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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伊拉斯谟（1469—1536），在宗教改革时期，他的主张与激进的马丁·路德不同，主张用理性说服教廷实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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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神颂》用第一人称“我”，把当时教廷里边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地讽刺了一通。伊拉斯谟并不是当时惟一的人文主义者。他到了意大利，看到了罗马教皇和教廷的情况，回来之后就写了一段话：“基督教教廷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用血来巩固的。”他决定开始写《愚神颂》，在《愚神颂》里头把红衣主教和各种神职人员讽刺了一通。他说：“我们就是傻子，我们在教廷里头就成了傻子。而我们这些傻子，这些愚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才是最值得歌颂的。”他的《愚神颂》确实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现实的文学作品。他从意大利到了英国，结识了《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莫尔是一个神学人文主义者，主张宗教宽容与自由，由于反对英王当英国教会领袖被处死。伊拉斯谟和莫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个人志同道合，非常投契，莫尔把伊拉斯谟既当老师，又当朋友。所以伊拉斯谟在写《愚神颂》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就是他写给托马斯·莫尔的信。这个序言写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对不起，我用你的名字作了我这本书的书名”。“莫尔”这个名字把它变成希腊文，意思就是“愚人”，伊拉斯谟很调侃地写了这封信，把它作为《愚神颂》的序言。为什么要提这个《愚神颂》，因为这本书代表了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思想逐渐在人们当中传播开来，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开来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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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这几个世纪，我觉得欧洲文明最大的进步就是人文主义的发展。从但丁开始有一点人文主义的苗头，到了伊拉斯谟就非常明确，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包括教会，包括教廷。但是我们过去一些人，看问题总是非黑即白。认为你既然反罗马教廷，那你一定也是反宗教的。其实不然，这是两回事。他把基督教义看成一种理论，看成一种他信仰的东西。而基督教会是一个腐化的机构。这是两回事。人与神的交错，在神学里头要体现人性，而逐渐地又把人性从神学里头剥离出来。这是欧洲几个世纪的功德。可以说从哥白尼开始，从不自觉到慢慢自觉。应该说在十四五世纪，伊拉斯谟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很杰出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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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盟要在各成员国开展一个“科学教育计划”，就是以“伊拉斯谟”命名。伊拉斯谟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整理《圣经》。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在当时，欧洲所用的《圣经》的本子，是经过罗马教廷修改的。也不一定是有意修改的，就是经过翻译、传译之类的，所以罗马教廷所用的那个拉丁文的本子，按照伊拉斯谟的看法，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但是要纠正这些错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伊拉斯谟后半生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圣经》。而在马丁·路德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伊拉斯谟已经整理出一本希腊文和拉丁文、个别地方对照希伯来文的标准本子。这是后来流行的拉丁文的《圣经》。要普及基督教，马丁·路德主张通过对《圣经》的信仰，使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马丁·路德的一个术语，叫“因信成义”，就是通过内心的信仰，使自己成为信仰上帝的人。靠什么呢，靠《圣经》。当时民族语言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而拉丁文是一种上层教会人士使用的高级文字。如果要普及《圣经》的真义，让所有世俗的人，不懂得拉丁文的人都能看懂《圣经》，就必须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翻译成日耳曼文，马丁·路德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而他做这件事情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伊拉斯谟整理出来的本子，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伊拉斯谟下蛋，马丁·路德孵鸡”。但是伊拉斯谟不赞成马丁·路德激烈的做法。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智，理性来说服天主教廷，让他们恢复理性，改变他们一些错误的做法。而不赞成马丁·路德去公开地辩论。所以当日耳曼皇帝、国会审判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曾希望伊拉斯谟到场为他辩护，但伊拉斯谟拒绝了。当然以后马丁·路德也妥协了。讲这些故事为的是说明一件事，就是天主教廷是不可能不变的，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它不可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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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会也松动了。这是“宗教改革”直接的结果。信奉路德教义的教称为新教，原来天主教皇控制的教称为旧教。新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其实应该统统称为基督教。这些名称有的是搞乱了，在我们国家早期的时候，刚刚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曾经把这个基督教叫做耶稣教，把天主教、耶稣教、基督教的名称弄得很乱。其实总称都是基督教，在基督教里头又分为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而新教就是基督教。新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了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一个统一宗教上的意识形态。像天主教有个教皇在统治着，而新教就没有这个东西。新教主张祈祷的方式、做弥撒的方式都要自由一些，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按罗马教皇的那一套。所以后来新教变成了许多教派，这些教派并不互相冲突，而是并存的。这些教派甚至不是一个派别，就是一个小集团，一个会，那时候叫“修会”。每一派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弥撒。