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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世之欧洲，有几点我想着重说说我的意见。第一，是“17世纪”的作用。近世之欧洲，若以世纪论，每个世纪都有创新，而17世纪每为人重视不足；实则，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时期。上承着培根、洛克的实验哲学，洛克还根据英国的革命写了一份论“政府”的总结性的文字，起了近代政治文化的开山作用；下则启发了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所以17世纪是“启蒙”的“启蒙时期”，是方法论革新时期，近代的科学思维是在这个时期酝酿的。同时，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激荡了全欧，使几乎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社会意识、民风民俗……都在发生变化。我读莱布尼茨的关于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几本书，总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奇特的印象和感觉：在艰涩的语言中埋藏着深深的理性主义的冲动。那种感觉十分引人入胜——觉得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正在噪动。果然，英国的实证哲学、法国的理性哲学、德国的“古典哲学”，连在一起，造就了欧洲的近代思维。它们在欧洲社会思想意识中所起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非常值得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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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启蒙时期（或运动）。这时期素以18世纪的法国为代表，这没有错，但很不完全；它的来源固然有法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但直接起了推动之功的是英国的经验。这一点也是一般人重视不够的。恩格斯说，只有英国有“社会史”；又说，只有英国是自由最多或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这是马、恩亲眼所见并同当时的大陆做了比较以后说出来的。意思是说，英伦三岛的历史人文的独特性，使发端于贵族和商业的“自由”空气，已经弥漫到社会上去了。北美殖民地得风气之先并加以创造，得以先于西欧大陆在实践中第一个发展了民主联邦制，并在独立后得以顺理成章地第一个实现了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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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必然影响或带动后进，是最普通的常理。当然还可以说英国社会的进步来自荷兰；不过荷兰的影响远比不上后来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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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法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是直接地接受了英国影响的。影响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的影响。伏尔泰从青年时的《哲学通信》（又名《英格兰通信》）到晚年的《路易十四时代》，都历历可见培根、牛顿、洛克的影响。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更是洛克《政府论》的深化和具体化。严复著《孟德斯鸠传辨言》说：（孟氏）“……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皇家学会），被举为会员。”（惜孟氏此语的原出处，我尚未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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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会风气上的影响。前引恩格斯的话，已说明英伦社会风气比大陆先进，并早为伏尔泰等人所目睹：在法国还是王权专政和宗教派斗争和迫害正炽的时候，在英国已实行“虚君”的议会民主制和“宗教宽容”；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牛顿的葬礼如同“国葬”，而法国的笛卡儿却孤寂地死去……恩格斯的话无非验证了伏尔泰之所见。欧洲何以有启蒙运动的高潮，原因可以说出好几条，而英国经验是绝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过，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预演”，英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预演”。反复思之，确有深意在焉。三个国家的“革命”表现形式、经过和后果各有不同，但都为推翻旧制度、开辟新时代打通了道路，即打通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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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向往的理念及其所体现的民主体制，到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包括美国）已得到了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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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说到底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现世”与“精神”的悖论。重温一下这个世纪的欧洲史，也许有助于了解今天。19世纪的“现世”可以简略概述如下：起始十多年是拿破仑战争，中经中叶的发端于法国而后遍及好几个中、西欧的短期革命，稍后是几场欧洲国家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以及为时不长的“欧洲俱乐部”的“和平时期”；世纪末临近时，几个大国在“裁军”声中把战车的车轮滚滚推向更大规模的战争。恩格斯晚年预言，20年后将有大战，果然不幸而言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19世纪的欧洲“现世”就是这样在“战争”与“休战”的交替中过来的。俾斯麦说，每个国家，如果不当“铁锤”就只能当“铁砧”。欧洲人还把战火烧到了封闭的中华帝国，从而撞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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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掀开国际关系的这个表层，人们看到的则是欧洲社会性的变化。肇始于英国的自由精神和工业革命遍及北美、西欧，衍为习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此可以窥见人类社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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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一句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了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我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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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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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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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四 19世纪中叶，钢铁大规模用于建筑、运输等行业。图为19世纪40年代柏林铁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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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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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19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最后一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句话如果出自今天某个人之口，说不定会被扣上一顶“西方中心论”的帽子呢，但这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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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世界，有如剥笋一样，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先剥去所谓“国际关系”这层眼前的表皮，再把“社会”现象剥开，剥到最后，便露出了现象覆盖下的“内核”，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照我看，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古典的“文化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近代的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19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之所以称之为“体系”，并不是说，统统都是一个样儿，在这个“体系”里当然包含着“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简单说来叫做“同源分流”。相对于“大西洋”，“太平洋”则不存在这样的“体系”。这是另一问题，此处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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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在欧洲的19世纪已经浮出水面，其定义和论证也日渐羽翼丰满。概括地说可以叫做“自由主义”。〔1〕它越出了早期的纯经验阶段，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它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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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由与人。“自由”的基础是人，是个人，它充分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个人的权利、利益、意愿；只有个人的意志、创造力、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才能“文明”起来。所以可以说，“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不是“自私主义”！）为基础的；这种“把人当做人来认识”（马克思语）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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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与法律。人同时是社会的个人，因此任何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行使自由的权利；亦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对违法者的惩罚，尤其是对人的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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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需要法律来保护。康德有两段话说得最好。我忍不住再做一次“文抄公”。康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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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限制我们的自由，只是为了使我们的自由可以和他人的自由以及全体的公共利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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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附带着这种权利，那就是把我们自由还不能处理的各种思想和疑惑公开付诸讨论，而且这样做时，不会被人污蔑为捣乱的有危害性的公民，这是人类理性原有的权利之一，而人类理性，除了人人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他裁判者。而且，既然我们的状态所能有的改善，要得自这种来源，所以这样的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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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实在可以称为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把自由、道德、幸福串在了一起，视为纯粹理性的“最高目标”。我觉得这两段话是最精炼最浓缩的。后来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是对康德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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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终其极是一致的。根据洛克的话，人生来是自由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个思想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表述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表述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并且提出：“法律对全体公民应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到上个世纪已经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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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自由与民主。“自由”是一种精神和理念，“民主”还兼有制度上的意义。没有自由精神的“民主”，只是构建了一些机构。当年的普鲁士设有议会和内阁，但最终是俾斯麦和国王说了算；俾斯麦恨透了那些“议会主义”者。所以如果没有自由的精神，“民主”便是个空壳。结合起来，就是以自由为精神，以民主为制度。