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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在法国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和达朗贝（1717—1783）主持下，于1751年首次出版了《百科全书》。这是启蒙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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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期有个“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并不是一个团体，也是仿自英国的。英国有一个人叫做Chambers，Ephraim，他是英国跨十七八世纪的学者，他主持编写了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书。那么狄德罗就照此主持编写了一套全科学的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的encyclopedia——百科全书。参加编这个百科全书的人，就叫“百科全书派”，这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分子。只要一讲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不能回避“百科全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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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派有些关键人物，狄德罗是一个。达朗贝是一个。这个“百科全书派”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并不是一派，并不是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的。其实应该翻做“百科全书者”就对了。咱们喜欢加个“派”字，一加“派”就有一点麻烦，成了党派性质的团体了。其实就是这么一群志同道合，意见也不一定完全一致的人。我们喜欢把谁说成是唯心主义者，把谁说成是唯物主义者，这个百科全书派里面什么主义者都有。但是有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崇尚知识，崇尚理性，崇尚批判”，它们与宗教的迷信、王权的专制、社会的各种肮脏现象是不能并存的。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并不就完全是一种正面批判性质的，很温和。比如说有一篇文章我挺喜欢看的，叫《达朗贝的梦》。达朗贝是百科全书派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跟狄德罗差不多。这篇文章是狄德罗写的，说他在做梦，后来达朗贝病了，有一个护士小姐伺候他，一个医生在看护他。但是达朗贝却根本好像是醒着一样，老是不停地说。那个护士小姐就把他的话通通记下来了。护士小姐说他说的这些话我们都听不懂，就跟医生探讨。这篇文章就是探讨达朗贝的梦话，梦里的话，但是这个梦里的话讲的都是物质、生物、植物，生物怎么会有感觉了，感觉又怎么产生了记忆了，记忆又怎么产生了推理了，讲得非常有趣，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就是上帝不是造物主。狄德罗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拿出一个鸡蛋来就可以否定上帝是不是存在。然后他就讲，这个鸡蛋怎么样加热加温又怎么样孵出小鸡来，这个小鸡又生蛋，跟造物主没关系。他用这样一种非常轻松的，有时候带点讽刺的嬉笑怒骂的语气来写作，带有哲理性。你把它当作哲学小说看也可以，有中文本子的《狄德罗哲学选集》。看他的那些东西不像哲学，就是说在我们脑子里的哲学是从概念到概念，看半天看不懂的才叫“哲学”！“百科全书派”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用人的眼光看世界，看物质，看心灵，这是他们的风格和特色。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批判，对现实是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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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说那个伏尔泰，他对当时法国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特别是迷信、宗教迫害这些东西，简直是痛恨的不得了。这里面插一个插曲：伏尔泰（那时候伏尔泰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在给达朗贝的一封信的后面写道，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现在做什么，你都要尽力“粉碎一切丑恶现象”。“粉碎一切丑恶现象”用中文一表达就没味儿了。但是这个词在当时法国文化界、知识阶层里，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粉碎丑恶现象”，或者“粉碎卑劣”也好，我不知道它应该翻成什么好。法文就是Ecrasey L’infâme（踩死败类）这对于说伏尔泰的性格挺有帮助的。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句子，Ecrasey就是把它碾碎、把它粉碎了或者把它踩成粉末那个意思。L’infâme真的很难翻译，意思呢就是一切丑恶的东西、卑劣的东西、迷信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专制的东西在内，都要把它们碾碎。以后他再给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那信的一角就都会写ELI那么个简写，这成了他的一个符号了，也很代表伏尔泰的人格。这个字翻成英文都没法翻的，我看了一些本子翻的英文都不对头。语言代表一种文化。这个L’infâme的意思就是一切丑恶现象全归在里头了，这么一种无耻、迷信、狂妄……反正一切坏东西都在里面，我看有点像“文化大革命”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思，指一切坏东西要把它碾碎，是理性的、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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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勒内·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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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第二个来源我简单一点吧，就是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们、思想家们，首先就是笛卡儿。笛卡儿被叫做“近代哲学之父”，他主要提倡理性。以后荷兰的斯宾诺莎，日耳曼的莱布尼茨等等，虽然跟笛卡儿不尽相同，但是都是沿着他这个思路下来的。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的，叫做“我思故我在”。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忘记了“我思故我在”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我给他概括，叫做“我疑故我思”，我有怀疑所以我要想；“我思故我在”，我想，所以我存在。笛卡儿有这么一个彻底的东西，就是要把一切过去信以为真的东西通通打倒、推翻，重新做起，这表明了笛卡儿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彻底性。然而他这个人还是神学影响非常重的人，他为什么写《第一沉思录》呢？他给巴黎修道院的院长写信，说明他为什么要写《第一沉思录》。他说信仰上帝对于信仰上帝的人、对于基督教徒，不成问题，有信仰就够了，他信他存在，所以他存在；但是你让那些异教徒，不是基督教徒的人去说上帝是存在的，那你就非得要找出充足的科学的哲学的道理来说服他才行。所以，笛卡儿是抱着有神论的信仰，想要用科学的办法，用他的几何学的办法、数学的办法去说服那些非基督教徒，让他们信仰上帝。