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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在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日益“边缘化”。大学中的马列学院招的几乎都是“调剂生”，是否意味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走上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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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想我“曾经”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按部就班的这样下来了，按照上级的部署，应该学什么就学什么，比如说政治经济学，那你就必须要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苏联的党史你就必须得学“联共党史”，这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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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这样界定的话，我也“曾经”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不管你这里边说的各种现象怎么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必须重视。过去党校的副校长吴江有一篇文章我建议你们看一看，发表在《随笔》上，叫做《重读马克思》。他的后面邵燕祥另外写了一篇文章来评介这篇文章。我基本上同意吴江的观点，我劝你们，至少在你们学习期间，起码不能忽视马克思，你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某些现象的时候还离不开马克思。现在主要是我们“文革”闹的，闹的马克思不吃香了，马克思主义人家一听就脑袋疼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是我们的损失，现在西方人都在反思马克思的作用。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圣经”来念，而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哲学，特别是哲学，或者是经济学，甚至人类学来研究、学习它。我们过去在学马克思的时候把它语录化了，就是脱开了马克思的时代背景，脱开了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去看它的某一句话某一篇文章。你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你们多数的人还没有出生呢，那时候读马克思读什么呢？《法兰西内战》等几篇文章，当然也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那篇文章我觉得是一个急就篇，就是巴黎公社以后，普法战争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急着忙着要交一个报告让他写，两三天就写出来了，不可能有很深的思想。但是有些马克思的东西，特别是哲学上的方法论，大家不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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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如何看待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解体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偶然的迂回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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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我觉得它是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十月革命”当时是不是成熟，值得研究。它在历史当中的地位我觉得还是应当重视的。苏联毕竟存在了“七十年”，这个七十年里面，所犯的错误，都是我们后人应该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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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刚才提到是历史的包袱使得欧洲人和中国人变得懒散，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历史的包袱是如何造成这种现象的？美国人的积极勤奋真的就是因为历史短吗？我们中国人又应该如何把这种“包袱”变为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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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中国这包袱很容易理解，欧洲也有一点包袱，就是历史上的“包袱”，“包袱”我是加引号的，它是可以变成动力的，但是必须你自己有一个革命的行动把它变成动力。什么行动呢，就是把自己传统的坏的东西扔掉，彻底否定。我们这个懒散的习惯从哪里来，从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几千年不是一下子能改掉的。鲁迅的《阿Q正传》你现在再看看，现在有没有那时的现象？鲁迅用了几个很刻薄的字：“国民的坏根性”。国民性里面就包含着历史的包袱，是过去的封建帝王、等级制度留下的这样一个历史包袱。美国人的积极勤奋，不光是因为它的历史确实比较短，你细想的话它的历史也不太短，它是第一个在世界上成立总统制的联邦国家，讲这个的话，历史并不短。你要讲老资格的话，在建立民主制度上，美国他比法国资格还要老一些，我觉得美国人的积极勤奋，现在恐怕也不一样了。就是它绝路逢生，到了一个新地方它非干不可，是个生存问题，活得下去活不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不存在。现在看美国这么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它早期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艰苦环境逼出来的。它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包袱，也没有中世纪以后的君主专制的包袱。从另一方面看呢，从哲学思想上讲，美国没有思辨的形而上的东西，因为移民到了美国那个地方，不容自己细嚼慢咽地去考虑那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生存问题一开始就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后来的一些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到美国去，面临同样的处境，他们的后代都成为美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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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我们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一直没建立起来。请问：您认为这种新文化应该是什么人领导的、具有什么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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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我想文化不能让“谁”去领导。我对报纸上现在用词呀有时候有点意见，比如说要“建立”一个新文化，这新文化恐怕不是“建立”的问题，建立就是新文化像盖房子一样的建立起来，一个新文化恐怕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倒是应该具有什么特征的文化我们值得好好讨论好好研究一下。我的看法，我们的新文化应该，现在其实已经在这样做着，用通俗的说法，吸收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改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改造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吸收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个人觉得它是通向不了现代化的，得肯定这样一点。你要通向现代化，还得走现在的这个路子，建设自己的工业，建设自己的科学技术，建设适应这个新形势的新思想，说到底还是“科学与民主”。这个文化必须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吸收我们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我简单讲这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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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陈老师，“欧元”的发行对整个“欧洲联盟”在政治上有什么影响吗？这是“欧盟”出于加强政治上统一的考虑，还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措施，来促进欧洲的进一步统一？抑或是一种出于统一的激情而做出的举动？“欧元”的生命力会持续很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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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这是肯定的；但这个人为的因素没有违背“欧洲联盟”的发展规律，“欧洲联盟”或者说欧洲统一是符合欧洲人的一般愿望的，刚才我说的“我们都是欧洲人”这个一般愿望。它这个货币问题又是国家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你比如说两德统一，两个国家统一，从哪儿入手，就得从改革货币入手。其实这个问题呀，大家都这么做的，比如我们解放以后，先搞货币改革，把货币控制起来了，把金融控制起来了，政治上就好办，否则的话政治上就乱了。