各个教会和平共处，所以当时新教会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解放，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的步伐。就是既不否定基督教义，而且还是遵循基督教义，同时把天主教义里头种种他觉得不合适的清规戒律都抛弃掉。最早实行的是英国，英国把圣公会当做自己的国教，就是教皇和国王是平等的，教皇不能命令国王。在英国的教会要服从国王。所以英国的宗教自由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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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这个问题，不容易讲清楚。我个人感觉，宗教分裂以后，从结果看来，新教比较重视理智，新教在英文的名字叫Protestantism，它的字根是protest，“抗议”。所以它是“抗议派”，慢慢的所有新教的都成了Protes-tantism。如果用比较正面的词来形容两个派别的话，旧教比较强调忠诚，对天主的忠诚，而新教侧重于理智。在两个教分裂以后，一般来说，在欧洲，所谓的旧拉丁系的国家属于天主教，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南欧一带，以及现在德国的南部。北方地区一般属于新教，像北欧、英国，现在的德国，这些都属于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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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对于后来的影响，是特别深刻的。这一点和“文艺复兴”有点不太一样，“文艺复兴”它所产生的影响基本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在西方是一个社会的酵母，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起这个作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等于没有了脊梁。知识分子就应该起这个作用。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能在这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文艺复兴”的影响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而到了“宗教改革”，影响更进一步。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在西方，基督教是家家户户的事情，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信教，都涉及到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伊拉斯谟的一些主张，人人都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影响侧重于知识分子，而“宗教改革”接着“文艺复兴”下来，享受到了“文艺复兴”所开拓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文主义普及到了社会。因此“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社会性的。换句话说，它把欧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步，因为这件事情是人人都要参与的。我觉得这是马丁·路德的功劳，不能因为他后来妥协了改变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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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看法，把马丁·路德看成了“妥协分子”，后来不再进行斗争了，伊拉斯谟更不是了，只有闵采尔才是革命者。恩格斯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马丁·路德是改良派，闵采尔是革命派。我并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这个不能到处套，还要看它的历史环境，我感觉如果没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伊拉斯谟在那里默默地做神学领域里面的研究，可能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怎么样去改革这个教廷，我想绝对不是闵采尔的农民运动做得到的。这个是很复杂的，闵采尔的农民运动后来被镇压了，后来闵采尔自己也被处了死刑。可惜关于这段农民运动，材料不是很多。恩格斯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根据的是19世纪一个历史学家戚美尔曼所写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他主要根据这些材料来写《德国农民战争》，写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这本书，同学们可以看看，里头对德国当时的背景和社会形势有不少精辟的分析，对马丁·路德也有精辟的分析。可惜里头对伊拉斯谟写得不太多，而我觉得伊拉斯谟是一个值得大大宣扬的人，所以关于伊拉斯谟这个人我想多补充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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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咱们中国出的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书，对伊拉斯谟不是怎么太重视，觉得这个人反正是一个书生。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他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这个人，他写的《愚神颂》，还有他的书信集，写得非常轻松，非常快活，里面讲了很多神学，使人感觉到他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就是从他这个人那儿，可以看到他是个不自觉的人文主义者。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可以讲，我是自觉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是的，他是自己一步一步地体会到，有自己的一些体会。他死的时候是很凄凉的，非常孤寂的一个老头，死在乡间。但是他对于后来的欧洲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贡献，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就冲他把《圣经》校订一遍，一直流传到现在都用这个本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劳，非常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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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本书，现在都翻译成中文了，你们有兴趣看一看，挺有意思的，不枯燥。一个就是《愚神颂》，刚才说过了。还有一本，你们大家大概也知道，奥地利人茨威格，他写的《一个古老的梦》，写的是《伊拉斯谟传》，写得非常好。茨威格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性格很复杂的一个人，跟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摧毁，他感觉到极其震动，非常震动，感觉到，欧洲那么辉煌的文化，经过一场战争，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有点失落，有些失望。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昨天的梦》。那本书太好看了，有空可以看看。可以了解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各种情况、文化现象。