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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 玛丽·居里（1869—1934）和皮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于1911年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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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里的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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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上有“世界历史”四字。什么叫“世界历史”？这题目很大。我读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好几遍，特别是那篇分量相当于一本专著的绪论，最使我记得住的，是黑格尔说的“世界历史”，归根到底是“精神的”（Spiritual），而非“现世的”（temporal）。起初，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毫不犹豫地把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判为“唯心史观”。然而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反复思索，发现“现世”和“精神”是经常贴不到一起的，“现世”多要受“人”的主观意图和不由自主的客观形势的控制和左右。而“精神”则是恒久有效的。于是，“精神”（黑格尔称作“世界精神”）便成了人类的理想或理念。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不管“现世”中发生了怎样的惊心动魄的事变，“精神”是永在的。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或“精神世界”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所谓“关键词”，如：理性（reason）、自由（freedom）、正义（justice）等等，并说“世界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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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一 德国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1905年发表“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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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二 黑格尔（1770—1831），他说：“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同时他在国家问题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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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无疑是个百分之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日耳曼主义者”。他的“世界精神”说到底是“欧洲精神”、“日耳曼精神”。无论怎样从政治上批判他，他说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却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它毋宁是“了解欧洲”的一把钥匙，而且可以从欧洲看到世界的前景。欧洲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通向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传承中同源而分流，有批判，有扬弃，但在批判和扬弃中有创新。远的不说，从15世纪以来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自由民主理念的从胚胎孕育到发芽和生成，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真可谓历历在目。欧洲的这条道路最符合康德和马克思的历史观点——社会发展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可以联成一条线的。当然马克思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论者，这是不同的。但他们都是从欧洲看世界，他们的历史观是欧洲的经验，先后陆续地散布到欧洲以外的世界。读一些历史，就不难看出，先散布到北美洲，然后是印度洋、太平洋，包括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从世界看发展问题，只能是从欧洲看世界，而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不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呢？我写《欧洲文明扩张史》，交稿时出版社告诫我千万不要犯了“欧洲中心论”的忌讳；人们是最考究“提法”的，尽管写的都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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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三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他的著作对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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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自从“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我反反复复想了20多年。在这以前我想不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把我从紧缩和困惑中唤醒了，思想解放了。“实践”包括昨天和今天，乃至未来。思想必须包括“思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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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20多年，其间经历了不少“否定之否定”之类的反复。我是研究欧洲的，有两条线在脑子里经常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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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线简单说来是“了解欧洲”。例如今天的欧洲有了“欧洲联盟”，甚至有了“欧盟”的共同货币“欧元”。这是欧洲在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它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示范”作用，是很难估量的。这个大创举是怎样实现的，难道它只是个偶然事件吗？欧洲的历史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四个字用在欧洲文化上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不过有一点不同：欧洲文化传统总是向前看的，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经常向着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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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欧洲”应当通其“三史”。一曰“欧洲通史”，“史”指过去，时光是不停流逝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眼下以前即成“过去”，从古至今的历史。司马迁大部分写的是“当代史”；近世还有“未来史”，鉴往知来，是治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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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欧洲思想史”，旁及社会史、哲学史和科学史，这是欧洲的“精神世界”的历史。欧洲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什么和怎样通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思想史。恩格斯说只有英国有“社会史”，这句话意思很丰富。现在可以修改一下，改成英国最先有“社会史”，接着，北美（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西欧大陆……都有了“社会史”。意思是说，不仅限于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遍及社会的各阶层民众的精神面貌、生活和思维习惯。老友近日万里来鸿，附寄他近译维也纳大学哲学家弗雷德里希·赫尔（Fredrich Heer）的巨著《欧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的“中译序言”，说赫尔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透过思想史看社会变化。