“欧洲联盟”的建设者们看到这一点，所以人为地促进它这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看的相当准，这个酝酿时期相当长。准备时期相当长，过渡时期也相当长。慢慢地使得欧洲人在发行“欧元”上有一个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才发行欧元。所以欧元的发行，没怎么太影响欧洲人的情绪。反之，欧洲人口袋里装着“欧元”，无论到哪个“欧元区”去买东西，都用“欧元”来计算，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欧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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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1）我想问一下关于论文写作的事！我看过您的几篇文章，多是从历史哲学角度来看待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欧洲何以为欧洲”，该从哪个角度入手？是要从某个角度，如文化传统，历史哲学进行中西比较吗？按通常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做这个论文，好像比较不容易。在论文中是该写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还是对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作正面或反面的评论？比较难做的是如何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究竟该如何来写，该用什么样的逻辑来看这个问题，请老师多加指教。如果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来写，是不是有点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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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人的懒散也许是有基础的，欧洲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但中国人好像还没有基础，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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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吧？那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想主要还是从历史上从文化上，发展上讲，这个我明天要讲的，所以我现在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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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懒散是相对的说法，并不是说他都那么懒散，把他说成是一个人民的本性是不恰当的。欧洲人还是跟美国人来比较吧，它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宫廷文化，这跟我们过去的封建文化一样。宫廷文化也好，封建文化也好，这文化有它精致的一面，精雕细刻的一面，以满足它文化上的要求，但是也有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简单说说比如玩物丧志。好的那一面是精致，另外一方面呢就会造成一些懒散的习惯。这也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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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问：是不是自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1815年建立，英国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欧洲，不再努力抓住美国不放，使美国有了发展的机遇，没有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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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个观点，这可以考虑啊，同学们也可以考虑。但英国当时确实是老了，比起朝气蓬勃的美国确实不太一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那本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到了美国之后体会到美国有一种蓬勃的气象，欧洲没有的气象。当时托克维尔去美国的时候，法国还是王朝时期，共和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也表现出欧洲人比美国“懒散”的一面。相对地说，法国人非常的会玩，我觉得有精致的封建文化的国家一般都比较“懒散”。就拿吃饭来说，你看我们国家的饮食文化多么精致啊，你说那几大菜系，这个系那个系，你到欧洲的法国也一样的，菜非常精致。有一次，李一氓你们知道吧，一个老同志，我陪他去见那个法国的约里奥·居里，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他也是个物理学家。谈到什么呢，就谈到中国和法国的比较，文化上的比较。第一就是饮食文化，法国在欧洲领先，中国饭也是有名的，是可以相比较的。美术，中国有齐白石，法国有毕加索，这样的比较。凡是有封建文化传统和积淀的都有比较精致的艺术和品位。到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的饭难吃的不得了，没法吃。艺术品味粗俗得很，格调很低。华盛顿的白宫，参观的时候要排长队，白宫算什么呀！那白宫还是法国人设计的，按照凡尔赛的路子建立的，比那凡尔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确实啊，历史有它“包袱”的一面，还有它可取的一面，不要把它绝对化。我建议你们看一本书，叫做《伯林谈话录》。伯林啊，英国籍，他原来是俄国人，后来到英国去了，他有一个谈话录，很薄很薄的一个小册子，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他有一个中心思想，我很同意的。他讲自由，所谓的自由首先是心态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多元的，不认死理儿，不是一条胡同走到底。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凡是把事情一直要推到极端的时候必定要出问题。我们考虑问题时，脑子要复杂一点。我们说青年人单纯，这是好事，但是你不能老单纯下去啊。你十七八岁单纯，二十几岁单纯，到了三四十岁五六十岁你还单纯，那就简单化了。像我这样如果还像十七八岁小青年那样“单纯”，不就麻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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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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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三讲 欧洲文明与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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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欧洲文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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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5日，“太平洋学会”有一次小小的聚会。聚会是于老光远先生倡议的，大家议议“国际问题”。会上多人发言，于老时有插话，启迪良多。我在简短的发言中讲了我的“世界文明历史观”，略谓现在讲“太平洋”，不能不讲“大西洋”，因为世界早已连成一片了；两“洋”相较，“大西洋文明体系”在“世界历史”中仍处在“中心地位”，意即领先地位。事后我想，我说的不过是事实，只是持辞过简，很容易被加上一顶什么什么“论”之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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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话并不新鲜，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我在《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曾引用了康有为在《上皇帝书》里的几句话：“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中国现在诚然已是今非昔比了；然而，“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命题和任务，仍远未完成；老实说，“向西方学习”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依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从世界大势上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这是历史文化的事实决定了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学，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事实（历史的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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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我脑子里的两条线”，二是“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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