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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自己也讨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精神？李约瑟已经提出了“李约瑟之谜”。你们大概也知道，他搞中国科技史，搞了半天都是技术，纺织机怎么改造的，水沟怎么挖的。我看过一个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办的展览，说老实话，我没有看到科学这个东西，只看到“技术”。当然有一个理论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春秋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果发展下来的话，也许会有科学出现。但是到秦始皇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吸收进来的都是能和儒家合起来的东西，比如说印度的佛教，中国古代的道教，这样磨合来磨合去，到宋朝的时候，磨合出来一个儒、道、释三合一的宋明理学，你说这里有科学精神，我觉得不是。有的地方，有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刚一露头就不再往下发展了，比如说宋朝时的张载，我们现在把他称作唯物主义，但他提出的东西就一个“气”字，我们就认定他这个“气”字是唯物主义。中国的思辨精神很差，就那么几个字，随你去解释。“史官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我和你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觉得“春秋笔法”正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运用“春秋笔法”，就是把你要批评的东西，要讽刺的东西，都用“春秋笔法”来概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微言”没办法张显“大义”。讲“史官文化”要弄清楚，史官是朝廷的一个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是史官的任务，所记的言，所记的事都是帝王的事，帝王的情。“史官文化”是个什么性质的文化呢？我建议你们看看《顾准文集》，那里说的非常清楚。要说近当代称得上思想家的，我觉得顾准算上一个，不是惟一的一个，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史官文化”就是一切要围绕着政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文化。“史官文化”这四个字不是顾准的发明，是范文澜的发明，他写《中国通史简编》就有了。自从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史官就是朝廷的一级命官，这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就是每朝都修史，所以我们有二十五史，号称正史，西方就没有。我们中国历史就是如此，一直到清史就是二十五史，要是没有算清史，就是二十四史。基本上保持了朝代历史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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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理性对应的英文是“rationality”吗？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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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理性在英文中一般是“reason”，就是理由。“rationality”更多偏向于唯理的。“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我看不出来。“reason”这个东西更是人文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性应该是人性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但它最早是神学理论的东西，上帝代表理性，是神学的理性。到“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地理性逐渐从神学归还给了人。“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你这里说是太多强调。现在有一种理解是把理性同命定论联系起来，或者是同目的论联系起来，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一步步达到这个目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认为理性妨碍了自由的发展。如果你非要这么去辩论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我觉得理性的包容性应该更大点。“人类失去温情”，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要是发扬了理性，恐怕也就包含了正确的、必要的温情，无原则的温情不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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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请您谈一下休谟当时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在欧洲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尤其是与康德古典这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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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个问题提的不错。刚才忘了提，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是在法国，但在英国也有几位思想家，影响全欧洲，然后扩展到北美，一个就是你说的休谟。休谟最重要的论点还是继承经验论、感觉论，当然他在道德、幸福等问题上也发挥的很充分，但更多的是讲人的理智和感情是一致的，跟理性也应该是一致的，这倒回答了刚才的问题。他的思想体系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毫无异议的。康德很受他的影响。康德的东西很不好懂，拿起来就让人头疼，他的起点是经验，但是他又说光靠经验是不够的，因为经验不能解决经验以外的东西，经验以外的东西要靠什么，按他说要靠先验理性，这就比较神秘了，所以就有纯粹理性批判了。但他不否认经验，这个经验，康德所接受的就是休谟的，休谟对后来德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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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但是您认为中国有没有进行“启蒙运动”的现实性？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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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启蒙运动”，我总觉得“运动”这个词有点别扭，但是大家都用，所以就随口说出来了。“运动”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有一种做好准备，宣传、鼓动，传达点什么东西，讨论点什么东西的意思。我觉得“启蒙”确切地说不是movement，或者是campaign，“启蒙”是一个过程，是process，是人慢慢觉醒的过程，觉悟到什么程度呢，觉悟到康德说的那种程度，我身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东西，需要成熟起来。“启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有一段我们民族的反省过程，这个我们是有的，不是没有。比如说从严复开始，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不到一百年吧，这段时期在知识界里我觉得就有“启蒙”的影子，虽然不像法国有个全盛的时期，但是在讨论。“五四运动”是把旧制度揭了一层皮，然后接下来呢，很快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产生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包括鲁迅、胡适，包括观点十分对立的人。所以在上个世纪的20—40年代这个时期，在抗日战争以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国家不统一的时候，先是北伐战争，国民党统一了以后，没有多久就跟日本打仗了。军阀割据的时期，有一个特点倒是给各种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军阀是割据的，都是大老粗，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形成了一次春秋战国以来，几千年以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时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各方面的著作是很不得了的。周谷城先生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时期全部出现的著作，有三千种，都复印了，由上海中国书局复印，统称为“民国丛书”。周先生在前面写了总序，我前面说的是在他总序里提到的。这个时期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都各说各的，没有从上到下的“文禁”，因而形成了从来没有过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局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争论的学术上的问题，很多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主张“全盘西化”的有了；主张“守旧”、沿着封建的路子走下去，吸收一点西方的路子的，有张君劢等。也有中间的，还有觉得应该继续沿着孔孟之道走的，如梁漱溟就是个代表。