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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2．《大宪章》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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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是英格兰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即大地主阶级）长期积怨和斗争的产物，形成过程和结果都具有非常典型的英格兰特色，同时也对后世欧洲社会的政治体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实际上，《大宪章》的出现也要感谢适当的历史契机，因为当时的国王为了进行东征[11]，只得将国家权力大举交给留守的贵族们，贵族们为了统一管理，最终形成了大议事会制度（即西方议会制度的前身）。在新一任国王约翰[12]上任之后，他的国王身份几乎成为空壳，并且由于他的激进行为，其领地已经在登基之前被大议事会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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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当然不甘心大权旁落，在登基之后随即展开了对贵族阶级的反抗，而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大肆提高赋税。然而贵族们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这让约翰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转移矛盾，他只好对法国发动战争，并借机再一次提高了赋税。眼看国家权力就要被约翰窃取，大议事会于公元1213年上表了一份宪法议案，要求约翰签署。而约翰不但没有签署，还利用教皇势力进一步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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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约翰在法国的战事一败涂地，这迅速激化了约翰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以致贵族军队于公元1215年攻占了英格兰首都伦敦，内战一触即发。此外，就连教皇势力也最终站在了贵族阶级一边，不断游说约翰做出让步。同年6月5日，无计可施的约翰只能放弃继续抵抗，答应和贵族阶级进行和谈，并且与泰晤士河边接受和签署了贵族们上表的宪法议案，是为《大宪章》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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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首先规定了宗教势力不受国王管制，这就使宗教势力和行政势力得以分离开来，并且处于平行和对等的政治地位，这一点也暗合了基督教的政治二元论；其次，贵族在触犯法律之后，审判机构必须要有他的亲人（至少一名）组成，从而保障其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必须通过公民投票决定，从而将国家税收的立法分摊到了每一位公民手中。如此一来，至少要有半数以上的公民同意，税收政策才能实行，这就有效限制了国王的贪婪，以及避免那些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来维持国家运转的无能国王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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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大宪章》也在后来成为英格兰基本法和普通法的建设基础，是欧洲社会契约精神的合理化、法制化和书面化。从此以后，英格兰国家法律的颁布，不再单纯满足于国王的统治需要，而是国王和贵族（包括贵族和平民）商议的结果，这样形成的法律就具备了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即对法律的实施者（国王）和被实施者（民众）都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国王和民众的地位是平等的，民众需要一个管理者，国王履行管理义务，然后得到相应的管理权，并且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即司法，这也为后来西方社会的司法独立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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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大宪章》在英格兰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公元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公元1676年的《人身保护法》，都直接来自《大宪章》的内容。即使到了500年之后的美国，其立国根本《独立宣言》中，也随处可以看到《大宪章》的痕迹。而贵族从国王手中得到了这样的政治权利，平民自然也就从贵族手中得到了这样的政治权利，以至于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高价值和追求，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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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3．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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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王朝的建立，使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是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西欧社会影响，却有着自身独特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的英格兰社会中，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君主专制帝国，但是民主共和是当时整个欧洲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英格兰贵族阶级的强烈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混合制政体，最高级别的国家权力既不在国王手中，也不在贵族阶级手中，而是在国家议会手中，即大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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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政治权力只有得到有效的制衡，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中世纪欧洲，大多数国王和贵族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才有了国王和贵族联合执政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在国王看来，属于略带封建特色的君主制；而在贵族看来，又属于略带君主特色的封建制。总之，双方都在尽可能地维系政治平稳，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拓展自己的权益空间。随着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以及贵族阶级强烈的正义诉求，“国家权力即公民权力”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全面到来创造了大环境，或者说打下了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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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封建制度的维护工作，其实是由法律形式来规定的，司法权力也继宗教权力之后，成为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在当时，国家的司法长官虽然由国王任命，但是他在精神上要效忠自己的誓约[13]，在行为上要执行法律的规定，整个过程还有贵族阶级的监督，体现的仍是契约精神。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个别国王挑战这种处于制衡状态的权力体制，如上文中提到的约翰，但结果只能是战争和契约精神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大宪章》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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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制定之后，贵族阶级不仅取得了权力斗争中的完胜，而且将契约精神落实成了法律条文，大议事会的地位也就此被确定了下来，是为中世纪英格兰议会制度的雏形。紧接着，司法系统开始从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以法定的形式独立出来，法律内容在欧洲传统契约精神的作用下，很快成为国王和贵族阶级共同遵守的规定，司法部门的职位也必须要由法学者甚至是法学家担任。13世纪中叶，英格兰普通法学家布拉克顿在其《论英格兰法律和习惯》一书中就曾提到，当时的英格兰国家法律已经把治理权（即行政权）和审判权（即司法权）明确分离，国王任意妄为的独裁行径，在英格兰从此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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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议会制度得到持续发展，并很快深入到了国王的财政事务上。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国王的财产分为私人花销和公共花销两类，分别用于国王的私人开支和国家议会开支。这样一来，国王的私人财产和国家的公共财产被彻底剥离开来，使得国王能够随意支配的财产受到严格限制，有效避免了随意挥霍甚至玩物丧志的国王产生。即使作为立国之本的税收，国王能够行使的权力也极为有限，比如后来改进版本的《大宪章》就有明文规定，除非有紧急情况，并且经人民同意，否则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当然，旧税的增加也必须经人民同意，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议会必须有半数以上代表同意，从而使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人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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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宪章》以及之后的改进版本，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最本质和最优越的地方在于民众推翻政府被置于合法地位。在今天直接演化为总统弹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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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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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对于整个欧洲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这一文明却来自希伯来人，只不过由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基督教推向辉煌。众所周知，基督教的传播有效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各支文化的交融，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通过基督教有机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欧洲各支文化也反哺给了基督教文明很多养料，使得基督教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盛，对于欧洲社会文明进程的推动力也越来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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