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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给英国人设计的对印度的统治实际上是英国海外扩张的一个概括,多数都是这样的。后来法国也是这样的。英国和荷兰前后成立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什么呢?是英国国王和议会发了“特许证”的公司。所以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向海外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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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鸦片输入到中国,通过的渠道之一就是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稍微弱一点。当时它的商业的触角也非常广。荷兰通过东印度公司向外开始殖民扩张(不管殖民扩张这个词确切不确切),它所覆盖的领土是荷兰本土的几十倍,那么通过这些渠道欧洲的文明就向这些地区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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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四 “巴黎公社”起义者及市民上千人被屠杀,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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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个国家很奇怪,我去过几次印度,感触非常深。印度社会各种阶层的差别之大,“土”和“洋”之间的差别之大是惊人的。它有一种社会结构叫“caste”(种姓制度)。一种人对一种人,阶层的划分差别是非常大的。可能现在会好一点,全球化、西方文化进入的也多了。我五十年代去印度时住在他们的旅馆里,那个服务员不能够背着我出去,按照他所属的“caste”,是第九级还是第十级。他把我送到房间把我安顿好了以后,他脸冲着我弯着腰退了出去。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有“权利”揍他。这就是印度社会,还不要讲印度社会的宗教有多么复杂,但是这就是印度的本土文明。但是受了西洋教育的人,上层的、高级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西化又是我们中国所达不到的。印度人留学最早,到英国去留学最早,讲一口印度式的英文。他们个人在国内权势非常大,社会地位非常高,简直构成了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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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殖民地国家中都有类似印度的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的文明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在非洲,特别是英属的殖民地,都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不光是经济上的,是社会地位上的。所以我们叫它殖民统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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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通过通商、传教等形式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统治。各种事物搅在一起,加上自己国内工农业的发展,金融业的发展,促成了19世纪的局面。这种局面再和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启蒙运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把它制度化,就形成了19世纪西欧主流地位的近代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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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主体制到了19世纪初期,也只是在英国建立起来了。是君主立宪的形式。法国经过1848年的革命、1871年的革命以后,它的共和制度才逐渐巩固起来,影响到比利时等一些小国。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到了19世纪末还未进入近代民主国家的行列。比如说德国,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有了帝国议会,但是并没有近代意义的民主。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还是一种专制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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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民主自由思想、议会制度在西欧已经成为主流了,但是却没有覆盖整个的西欧,更不用说东欧和俄罗斯了。以后的20世纪大家都清楚,就这样下来了。欧洲的向外扩张,是从十七八世纪开始的,在启蒙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外扩充它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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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国家在接受西方的影响时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不是西方人拿枪动仗进来的,通商是有的,传教也是有的,但是没有采用像印度、非洲等地的做法。对日本的作用确实不可小看。我觉得日本一方面自己主动地搞“西化”,向西方学习,学它的工业化,也学它的民主制度。因此,日本是一个帮助推进“西化”的枢纽。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是如此,“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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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有些评论当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西方也常常有这样一个观点。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了解有时是非常片面主观的,甚至是扭曲的。比如亨廷顿写有《文明的冲突》,他讲西方文明讲的头头是道。却根本不懂什么是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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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日本属于“儒教文明”圈;我们国家的有些学者也这么说。日本文化中有中国的影响,这是不错的。但是日本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明治维新”则主要是学西方。日本绝不是什么“儒教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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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位启蒙思想家,叫福泽渝吉,他有一本书叫《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有中文译本。它里面讲的明明确确,汉学对日本的影响是很深的,但是要讲到社会的改革,要讲到近代文明的建立,日本是学习西方的,儒家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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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们中国人不该有这样的误解,把日本算做“儒教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地发展起来,学习西方发展工业,建立起它的议会制度,当然它与英国还不一样,他那时的天皇还不是虚君,而是有实权的。日本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从上到下引进西方文明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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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本来应该是一个“亚洲民族”,带有很浓厚的东方色彩,实行农奴制度,是一个被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彼得大帝登基,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向西方靠拢。