他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在《欧洲文明扩张史》第153页上我写道：“上帝和灵魂的存在与否，对于信教的人来说，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光凭信仰就足以使他们对上帝的存在确信无疑，并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问题是对于不信教的人，光凭信仰便不够了；就需要哲学家们用‘自然的理由’来说服不信宗教的人。……如果用这样的办法论证神和灵魂问题，使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怀疑，对上帝的信仰就不会产生问题了。归结到一句话，用几何学那样精确的方法去处理形而上学的神学，这就是笛卡儿提出的方法。”）那怎么可能呢？信仰跟认识本来就是两回事。但是笛卡儿做了一件好事，什么好事呢？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用科学的办法去论证，但是他论证的结果都没办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笛卡儿的这个矛盾那个矛盾，最大的矛盾是这个。但是从他这个路子就启发了后面的认识论，什么认识论呢？科学的、哲学的认识论，不是神学的认识论。总括起来可以说，英国的经验主义加上法国的理性主义汇成了18世纪启蒙时期的全盛时期。那么，这个启蒙时期的重要性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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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发展到18世纪末以后，大家都知道，就有了法国大革命。这个“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对于法国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你可以推论好多，我本人没找到。巴士底狱的暴动怎么就是从“启蒙运动”出来的？这个思想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书没有找到很直接的材料去说明它。以后就是法国大革命了。法国大革命提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不能说是跟“启蒙运动”没关系，那还是有关系、有联系的了，特别受卢梭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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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启蒙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本身，从18世纪末开始转到德国。转到德国的路子就和法国不太一样了。德国的情况不同，德国的专制更厉害一些。“启蒙运动”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在德国的表现形式是所谓的“古典哲学”——其实应该叫“经典哲学”，就是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这一段，这在理论上、在哲学上有着很大的建树。但是它没有表现的像法国那样活跃、跟社会现实结合的那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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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也讲了，在“启蒙运动”时期，工业革命正在发展，以蒸汽机为代表。实际上瓦特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符号。工业革命在这以前已经开始了，在英国，在纺织行业。不过瓦特有一个大功劳，就是他发明了蒸汽机动力，这个动力是不得了的。那是个“动力革命”，完全代替了手工了，另外还代替了风力水力这些自然的动力。用蒸汽带动机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称作工业革命或者叫做产业革命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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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17世纪、18世纪，西欧在加速度的向近代发展。西欧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出来的？17世纪、18世纪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物质上、精神上、人文上，而且这个时期在西欧也确实是各种学术、各种文化、科学，特别是科学思维最发达的一个时期。“启蒙”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是需要延续的，因为新东西不断出现了。所以我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结论就是，“启蒙”也许在西方过时了，我看也不见得，新的东西那么多，至少在中国没有过时，我们还需要“启蒙”。现在有些文章说“启蒙”过时了，我只能说我不同意。我想今天我就讲这么些，主要的就是讲“启蒙运动”的来源，“启蒙运动”的全盛时代和它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和地位。大家有什么问题写个条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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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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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对于中国现在的“启蒙”，您认为采取什么形式更合适？尤其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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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写一篇文章了。我个人认为“启蒙”的落实，特别值得对中国说。我们中国现在愚昧的地方还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东西还很多。“启蒙”就是刚才康德说的那句话，把自己身上“不成熟”的东西去掉。“不成熟”呢有很多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理解。首先是愚昧吧，封建吧。我们，包括一些外国人，看中国经常就是看北京，看上海，看深圳，何况就算是北京、上海、深圳，也还需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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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启蒙”不是反映什么形式的问题，这恐怕要寄希望于教育的发展。而在教育方面呢，恕我直言，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所谓的“启蒙”，就是要让大家用理性来看待问题，就像康德说的，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我想这句话我们还做不到，还差很远，有时候还是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当中。在我看来，我们的“启蒙”最需要的，还是一句老话，就是科学、民主的精神。我最近在看电视，有一些人在回答记者的问题，要发扬民主嘛，要“为民做主”嘛，你要是对民主还做这样的理解，你说这还不需要“启蒙”吗？民主就是要为民做主，谁为民做主啊？那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这官给你民主，你就有民主，他不给你民主，就没有民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的话，这民主的精神就是空的。我这里讲的都是精神，一种是科学的精神，一种是民主的精神。科学有两方面，一个是基础科学，一个是技术，技术领域的。另外，民主的方面，我认为也有两方面，一个是制度，一个是精神。制度呢，你成立一个机构就成立一个机构，建立一个体制，就是一个体制，但是你得有自由的精神，没有自由的精神光有一个壳，那就是空的。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个“德”——民主，是包含精神在内的。