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把各色人物都请来做教授，连辜鸿铭这样的怪老头都请来，这是了不起的气魄。这个时期我觉得有点“启蒙”的样子。然后就要打仗了，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的。“启蒙”不是有没有进行的现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启蒙当中。比如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老顽固了，因为我太老了，学不会，但是我能否定电脑、否定网络吗？但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是我再年轻若干岁的话，我是需要启蒙的，我感觉，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不需要启蒙，说句最通俗的话，你不知道的东西，总比你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庄子老先生的话，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不要这最后一句，知识是没有终点的。我觉得“启蒙”至少现在是有现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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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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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九讲 英、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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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东西，涉及到一连串的问题，如战争、革命、政治体制、工业革命、人文环境，等等。主要是十七八世纪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前期，十七八世纪带有很明显的转机性质——包括所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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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两个世纪，我们首先就应讲它的革命和政治体制。在这之前，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战争，但到17世纪以后，革命就逐渐多起来了。革命推出新的政治体制，使这两个世纪成为否定旧制度，进入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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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不能只偏重于一条线索，比如三十年战争，光看宗教战争这一条线就不行。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战争打起来以后不一定就是纯粹的新教跟旧教打，还有可能新教跟新教打，旧教跟旧教打，混战一片。因此，“宗教战争”作为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其发生的线索甚至可以牵涉到很早以前去。所以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看近几百年的文明时期，就应运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把历史看做一个纷繁复杂的网络，是由无数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再举个例子：作为一个衍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时期，17世纪从笛卡儿开始，哲学、人文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当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理性主义得到了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各种学科发展起来。从以前的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到17世纪的生物学、化学、机械技术，等等，很多领域都有了长足进步。因此，事物的发生、发展，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都受到许多因素推动和牵制，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我们看问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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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以后，17世纪四五十年代爆发了英国内战：王室为一边，议会为一边发生了对抗——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议会的军队最终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由率领议会军队的首领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Lord Protector）执掌政权，之后英国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共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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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时期并没维持多久：到内战后期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恢复到王朝专制时代，新上台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1688年，英国从荷兰迎进一位信奉新教的君主奥伦治公爵威廉出任英国国王（当时的欧洲等级森严，只有王室之间才能联姻，贵族与平民不得通婚。因此，王室间的联姻造成了欧洲大陆复杂的国际关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是荷兰王室奥伦治公爵的妻子。这位荷兰亲王“应邀”率军登陆英国，与妻子共同成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这就是“光荣革命”。其革命之处即在于确立了议会与王权的分权：1689年，即威廉三世出任英王的第二年，国王就签署了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法案规定了当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权利，如：国王应有的权利，贵族应有的权利，财产权的处理方法，等等。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为对国王权利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在当时通过法案以文字的形式确立下来，削弱了王权。从此，议会权与王权分立的传统就在英国延续了下来。但是，《权利法案》也并非这一制度的起源。真正的起源是13世纪英国男爵们写给当时英格兰国王约翰（John of England,1167—1216）的《大宪章》（Magna Carta），里面规定了要国王承认贵族的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并且在征收国税、组织军队（征兵）、发动对外战争时，所需的经费未经贵族或元老院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决定。这里面已经囊括了国家最重要的内政外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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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它沿袭这个政治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066年，不列颠人就曾将侵入到英国本土的诺曼底人赶走，以维护自己的传统国家管理形式。同时英国还继承了古希腊自由开放的精神和文化，罗马人的一度入侵也在英国播下了理性主义思想的种子，从而使英国形成了虽然独立却并不封闭的独特的精神特质。得益于狭长的英吉利海峡，1066年以后英国本土就再也没受到哪国一兵一卒的侵扰。但这也并非意味着英国从此就与战争绝缘了，相反，他们把铁骑直接开到了欧洲大陆。譬如英法百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都是在英吉利以外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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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萌生了英国所谓的“孤立主义”原则，即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去管别人，别人也不要来干涉我，很有些“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味道。美国外交上的“孤立主义”，追根溯源也是源自于英国的。但是，这一套原则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孤立主义”事实上更为贴切的含义是首先确保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但如若大陆事务有利可图，也要积极地去参与谋利，甚至要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这便是英国“孤立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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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的精神主要体现在贵族与国王的分权上，削弱英王王权的“第一炮”，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宪章》是标志着现代英国政治体制的诞生。