彼得大帝是俄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他曾亲自到荷兰考察,亲自操作,观察荷兰的企业,认识到俄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他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一方面是为了在地理上获得出海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靠近西方。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的迁都,将都城迁到圣彼得堡,说明俄罗斯的重点、中心向西移了。西移之后,它的圆周应画在什么地方,尚待考察。这是马克思以笔记的形式记下来的。其实画到哪里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向西发展。彼得大帝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从西方引进技术,也主动引进启蒙思想。可是,俄罗斯毕竟是一个东方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家,受鞑靼统治了250年,血液中有鞑靼人的成分,而且还受到土耳其的影响。这样,俄罗斯由一个东方半野蛮的民族,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西方工业化国家,当然它比真正工业化的国家还要差得多。俄罗斯从东西方都学到了东西,马克思说过:“俄罗斯向鞑靼人学会了陆上蚕食政策,从西方学会了扩大海洋的政策。”但是,俄罗斯毕竟受东方影响很深,直到现在我感觉俄罗斯仍是个奇特的民族,文化有其独特性。就好比一座房子,有一扇大门,朝向西。另外三面墙分别有三扇窗,朝向亚细亚的窗户吹进来的是比较落后的亚细亚文化,一扇吹进来的是希腊的古文化风,一扇吹进来的是奥斯曼的风。从朝向西方的大门吹来的风交织在三股风之间,就构成了今天的俄罗斯文明。有学者称之为“东西结合部”,有一定道理,但是分析不到位。因为如果说它是东西结合部的话,是“半斤八两”。总体看来,俄罗斯除了实行了70年的苏维埃制度外,越来越向西方倾斜,不管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生活方式上。就算它实行了70年的苏维埃制度,到后来已经不行了。西方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俄罗斯的欧洲成分,无论如何是占主要地位的。现在讲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政治上的东西。今天我和你好了,我们就是“战略伙伴”;明天和你不好了,也就不是什么“伙伴关系”了。我们现在讲的是文明。当然,俄罗斯的西化进程也是从上到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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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五 俄彼得大帝(1682—1725)访问荷兰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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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彼得大帝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强大的俄罗斯赴西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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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今天也是草草提到,我讲的只是个索引,说是提纲也好,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同学们自己去看书。光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我觉得就足足够我们研究一阵子,因为东印度公司不仅是商业上的东西,也包括银行、交通、文化、关税等问题。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文明扩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上海复旦大学的汪熙教授写了一部有关东印度公司的专著,他把有关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能拿到手的都拿到手了。我很希望这本书能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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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16—19世纪是欧洲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搞清楚了,欧洲文明也就搞清楚了。这段时期搞不清楚,20世纪的欧洲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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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我觉得这一时期里面,欧洲社会有三个“转变”,这些转变都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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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转变”是由君主制转向民主制,民主制里面包括“虚君”,包括君主立宪。因为你现在看欧洲联盟里面,“王国”很多,比如荷兰,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卢森堡是公国,这些国家都是“虚君”。但这些“虚君”是资本主义的。这几个世纪中,大体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是这种转变,转变了几个世纪。所以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可能有两句话我说过,但不准确,也许是在同学们提的问题中提到过,说英国革命是“渐进”的,法国革命是“突发”的。其实这两句话都不准确。英国的社会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是“渐进”的。而且说英国革命是不流血的也不准确,国王查理一世就上了断头台。不能从表面看问题。法国革命看起来好像是“突发”的,攻进巴士底狱。革命的“突发”是由于社会长期不平等、国库空虚积攒下来的。这几个世纪由君主制转变为民主立宪制,这里讲的也是实质,有的国家还保留着“虚君”。这是在这几个世纪中的一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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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个“转变”,是由农业国家、农业文明转到工业文明,这也是一个进程。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欧洲由君主制发展到近代民主制,经历了多少事情呀。这几个世纪,从16世纪,甚至可以说是从15世纪开始,进入到近代,欧洲可以说是加速度前进,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几十年就有很大不同。这个转变当然要加上科学技术的作用,包括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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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个“转变”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了思维的模式,包括哲学思维的模式。那种探讨性的、思辨性的、纯理性的、纯粹逻辑性的思维模式,包括它们的哲学到19世纪后期逐渐完成了历史使命,基本上转向了经验主义。当然20世纪出了弗洛伊德、福科、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但他们和19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不能比。别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些作品读起来很抽象、很难读,但它是时代的产物,要解决那时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当时对自然界的问题有了那么多的探索,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康德说在认识问题上也要做同样的努力。康德首先突破了“第一推动力”问题的解决,又把思辨理性主义向前推进了。到了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才完成了任务。这种纯哲学的东西到19世纪时已经发展到顶端,再想向前发展,就是大家读不懂的德里达了。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位叫黎鸣的学者在《书屋》上写了一篇文章,大胆地说20世纪没有哲学,我同意他的观点。这种思辨哲学的任务到19世纪时已基本完成,20世纪要再往前发展,就必须借助其他学科了,纯哲学发展到了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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