这几方面，就从知识界来说，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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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外来的文化，我们确实引进的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但是一定要分清楚糟粕和精华。我们现在的引进，我很担心的把西方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引进来了，而且引进的还非常像样，比西方还“西方”，但是人家很精华的东西没进来，学的是最容易的、表面的、包装的东西。你要讲外来文化，应该包括它的传统。将来诸位可能还会做研究工作，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学习，应该说是了解吧。社科院哲学所的贺麟先生30年代有两句话：要系统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学问，同时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学问。他说的两个全面系统不是一知半解。但是你说你将来不做这个工作，去干别的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来说，这两个“系统”是不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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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不同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更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国出现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的，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需要“启蒙”？需要所谓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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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你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是不是就是不太需要“启蒙”了？或者是不太需要所谓的理性了？中国近代问题的产生是来自西方的冲击，这确实不错的。老实说，要是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大门还是打不开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不但是我们承认的，连康有为老人家都承认，这不需要多深的学问。康有为给皇帝上书，他有很多“上皇帝书”，其中就有一句话，如果地球没有开发，西方人不过来，中国仍然沿着老路再走一千年，也就是如此。康有为看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看到。我觉得我们应该谦虚一点，我们的农业社会是否很成熟了，这个我没有调查研究过，但至少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需要“启蒙”，启什么蒙，启不懂科学，不懂民主之蒙，说穿了，理性也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人反对理性，不是说不需要理性，是说理性妨碍自由，这我就奇怪了，不要理性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啊？我想建议你们看看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把自由讲的比较全面。自由本身是包括理性的，不是非理性的。现在有一种解释是把理性解释成宿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解释，好像你理性地去安排一件事情，一切按你的计划去进行，这是妨碍自由的，这种解释我还不太懂。理性诚然是从神学来的，甚至在柏拉图时候就有这个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的概念，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加深认识。我觉得理性不是太难理解，在英文就是common sense，常情常理。“塔利班”你能不能说它是理性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常情常理。我觉得不能把理性太抽象化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我们还是需要启蒙的，既然需要启蒙，当然我觉得理性还是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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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启蒙运动与古代希腊精神有无承接关系？若有，您认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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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我看有两点承接关系，一个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对物质世界的兴趣；再一点就是它的思辨性，也是理性，就是反复论证，反复思辨。一种开放的，容纳百川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希腊的精神；再有就是求知，是求真知，伏尔泰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从希腊来的，叫求真知：“in search of truth”。找到真相，真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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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无太大关系吗？那么请问法国缘何爆发激烈的革命，而非英国的渐进的、缓和方式？其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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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回答简单一点吧，法国大革命肯定是与“启蒙运动”有关系的，我刚才说的只是我没有找到那条关系的线索，思想当然是有影响的，它爆发的起点是反专制、反旧制度，反对旧制度的财政、税收负担，等等。而且现在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那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什么人都有，对社会不满，对专制制度不满，就起来冲击一下，运动就是这样起来的。接下来才是精英出来领导，就是罗伯斯比尔、丹东这一批人。我不是说它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条线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我没有弄明白，还没有找出原因来。后人写的文章，说罗伯斯比尔是骑在马背上的卢梭，这话说的很动人啊，很有文学性，但是你得找出来到底这条线是怎么过去的，至少我还要继续研究。英国确实和法国的情况很不同。英国比较早议会和王权就分家了，13世纪的“大宪章”，应该说是一个消减王权的文件，当然它是代表贵族利益，当时的农奴和农民是不可能搞出一个“大宪章”来的，它是贵族和王室的妥协。但是这个妥协的条件，是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税收、在征兵、在对外宣战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擅自动作的，这是“大宪章”的核心。但是贵族，就是未来的资产阶级，同王室分权，13世纪的时候英国立国还不久。以后沿着这个路子下来了，国王是不能专断一切的，因为有很多习惯法，处理一个事情有一个法，这些法不但约束社会、贫民，同时也约束王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那对不起，你下台。