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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伯恩斯坦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那本书中明确提出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应该加以修正，“修正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怎么“修正”马克思主义。根据伯恩斯坦的理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先进的阶段，工人阶级早已不处于绝对贫困化的状态，而是生活状况、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了，因此工人阶级不必像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一定要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取得政权，它可以通过议会选举争取多数选票，进入执政的地位。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还引用了恩格斯最后几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第多少版我不记得了，可能是第十二版），写的一个“序言”，恩格斯在这个序言里说，“政治性突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由党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取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据此伯恩斯坦说，看来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变化，似乎工人阶级不一定要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必须起来通过一次猛烈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恩格斯有这样的话，伯恩斯坦引证了他的话。这段话我查来查去查不到，就是这个序言，十二版序言我查不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我查不到，在我们中文版的《马恩全集》里也查不到。这个我一直是个问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马恩选集版最早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究竟是苏联理论界还是我们这出了问题，觉得不合口味就把它拿掉。这是个“谜”，但是文字确实在那，伯恩斯坦引用是用的直接引号。最新出版的《马恩全集》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有没有补进去。总之，伯恩斯坦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政做了理论上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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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20世纪执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就占了一个席位，有时是独立执政，有时是联合执政，进入了我开头所说的“执政实验室”。特别是二战之后，好多国家都有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英国叫工党。英国工党执政当然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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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0年代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感觉到伯恩斯坦的理论根据又起了变化。因为伯恩斯坦的理论依据的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现在发展又不同了。确实到了50年代末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个跳跃，非常快。我想到底是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较早。我第一次到法国，黄油，咖啡这类东西还要凭票供应，这是50年代初的时候，后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市面很快繁荣起来。我去过维也纳，也非常明显。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慢慢四大国占领状况结束，很快维也纳就发展起来，到底是工业基础比较厚实。社会民主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理论需要修改，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需要理论的支撑，那些个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理论支持，共产党跟社会党，都要有个理论托着它。当时，调整后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就是1959年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的变化是，不再提马克思了，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民主党里边的一个问题，他们其实早就放弃了，但是没有明白地说。《哥德斯堡纲领》把这个明确下来了，根本不提了，法国社会党的论点（说法）是：资本主义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我们对待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种论点，社会民主主义必须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作为基础。法国社会党跟德国社会党说法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因此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要发展，慢慢连“工人利益”也不要了，说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哥德斯堡纲领》在西欧是有很大影响的，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又一次修正，这一次是修正伯恩斯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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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前两年，由英国布莱尔出面提出“第三条道路”，在我看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次理论修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能等闲视之，我看有些评论说无非是政策上的摇摇摆摆。不是的，它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详细情况，你们去翻翻当时的报纸、当时的文件，特别是他的理论助手吉登斯所写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方向》这本书。吉登斯也来过中国。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一般西方报纸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没有意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我的解释是“新社会民主主义”同“老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更向右靠拢，更向自由资本主义靠拢。还是我说的社会民主主义总需要理论上有个说法。你说他是个“说法”，我看也够了，但这个“说法”很重要，它反映了世界上一个趋同趋势，就是左和右的趋同，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但这个“趋同”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更加向资本主义“趋同”而不是相反。这个“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传统资本主义下来的这条路线也有向社会主义学习的一面，在措施上举措上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像北欧就很明显，英国实际也很明显。这些大国都很明显。法国社会党，你到他总部去看，跟我们共产党从组织系统上没什么太大区别，也讲党委、支部、小组。没什么区别，因为本来是一个根子嘛。都是19世纪出来的，因此“第三条道路”，不管怎么叫，英国叫“第三条道路”，德国不这么叫，法国社会党也不这样叫。但他们实际走的是这条路子。现在法国形势看得更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也不行了，拿不出新的纲领出来，拿不出可以绝对向自由资本主义挑战的纲领。