这正是异于纯粹哲学史和社会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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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欧洲艺文史，含诗文、美术等诸科。欧洲“三史”（通史、思想史、艺文史）实际上是欧洲研究的“三科”。现在通称的“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有此“三史”或“三科”在胸，我便杜撰了“欧洲学”这个学科名称。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杜撰这个称呼的时候，只是冒叫一声，当时简单地想，既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可以叫“汉学”，为什么中国人研究欧洲不能叫“欧洲学”呢？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把欧洲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个范围里，就需要有一种长远而深刻的“学术使命”。我总记得贺麟先生的一句话，一方面要对中国的学问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学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原话记不得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自知没有能力做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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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1992年11月，我应日内瓦大学卡普尔教授的邀请去作演讲；他们贴出的“告示”，说我是中国的“欧洲学家”（Eurologist）。从一个角度坐实“欧洲学”在中国学界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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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本人“了解欧洲”的体验，其间读书之经历，感性之验证，思考之反复，不暇细说，最终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就是：欧洲文化传统以及这传统之通向今天的现代化、现代性，都涵盖在这“三史”、“三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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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我脑子里的第一条线：“了解欧洲”。横踞在我脑子里的第二条线，是与“了解欧洲”互为“参照系”的中国。这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受过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所情不自禁、摆脱不掉的情结。简而言之，就是我在一些书文中、讲话中一再提出的命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在前几讲我也提到过这个命题。说中国落后于西方，这是人人都承认的，无需太多的大道理。可是一说世界文明的中心在西方，尽管这是一句大实话，就通不过了；就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论者了，于是就不“爱国”和没有“自信”了……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少说也有100年了。其实我20来年想的问题都是前人早就想透了的，最终绕不过陈序经、张东荪，尤其是最为靠近的顾准。属于我的只是我思前想后由我自己想明白了的而已。陈序经的“罪过”全在于他公开了“全盘西化”这四个刺眼的字；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去读他写的文章，哪里有要把中国人“全盘”变成西方人的意思呢？他念兹在兹的是要救中国，是最爱国不过的；他无非是说，要救中国，必须虚下心来，取人所长。“全盘西化”已经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寓意，而且容易使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不用；然而陈序经所讲的道理，直到今天还是“金玉良言”。今天，我们确实有了不少包括高科技在内的成就，有的还位居“世界前列”，中国从20世纪的“低谷”腾飞到今天的状况，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我们难道不是仍处在“赶”的位置上吗？更何况，这成就的来源最终要在西方去找。中国要同世界“接轨”、要“开放”、要“入世”……其中缘故，还需辞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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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今天看来很简单的道理，在我脑子里竟是反复翻腾得出来的。我曾经认同过“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将来有一天西方文明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我也曾认同过某些海外“新儒家”的观点。然而，这些看法终于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发现我的感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发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中国的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幽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以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操行，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它还代表着某种文化学养。有没有这份学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它所形成的“道德”无论如何却是无能为力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发出近代文明，中国是同西方文明有了大面积接触以后才有近代史的，更不用说当代史了。开头时引用的康有为的话，是他的经验之谈，已点破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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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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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人帮”垮台20多年来，在思想解放不绝如缕的大潮影响下，有一个从朦朦胧胧到逐渐明朗的似乎“形而上”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寻觅着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理性的大方向？因为世事纷繁、变化诡谲，常会使人犯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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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岁起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教育。在大学里，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课就是“社会发展史”。前面说过，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已经解放，是燕大存留的最后一段时期，课程表里已增加了新内容。社会学家严景耀教授讲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一直讲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是闻所未闻，觉得十分新鲜。拿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走向”问题。带着这个印象稀里糊涂地走了30来年，其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复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斗争哲学”的发扬，从理论到现实生活，占据了我差不多全部青年时期的心灵，连个“为什么”都不问便以为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胡绳院长80自寿铭，“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我也是“四十而惑”，是在“文革”后期，以前是糊里糊涂过日子的“小公务员”。“文革”后，惑而求解，至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为一大悟，“跳”出现实的迷雾而求解于人类社会（世界）的大方向究在何处。由此“跳”进了东西文明的全程比较。那过程在思想里的反复，忽而明，忽而暗，不遑细说，结论却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简括一句话，就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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