英国这些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有暴力的东西，也有内战，内战的结果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是血腥的，但是这整个路子下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点英国人很自豪，说他们渐进的革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白色恐怖。这话虽然出于英国人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但是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王权逐渐缩小了，成为“虚君”了，有这么一个“虚君”对维持英国社会有点好处。我有一年去英国，正赶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她的生日就是它的“国庆”，我出去转转，到了白金汉宫的门前，那个时候已经在做准备了，准备下午的大游行。白金汉宫门前站着两个警卫，人高马大，眼睛眨也不眨，那些游客一个个找他们照相，我也照了，威严得很啊！到11点钟，准时地，女王侍卫队换岗，很有意思，原来那些卫兵每人牵一匹高头大马，在院子里站一排，新的要上岗的站一排，叽里咕噜的说一些，估计是敬礼的话。下午就是大游行，我没有去看，我在宾馆看现场直播，女王还有家属什么的都在白金汉宫的看台上站着，两边都是大臣，首相也在内，当时首相是谁，我就忘了，站在观礼台上，全都是燕尾服，规规矩矩，女王一出现大家鼓掌欢呼，人群中的老太太还掉眼泪。然后就是阅兵，阅兵是一个军团、一个军团地接受检阅，那个军团早就不存在了，那是老军团，仪仗队，英国人像过节一样。有一个美国游客和我在一块，就我和发感慨，他感觉很“不可思议”，英国就是这样保留王室，但是，说老实话王室没有什么实权了。把老百姓的税收里面相当一部分给了王室，养着他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的王室也没有什么价值了，现在女王也要交税了，原来是王室只能和王室通婚，所以伊丽莎白二世找的是希腊王子，结果查尔斯太子不争气，娶了个叫什么的女孩子，现在王室的威权就更虚了，越来越虚了。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就这样维持下来了。但是法国情况就不一样。大革命后，就来一阵白色恐怖，革命的恐怖，互相残杀，罗伯斯比尔把丹东杀了，然后有人又把罗伯斯比尔杀了。这个是派性，典型的派性就是从法国大革命来的。本来他们都是要推翻旧制度的，但结果互不相容，杀来杀去杀不出什么人来了，出来一个拿破仑。拿破仑打着民主、正义的旗号，先是督政府，然后当了皇帝。拿破仑是以皇帝的名义，向欧洲推广法国的革命原则，很奇怪吧？就是“平等、自由、博爱”，但是他是一位皇帝，打了15年仗，这是法国。但英国不一样，你要是说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你一定要懂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到现在，一般来讲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非常自豪的，尽管在学术界里有争论，这场大革命的结局如何，包括康德、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支持的。就好像英国支持他们的渐进革命一样，国情不一样，历史也是不一样的。英国早期的议会确实就像个议会，虽然是贵族。但是法国的三级议会就不同，是国王的御用工具，直到大革命前期才分裂，才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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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您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是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些人站出来反对“启蒙”呢？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显然也知道中国落后，但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这样“不通情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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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我就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反对？恐怕也不是反对，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后现代”）挺时髦的，就说“启蒙”过时了，大概连什么叫启蒙，中国需不需要启蒙都没有考虑，就跟着美国很少数的人喊“后现代主义”。我不是不赞成其立场，“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立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但是从一点上，比如说是科学，它就觉得科学不行，启蒙不行，理性不行，他们并没有说现在“行”的是什么东西。在批评资本主义上，“后现代主义”好像很先进，但是批判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再者一些号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说的是外国人的，我看不太懂，中国人写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更看不太懂，你们哪位学问大，可以说说。我在法国见到德里达，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他跟我说的几句话，我觉得很到点子上，他说：“我这个‘解构主义’，你首先要精通法语，我是靠着法语作为基本工具来解构它的，所以我的作品是不可翻译的。”我回国以后就让人去哲学所借一本德里达的书，那个时候哲学所没有他的书，只有一本翻成英文的，我就拿来看，老实说，我真看不懂。人家老先生已经说了：我的东西是“不可翻译的”，你偏偏要翻，不是白费劲吗？所以“后现代主义”这个东西，在西方据我了解，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不像在我们中国有的人所想的那样，觉得它是多么大的一股主流思潮。但是有一点是可取的，它对现实是批判的，对当代资本主义是批判的，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批判的，难道科学有负面影响就不要科学了？民主有负面影响就不要民主了？如果倒过来这样问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来说，就远远不是“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现代化”呢，我们现在处在“前现代”时期，离“后现代”还远着呢！现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还是挺有影响的，原因就是觉得物以稀为贵。你这里说“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也知道中国很落后，但为什么他们还会表现的这样‘不通情理’呢？”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老实说我也不太懂。明明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国企改造，是“三农”问题，是科学不发达。在科技上，报纸上说我们数第一，数第二，数第三，等等，但总体来讲呢，看十六大报告上，我们怎么讲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全面小康时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啊？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稍微离北京、上海远一点，你去看看，去农村看看，我们广大的国土是农村。就算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你举目四望，文化水平怎么样？教育水平怎么样？这个时候还说不要“启蒙”，你说还通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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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存在？例如：“史官文化”的“春秋笔法”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称作是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