茨威格跟罗曼·罗兰有接触，和高尔基有接触。他当时以一种非常遗憾一种失落的感情写的，所以叫《昨天的梦》。这个人是和平主义者，而到了后来二次世界大战要出现的时候，他马上警惕到，希特勒一上台不得了了，非常绝望。夫妇两个流亡到了巴西，两人一起自杀了。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他写的《伊拉斯谟传》，里面有很多他的影子。人文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可以体会到它的曲折。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是什么什么主义者那么简单。要真正达到一定境界，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有内心的体悟，也要有生活的经历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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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讲“宗教改革”的后续。马丁·路德的这一场革命，如果就革命本身来讲，我觉得是个短暂的革命，就那么几年，严格讲，就是从1517年到1525年，也就是这么几年，就是从他开始贴“九十五条”到他转而妥协，隐居起来，就这么几年。但是他这场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全欧洲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宗教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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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生了宗教战争，这个战争的意思也就是拿枪动棒了，武斗，新教徒和旧教徒打起来了，也死了人，但是英国解决得比较快。英国与大陆宗教狂热的分裂的状况不同，所以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基督教作为国教，把圣公会作为国教。国王同时又是英国宗教的领袖，这样就解决了国与教的矛盾。同时，在英国，即英格兰，各种各样的修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多得不得了。刚才我讲到了，公理会、圣公会等各种各样的教会。所以伏尔泰从英国考察回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宗教只有两种，那它要发生战争。如果一个国家里有三十几种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应该说是教派，各种团体的吧，反而能够“和平共处”，像英国这样，过得挺好。伏尔泰并不是鼓励多组织一些教派，他的意思就是说，宗教应该宽容，在信仰上应该相互宽容，相互忍让，他是对照法国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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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情况就不同了。法国在德国发生这场宗教改革之后，两种教派打了三十年仗，这就是法国的宗教战争。法国的新教叫胡格诺派。胡格诺这个名称来源不清楚，到现在也查不出来。反正是相信新教的就是“胡格诺派”，非常激烈，跟旧教打仗打了三十年。最严重的是一次旧教对新教的大屠杀。一次大屠杀，几千人死掉，这在法国是惊心动魄的事情，而伏尔泰指的就是这个。到英国去看一看，是实现了“宗教宽容。”洛克就写过一本书，叫《宗教宽容》。伏尔泰对照法国情况，觉得英国有“宗教宽容”，而法国没有。而在那种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宗教宽容”就意味着“言论宽容”，因为大家都是基督教徒。“宗教宽容”问题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宽容”。法国宗教战争打了三十年，最后胡格诺派认输了。法国国王签署了《南特敕令》，允许新教徒信教自由。不过《南特敕令》后来又被废除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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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有宗教战争，不叫宗教战争吧，就是这种激烈的冲突，像荷兰，西班牙，都有。慢慢地形成一种格局，首先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形成一种格局，就是有一些国家属于新教的，有一些国家属于旧教的。在“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里面就形成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两个同盟。相信同一个宗教的结成一个同盟，相信另一个宗教的形成另一个同盟。这个痕迹到现在还有，像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等地信天主教，但是绝大部分地方信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捷克一带的波希米亚，原来是信天主教的。波希米亚人里有一些人要改宗，要信新教，受到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和镇压，比如烧了教堂等等，由此就发生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的一场战争，这战争应该知道，就叫“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有两个外来户，一个是瑞典人，再一个外来户是法国人，他们加入进来，卷到三十年战争里面。三十年战争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个争夺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战争一共打了三十年，你们都熟悉，从1618年到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这个问题，《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多边性条约，暂时把战乱稳定下来，同时把宗教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实行旧教的这些国家里，实行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里，也要给信新教的教徒以信仰自由。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规定下来的。这样，也就结束了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的欧洲各地的宗教动乱乃至战争，以后就不再发生这种宗教战争了。这是三十年战争的一个结果，但是更大的结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公约。在这以后，就有些学者创建国际法，第一个提出的是荷兰的格劳秀斯，大家都知道。三十年战争是你们学习国际关系的范围，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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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讲“宗教改革”所引起的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后果。以后宗教的问题，还是不断地出现，都是一些理论上的神学上的辩论，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冲突了。但是各方面的活动非常多，非常多的意思就是宗教自由比较大，宽容面较大。基督教底下就分成很多“修会”，通过society来活动，不一定非要服从罗马教廷不可。旧教里面也有很多发展。比如，为了反对马丁·路德的新教，有一派人就成立了“耶稣会”。“耶稣会”一提起来，你们大家可能会知道，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但是属于天主教这个大范畴里的，应该就是“保守派”，是反对新教的，但是“耶稣会”有个特点，就是加入的人不少是有学问的人，再就是他们信仰非常坚定，把传教当作自己的神圣天职，利玛窦就是这样到中国来的。