但是有一点它还守住了，就是它讲“平等”，讲社会“公平”和“不公平”。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有一条讲“福利国家政策”，不是调整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福利观念的问题，这观念说穿了就是国家不能承担这么多民众福利，受不了。这有点跟我们社会保险问题差不太多，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具体经验，但是问题还是非常之多的。从纲领上讲，社会民主主义还要保存他这块老牌子，就是讲究“平等”，讲“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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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当时克林顿在执政，他把这个牌子抢过去了，他和布莱尔联合召开过一个叫做“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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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条道路”不要就事论事地看它，它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政治趋向，一个政党的变化，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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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讲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留到下次讲；你们有问题，也在下次一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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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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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二讲 20世纪的欧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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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欧洲，上次讲了两个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崩溃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今天讲第三、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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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讲德国问题，包括希特勒法西斯问题。德国问题是日耳曼民族问题。日耳曼民族在20世纪当中有三部曲，第一步曲是极权主义推到了极端产生法西斯主义，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次大战造成的伤亡，人力物力损失，骇人听闻，到现在报纸上杂志上还接连不断有披露。当时德国法西斯搞大屠杀，设了许多“集中营”，对犹太人，对被他们关进来的人，施加人间最残酷、最血腥的迫害、屠杀。这个问题是个专题问题，今天不可能完全展开。比如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上很优秀的民族，19世纪虽然还没有统一成民族国家，但是它的文化、艺术、哲学，科学，在欧洲甚至世界上都走在前面的，产生了康德、费希特、歌德这样的文化人、哲学家，怎么会产生出一个希特勒呢？这是一个应该专门研究的问题，其实你们有兴趣应该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与日耳曼的传统特别是政治上的传统和他的民族性都有关系。日耳曼民族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崇拜“铁碗人物”、个人，再有一个相反的，是一种“平民”的（不是贫困的贫，平常的平）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真的要是没有俾斯麦，那德意志帝国还真成立不了，俾斯麦提出血和土的政策，blood and soil，这有点希特勒的味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威廉皇帝的威望也不行。你看西方人有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打的时候，德国士兵对威廉皇帝拥护的不得了，士气这个高昂啊，很难想象。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末期的时候，民族主义的高涨。德国人叫völk Nationalism。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要把“天下”都变成德意志的“天下”，结果打得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短暂脆弱的“魏玛共和国”之后，德国民众急切希望一个领袖出现，挽救日耳曼民族的命运。结果希特勒用他的“谁拥护我，我给谁面包”的口号，骗得了群众的拥护，在议会选举里得到多数票，希特勒是“合法上台”的，不是非法的。他在几年中搞了工业化，军工迅猛发展。羽翼丰满后，发动了战争。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做了一次总结，使得日耳曼民族有了真正的转机。当然二次大战之后，德国由于国际形势的缘故，不得不经历一段一分为二的局面，西德在这个阵营里，东德却在那个阵营里。但是有一个在日耳曼民族中不能摆脱的愿望，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民族国家”，这是它的一个民族夙愿。这么多世纪以来，从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日耳曼人就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民族的概念，日耳曼人到处都是，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歌德说的：“德意志啊，你的祖国在哪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按照他的设想，最好各个地区的日耳曼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艺术、音乐、哲学，但是处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这是一个民族夙愿。费希特、黑格尔都表达了这个夙愿，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贯穿了日耳曼民族本身的精神和历史。虽然冷战一分为二，但是一旦有了变化、有了适当土壤就出现了前几年德国重新统一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推倒“柏林墙”，东德的人大量向西德涌进，像一股迅猛的洪水，人们高喊着要统一、要自由的口号冲向西方。当时西德科尔政府顺水推舟，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总算是了结了日耳曼人世世代代憧憬的民族统一。当然在统一之后有很多问题，双方在各方面存在差距，但作为“民族夙愿”，双方做了了结。你们看看历史，日耳曼民族确实很坎坷。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过一句话我觉得是个“警句”，他说：“欧洲的形成和欧洲的解体总是围着德国转的。”在统一之前我到东德就有这个印象，东柏林工业区非常强大，是个很大的家伙，两个德国统一起来力量不得了。现在看没什么，倒是困难重重。但作为民族夙愿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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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七 德国大诗人沃尔夫冈·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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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讲这么多，应该说是冷战解体以后，给德国带来了机遇，当然困难也有。本来他们的历史是扭曲的。其他东欧国家也一样，如本来捷克在二战以后已经组成政府了，但是苏联硬搞了个政变把它搞下来。