但是，虽然英国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比大陆国家早得多，但《大宪章》的执行过程却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国王不甘心大权旁落，有时也会反过来搁置《大宪章》，加强王权的管制。到13世纪60年代，英国的男爵们发现《大宪章》的内容并未得到充分的贯彻，便又写了一个关于分权的书面请愿书给国王，以重申《大宪章》的内容，提请国王注意。以后的十四五世纪，也就进入了国王与议会围绕着《大宪章》相互拉锯的时期。但是，《大宪章》所宣扬的精神并未在国王与贵族间长时期的相互摩擦中消沉下去，事实证明，分权制度在英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了下来，保留至今。撒切尔夫人在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有一次曾谈到苏联东欧解体以后欧洲应采取何种行动方式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还得依靠北约（NATO）来领导各国的行动。撒切尔夫人当然支持此提法，提出需要再写一个“Magna Carta”，用文字形式把权利确定下来。即使是在英国当今的保守党内，《大宪章》也时常被引用出来作为其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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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到十五六世纪的历史，贵族力量的逐渐上升，财富的日益扩增，都是与当时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英国贵族通过16世纪的海上航运竞争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当时的商业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到17世纪初，英国贵族的力量就已相当强大了。英国崛起的同时，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辖下的荷兰也希望从其控制下摆脱出来，独立发展。当时西班牙作为欧洲的海上强国雄霸一方，但由于英国对荷兰伸出了援助之手，于1588年对西发动战役并全线击沉其“无敌舰队”，自此，西班牙落入一蹶不振的境况。荷兰北方七省从西班牙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成立“联合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荷兰革命”。但当时国际社会却一直未承认荷兰的国际地位，直到三十年战争以后，才最终认同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英国击沉“无敌舰队”的行为也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表明英国要一跃成为欧罗巴的“老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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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东印度公司最早在英国成立，主要经营印度洋一带及好望角以东各国的贸易交换。公司事务起初只是由私人经理，由于经营有方，买卖越做越大，公司开始向国王和议会提出武装保护货物运输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此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逐渐带有国家性质，成为英国的“国营公司”。对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国王与议会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的需要，也会暂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还是长期处于摩擦状态，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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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贵族的力量也随之强大起来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十四五世纪英国农业的迅速发展。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最早起家于以羊毛为原料的手工纺织业，纺织业一发展，羊毛的供应量就得跟上去。因此，英国贵族就发起了一个“圈地运动”，凡是认为哪块农田是应该“改农为牧”的，就圈定下来改作牧场使用。后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一部分农民进入工场，成为工人；一部分留在了牧场，从事一些稍需技术的体力活；而更多的农民则由于失去了耕作的土地，生活穷困潦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圈地运动”就往往只讲它消极的一面，即贵族迫害农民，把农民弄得流离失所，穷的更穷，以致矛盾的激化；总不太说的却是它在历史上积极的一面，即“圈地运动”对工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因为：首先，那时需要羊毛的国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地方手工业制作中的科学技术成分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比利时当时的纺织业就很发达，但由于国家小，原料供应不足，需要从英国进口羊毛。也就是说，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也是需要英国通过商业形式来予以支持的。因此，虽说一定时期内“圈地运动”改农为牧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剥夺，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却不尽然，它促使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了工人，即后来的无产者，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资本化进程。但是，毋庸置疑，“圈地运动”的最终获益者还是英国贵族，他们已日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资产阶级化趋势。在17世纪初英国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也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显著发展，譬如比利时的列日、意大利的比萨，等等，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有些行业的技术水平方面甚至超过了英国。但总体来说，从技术发展的全面性和影响力来看，还是英国遥遥领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行会股东和农村部分农场主）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要求废除封建专制，分享政治权利，并产生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意识。国会中也形成了与专制王权对立的反对派力量，国会同国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发展。1628年国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重申未经国会批准不得任意征税，没有法律依据和法院判决不得任意逮捕任何人。国王查理一世为得到国会拨款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当国会抗议国王随意征税时，查理一世便在1629年解散国会。此后十多年间，王权同国会特别是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640年11月查理一世被迫召开新国会，标志着英国革命的开始。英国内战爆发，断断续续打了九年，直到1649年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49年到1660年之间，英国历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共和时期”，英国议会军队首领克伦威尔执掌了国家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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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阿姆斯特丹取代意大利、南德诸城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直至18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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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克伦威尔虽不是国王，但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马克思曾评价他说：“克伦威尔兼有两个人的品质——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罗伯斯比尔。”拿破仑是法兰西皇帝，而罗伯斯比尔则是法国大革命白色恐怖的头目。由此可见，虽然其执政后的头衔叫“护国公”（Lord Protector），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本质仍是十分独裁的。因此，克伦威尔死后不久，短暂的共和国时期便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封建王朝复辟，国王詹姆士二世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贵族从荷兰迎来了奥仑治公爵就任英国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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