这是耶稣教士，并且属于天主教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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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补充一点，刚才讲的好像是旧教天主教非常残忍，非常残酷地迫害新教徒。但是在旧教和新教的斗争当中，相互排除异己，在战争中也是非常厉害的。互相把对方看成异端，异己分子，对异己分子就不宽容，直到发生流血。在这里讲个故事，这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例。有一家人，叫卡拉，是信新教的，但是只有小儿子，小卡拉，他却是信天主教的。后来忽然有一次，小儿子死在地窖里。这下不得了了，因此就说，老卡拉把自己儿子害死了。结果就把老卡拉一家全杀掉，老卡拉被车裂。因此，伏尔泰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宽容》，这书我已经推荐去翻译了。《论宽容》当然讲的是宗教，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社会应该是宽容的社会，自由和宽容是相容的。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个经典之作。这本书说明在宗教战争期间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这种例子恐怕在别的地方也有，反映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一个恶果。新教对旧教也是同样的，比如加尔文，他是新教的“加尔文宗”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后来主要活动在瑞士，他对待瑞士的旧教徒，异教徒，用同样的办法，用火刑，用非人道的行为来对待。有一本书，也是茨威格写的，叫《异端的权利》，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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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的问题，在欧洲是个大事情，实际上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谈起自由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难理解的。而在我们国家，为了一个自由主义，可以有那么多的争论。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历史经历没有这些曲折。我们的历史非常简单，是朝代更替。19世纪以前就全部是朝代更替。而西方这方面的曲折，给西方人一个教训，有希腊式的理性传统，求知式的传统，再加上历史的这些曲折，西方就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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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革命我就说这些，“宗教改革”是属于14世纪到16世纪甚至于17世纪的事，这是欧洲近代文明不能缺少不能避免的一段。然后下面就好理解了，很快我们就会接触到近代史。关于地理大发现和科学方面的发明，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地理大发现已经说过了，科学发明呢，我不大懂科学，但可以建议同学们看一本书，最近你们学校的吴国盛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的历程》。我看过它的第一版，现在据说出第二版了，这样你可以结合起来看，了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科学的发展，科学思想的发展，科学思维的发展。当然我也会讲一点，但不可能讲得特别具体，所以吴国盛的这本书我想值得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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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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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讲“宗教改革”之前，讲了“文艺复兴”。我想听一听您关于“文艺复兴”在欧洲文明史或者是欧洲思潮史上的地位。然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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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文艺复兴”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我向来主张，要既重视历史的分期，阶段性，也要注意历史的延续性。“文艺复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个世纪下来的，但是“文艺复兴”是一个集中的表现，是中世纪和近世纪之间的一块大界石。它标志着从神本主义开始向人本主义转移。而“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文明的最大贡献，我觉得也就是人文主义的诞生和兴盛。而人文主义的发展，也给了“宗教改革”的思想家们一个文化上的支持，一个思想上的支持，具体表现在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这些人身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威克里夫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神学家。所以“文艺复兴”，应该说是，不是直接的，但是在文化背景上，给了“宗教改革”以支持、以影响。历史是不能够假如的，假如要是没有“文艺复兴”这一段，“宗教改革”也许不会起来的这么猛烈。我想这个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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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宗教改革”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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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很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直接的，不是说“宗教改革”一下子就把民族国家给造出来了。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讲三十年战争以后，民族国家产生，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中世纪产生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中世纪对于近代的一个贡献，就是经过了中世纪以后，慢慢的就有了民族国家的这个观念。但是“宗教改革”呢，发源于日耳曼，并立即扩大到各个地区去。扩大到各个地区之后，就都带有了本地区的色彩，民族色彩。在法国，那个新教就是以胡格诺为代表，在瑞士，是以加尔文为代表，都带有本国的特色。那么，经过三十年战争以后，近代民族国家就形成了。当然，日耳曼例外。但是民族国家这个观念，已经有了，而且成为日耳曼国家的一种民族愿望，民族夙愿。“宗教改革”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教义的民族化，就是不要都用拉丁文的本子，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就是这个意思。宗教的民族化，当然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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