它是个“人为”的东西，凡是什么事情人为的总是不行的，当然人的努力是需要的，但是硬把一件事情不按它自然发展规律去做，那你做不成，明明是一个理性的东西非要非理性去处理，你一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得到一些“效果”，但最终什么也得不到，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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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后再用一些时间讲讲最后一个问题，即“欧洲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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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八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联盟“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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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这样点到为止，大家有问题再提或者自己看看书。“欧洲联盟”，大家都知道，细节不去讲了，我只讲讲我的评价。我觉得“欧洲联盟”是欧洲人在20世纪的一个大创举，不能小看，它是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的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欧洲联盟从1958年《罗马条约》组成6国“小欧洲”，这6国是法、（西）德、意、荷、比、卢，到现在“欧洲联盟”有15个成员国，近景规划要扩大到25甚至27个国家。这是它的一个理想，几个世纪的理想，甚至于这个理想可以从“罗马帝国”那找到来源。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欧洲人，都信仰基督教，就应该有个大帝国把他们都收拢起来，而且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因素，比如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叫他自己是“西方帝国”，其实差很远，他所覆盖的面积很小。西方帝国、罗马帝国甚至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拢不起来的“帝国”，但是在欧洲人脑子里总是留下这个印象，觉得欧洲人同非欧洲人应该有一个界限，这个是长期的理想，一直到现在。“欧洲联盟”每次要通过一个比较重大的文件，总要回溯一下过去。这个精神来源应该是很久了，若干个世纪以前了，欧洲人都有这个观念：我们都是欧洲人。“欧洲联盟”体现的就是这么个精神。现在再讲精神不行了，而实际上也有这个需要，特别是经济、生产力上进入工业化、进入高科技阶段，商业流通这么广泛。即使不成立一个共同市场，这个不叫共同市场的市场也存在着，现在就是给它加一把火，需要做一些非常复杂的组织工作，就水到渠成了。我说欧洲联盟，是欧洲人的一个创举。确实是啊，你想想看，这么多有自己主权的民族国家把他们搞成一个“联盟”，虽然“联盟”里边问题非常之多，但是什么地方能出现这样一个“联盟”？非洲有“非洲统一组织”，那根本不能比，亚洲也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欧洲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其他洲没有的条件，就是它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叫做“同源异流”，这是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啊！欧洲有两种意识，一个叫欧洲人的意识，就是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区别，第二个是民族意识，就是我是法兰西人，你是英吉利人，这个是不含糊的，所以欧洲统一体现了一个“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它是有共同文化起源的，但是这个文化起源发展下来的话又是分流的，有民族特点。这个是“欧洲联盟”之所以可能的精神上的土壤，再加上客观上有这个需要，所以就形成了“欧洲联盟”。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创举。但是它历经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多年好多年摸索出来的。在19世纪后期，首先也是法国和德国，已经感觉到应该组成某一种形式的共同市场。当时“共同市场”这个词已经有了，后来就打仗了，搞不起来了。在二战之前，白里安——法国的总理还曾经想搞一个“共同市场”，而且他搞成一个文件，但是没有弄成就打仗了，是二战以后才开始搞起来的。现在的“欧元”啊，特别是硬币“欧元”，我觉得它做的挺技巧的，挺有意思的。正面是统一的图案，背面是民族特点，比如法兰西的是法兰西的图案，正好反映了刚才我说的对欧洲的看法。看欧洲啊，就要把握他的“一”和“多”的关系，它又是一体的又是多元化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讨论会，在巴黎的讨论会。它的题目是“在一致当中的多元，在多元当中的一致”：identity in diversity，diversity in identity.现在在我们研究“欧洲联盟”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我拿出来供大家参考，不一定是准确的。这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朋友说的，他认为“欧洲联盟”甚至于可以成为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当然谈世界政府还是遥远又遥远的事情，但是从推理上来讲，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区域化的东西你都搞不起来的话，那你全球化也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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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九 欧洲议会——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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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欧洲联盟”的创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两条，第一，它有严密的组织、组织结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而设。“欧洲联盟”设立了很多组织，三级组织，四级组织，首脑会议，各级理事会。各种理事会就是各种部长的理事会，各行业的，比如说农业部长理事会，那么就是各国的农业部长参加。经济的、工业的各个部门的，运输的各个部门的理事会，下面有很多专家小组，专家组织，广泛的聘请。它讨论决定每一件事都是反复论证，都是有相当科学依据的。比如说过去德洛尔的计划，也就是建立“欧洲联盟”的计划，从欧洲共同体建成欧洲联盟的总的计划，一揽子计划。当时我看的时候，说老实话觉得太琐碎，觉得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就是作了一篇很详细的计划就是了，包罗万象的计划。可你进一步地了解它，它还是有它的客观依据的。有数字的调查，有材料的搜集，有背景资料，各国的专家参加反复讨论。“马约”很有名，“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它不是通过了一个工作计划叫做“白皮书”吗？很厚的一本，但确实是经过专家论证过的。当然了，“欧洲联盟”的问题也特别多，比如机构过于庞杂，官僚体制，浪费，这个都是报上经常提到的，也经常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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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依靠法律。“欧洲联盟”的法律非常之多。几乎每件事情，每个行业，每一个专门问题，都有一个法的规定。这个也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我觉得“欧洲联盟”就是靠这两条维持它的日常工作的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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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洲联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扩大”，向东扩展。前几天报纸上登着，电台上也报道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土耳其问题，扩大以后呢，当然成员就多，成员越多呢，发展水平不一致，比较贫困的落后的一些国家就要拉先进的国家的后腿，先进的就不情愿，说穿了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土耳其还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这都不好解决。但是土耳其现在非要参加不可。而作为“欧洲联盟”本身来讲，它在东扩，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欧洲的理想”在里头。欧洲联盟的东扩和北大西洋公约的东扩这两个东扩有些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研究它，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欧洲联盟的东扩”很突出的一点，它是一种“制度的东扩”，也就是要把西欧的制度一直扩大到东欧去。它的理想境界还是刚才说的那种“欧洲的观念”，能够形成欧洲的这么一个“帝国”，这么一种联盟，这是“欧洲一体化”的一种历史上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