上班的衣服去听歌剧;这又进一步扩大为在几乎任何场合,甚至是教堂里,都敞开领口不戴领带或穿运动套衫和T恤衫。机场的人群是典型的时装表演。虽然雇主仍然规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正装,但在“休闲星期五”,他们就可以随便着装,放松迎接周末。在学校,极端的不合常规造成了逆转。学校不顾学生的抗议和罢课,强制执行着装规定,使学生不致因看到同学身穿式样怪异,有时甚至是有伤风化的服装而心神不属;学生自己设计奇装异服,家长则不闻不问。强令遵守着装规定的结果是造成了教室内和走廊里纪律的改善,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不合常规是无拘无束生活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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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只是大众时尚作风最为明显的标志。其他方面的选择也表现了同样的作风,比如在地铁车站或身穿泳装在游泳池边举行婚礼。既然不合常规意味着自由,那么别的习惯也应予以藐视,特别是称为礼貌的习惯。礼貌一词很少使用,这方面的行为也相差很大。商业公司和航空公司对顾客极尽感谢,但人与人之间的礼貌却少得可怜,尤其是在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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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的尊重减少了,有时尊重女性会被女权主义者看作对她们的轻视。老年人也不再因为年长而得到更多的礼遇。认识不久就弃姓而直呼其名这种奇怪的现象成为常规,体现了大众年代摈弃常规,却又遵守常规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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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议会中,一个议员因在开会期间诅咒和骂人而受到谴责。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站出来为他辩护,攻击市议会的礼貌守则为“荒谬”、“愚蠢”、“丢脸”,是“笑料”。协会在宣布胜利的新闻发布稿中称(市议会的失败)是“全帕萨迪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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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马丁(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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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100多条罪行合法化,比如侮辱公务官员、在公共场所发酒疯、强行乞讨和亵渎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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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199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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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真有必要,人人都总是匆匆忙忙,快餐于是应运而生。任何时候都有快餐供应,因而造成随时随地都有人吃喝。商店、办公大楼、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得不贴出“禁止吃喝”的牌子,以防人们倾洒食品饮料或乱丢废物。消费者社会在不停地消费。在一定程度内,这种冲动是可以同情的。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不关心,毫无礼貌的世界中,疲于奔命的人一有需求就马上满足,似乎是通过自我娇惯来酬劳自己。这种耽溺其实不过是解放的习惯的延伸。许多遏制和妨碍着欲望的东西都已清除,新法律和新准则扫清了法律和准则方面的障碍,有科学为后援的技术去除了自然的障碍。放任宽容实际上源自福利的成果和一按按钮即可坐享其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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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6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所有的示威抗议我都喜欢。我可能并不同意抗议者呼喊的目标或在标语上写的亵渎的话,但这种做法是典型的美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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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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